一、“列国传”前史：行记、簿记与《汉书·西域传》
在《汉书·西域传》以前，《史记》亦有《大宛列传》记载西域历史，不过它的体例近于通常的人物列传，在《汉书》中被改作《张骞李广利传》。而《汉书》中的《西域传》则是另起炉灶，只有个别段落摘自《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罗列大量国家，重视对诸国自然、人文情况的记录而不专记事件，开创出一种明显不同于人物传的体例，对后来正史有深远影响。不过它与后来正史“列国传”也有一些不同。
《汉书·西域传》开篇讲述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的地理形势，这样的地形决定了“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在小序里概述的南北两道路线，又详见于正文各国记载之间：
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
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
鄯善当汉道冲，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
〔且末〕西通精绝二千里。
〔小宛〕辟南不当道。
〔精绝〕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
〔戎卢〕辟南不当道。
〔扜弥〕西通于阗三百九十里。
〔于阗〕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西南当罽宾、乌弋山离道，西北通莎车三百八十里。
〔乌弋山离〕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
安息东则大月氏。
〔疏勒〕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姑墨〕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
〔温宿〕东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龟兹〕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渠犂〕东通尉犂六百五十里。
以上摘出的文字以“通某地若干里”、“当某道”的句式直接表现了沿交通线前进的过程，前后相续，大体由南道西出，历经中亚由北道折回。它们与小序对南北两道的总述一同构成贯穿全篇的线索，也使本篇没有截然的国别分界。
为什么《汉书·西域传》会呈现出这种结构？有必要全面了解它的史源与编纂方式。分析此传内容，除承袭自《史记·大宛列传》者外，[1]还可以区分出三类史源：一是使者或行人的报告，二是有关西域统治的簿籍文书，三是与汉庭相关的史事记载。以下依次讨论。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曾向武帝汇报西域诸国情况，他的汇报已被《史记·大宛列传》引用。此后出使西域蔚然成风，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当时“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伴随着汉军事、政治力量西拓，“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2]在这种情况下，汉庭自然会获得大量出使汇报，从而有了《大宛列传》“宛左右……俗嗜酒、马嗜苜蓿”、“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等记载。这类汇报内容、体裁当近于后世“行记”，叙述沿途各地见闻，重点是皇帝关心的“奇怪利害”，即珍奇物产、山川地形、风俗政治等情况。[3]《汉书·西域传》利用的使者报告比《史记》更多，串联全篇的交通路线也由此而来，不过不能确定是出自一份最翔实的报告，还是据多份报告拼合而成。
《汉书·西域传》还依据了官方簿籍。此传末云：
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
汉代官方簿籍末尾通常合计各项数据，并惯用“最（冣）凡”一词，《西域传》末与之相似。传序又云：
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
如果把“王侯”替换为郡守令长，“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也正是汉晋时期郡县上计簿的基本内容，[4]而且本传正文相应记载与尹湾汉简、郴州晋简的形式也很相似。由此推测，《汉书·西域传》应是依据了由西域统治机构制成的上计簿籍或在其基础上由中央机构再编的簿籍。需要注意的是，来自官方簿籍的“道里远近”不同于前文所说来自出使报告的交通路线。前者是每国下所记距长安里数或四至里数，这类内容不仅见于郴州晋简，也常见于隋唐以后据官方档案修成的地志，其重点并非强调方向性的路线，而是相对位置。
如前所述，《汉书·西域传》有以国家为单位的影子，这是受到官方簿籍条列诸国体例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西域传》不同部分表现的程度不同。《西域传》记载的所有地区都有来自官方簿籍的内容，[5]但交通线叙述不及北道自渠犁以东的焉耆盆地和东部天山诸国，其中焉耆以东的东部天山诸国连风俗物产也完全失载。[6]史源类型的差别与西汉在西域的扩张历程恰好相应：西域南道最早被西汉控制，宣元以后匈奴瓦解，西汉在车师前王庭设戊己校尉，才控制东部天山诸国，在西域的势力达到最盛。[7]因此，全盛时期的官方簿籍比其余几类史源包括了更多国家，《西域传》的这些部分也延续官方簿籍的特征，明显呈现出以国家为单位，但不能认为这是《西域传》的总体结构特征。
除了来自使者报告和官簿的内容，《汉书·西域传》还有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在序言里也简述了武帝以来汉势力在西域发展的历史。这些事件绝大部分与汉相关，[8]本来是作为汉朝历史的一部分而被记录、保存。《汉书·西域传》将这些历史记载插入各国之间，但也不完全拘泥于国家的界限。例如作为汉开西域早期事件的浞野侯赵破奴攻楼兰姑师，仅见于鄯善国下，而不见于车师之后；王莽天凤（14—19）年间焉耆反叛，王骏、李崇兵败，最终西域断绝的一段史事，虽然涉及了很多国家，但并不包括车师（汉在此前已失车师），却也置于车师之后。这样的安排不是关照事件与国家的匹配，而是关照了汉从争取到失去西域的总体时间顺序—最早发生的事件位于最前，最晚发生的事件位于最后。在渠犁即轮台屯田之下，也因为记载了昭帝时轮台屯田与龟兹的紧张关系，进而述及龟兹在宣帝以后的态度转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汉书·西域传》依据了几种不同来源、不同体裁的资料，贯穿全篇的是源于行记的交通线记录。编纂者根据原始资料本来的情况有很多灵活处理，并不刻意抹平它们的特色以追求整齐。
《汉书·西域传》的这种编纂方式也被《东观汉记》继承，并影响到此后东汉史对西域的记述。今天能够看到的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与《汉书·西域传》在体例结构上非常相似，[9]刘咸炘评论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说：
通篇节节相衔，以原文道路为脉络，而填述其事，不必与《前书》相当，而适以补其阙，正其讹。[10]
“节节相衔，以原文道路为脉络，而填述其事”的体例与上文对《汉书·西域传》的观察相符。不过对“前书”亦即《汉书》“补其阙，正其讹”的，首先应是《东观汉记》。
关于范书《西域传》与《东观汉记》的关系，可以通过对比袁宏《后汉纪》、鱼豢《魏略》的相关记载推知。[11]三书详略不同，但都保留了关于大秦国的记载。余太山已经指出范晔《后汉书》与《魏略》对大秦的记载十分接近，[12]若以袁宏《纪》与范晔《书》相较，更是如出一辙，可知三书都是延续《东观汉记》的记载。此外，范晔《书》与袁宏《纪》中相当于传序的内容基本一致，而且与《汉书·西域传》序言也很接近。范晔、袁宏的传序只有两条为《汉书》所无，而且都与东汉有关：一是说明此传依据甘英、班勇所记（详下），二是说明西域军事地理的总体形势以车师、伊吾最为重要。[13]可以推测《东观汉记》的《西域传序》也基本沿用《汉书》，又添补以上两项内容。袁宏《纪》中因袭《汉书》的内容集中在前，两段关于东汉的说明附后，或许是东观史臣草草添补《汉书·西域传》序言的原始状态，范晔的段落排序则更有条理。总览全文，范晔的《西域传》篇幅最长，应与《东观汉记》最接近，袁宏删略较多，鱼豢《魏略》又增添一些曹魏的情况，但它们的叙述都以交通线前后贯穿，可以印证《东观汉记》原本的叙述结构的确延续《汉书·西域传》。
关于东汉史臣如何获得西域资料，袁宏《后汉纪》云：
和帝永元中，西域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临大海而还，具言葱岭西诸国地形风俗，而班勇亦见记其事，或与前史〔异〕，然近以审矣。
范晔《后汉书》云：
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
袁宏《纪》提到两种史源，一是使者甘英对葱岭以西诸国地形风俗的记录，二是班勇所记，范晔《书》虽然在序言部分仅及其二，但正文中也载有甘英首次到达条支西海之滨，“具问其土风俗”之事。因此，东观史臣作《西域传》，除了继承《汉书》外，至少还依据了甘英、班勇两人的记录。余太山认为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中有不少晚于班勇经营西域之事，与范晔“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之说不合，[14]不过将此句与上句的“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一并理解，可以认为“皆安帝末班勇所记”的“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是承上文仅指“风土人俗”。参照《后汉书·西域传》正文，其中记录风土人俗最为集中的地区，一是葱岭以外而《汉书》中未详之国，二是车师诸国及邻近的焉耆，前者信息显然应来自甘英，后者则似乎正来自班勇。因为班勇自延光二年（123）为西域长史，以柳中为中心经营西域，重点即平定车师六国及焉耆。[15]
综上所述，《东观汉记》之《西域传》的叙述结构延续《汉书》，其背后是两者的取材来源、编纂方式也基本一致。在两汉书《西域传》的编纂过程中，史源有较强的主导作用，而不像后来史书那样以预先设定的体裁为主导。史源与体裁先后关系的转变，亦即从“根据史源素材编纂史传”转变为“根据史传体裁制作素材”，正是官修史体制发展的关键，前者需要史家的匠心，后者需要体制的保障。
[1] 《史记·大宛列传》中关于张骞与乌孙王昆莫的交涉、汉宗女和亲乌孙、李广利伐宛的记载，在《汉书·西域传》中分别插入诸国之下；而《史记·大宛列传》两段对诸国风俗的集中叙述在《汉书·西域传》中被散入各国相应处。
[2]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71—3174页。
[3] 两汉的出使报告或行记，除《史记·大宛列传》中简短引用的张骞的报告外似乎没有流传。南北朝时期有两份值得重视的资料，一是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卷五拼合了惠生《行纪》《道荣传》《宋云家纪》，（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1—342页。另一份是见于类书、《水经注》等引用的段国《沙州记》片段，今有清人张澍辑本，（南朝宋）段国著，张澍辑《沙州记》，《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181册。《说郛》亦收此书，内容较张澍辑本为少。
[4] 参见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书书局，1997年；［日］纸屋正和著，朱海滨译《汉代郡县制的展开》第八章《尹湾汉墓简牍和上计、考课制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5—313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8辑，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日］永田拓治《上计制度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林昌丈《汉魏六朝“郡记”考论—从“郡守问士”说起》，《厦门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5] 此传葱岭内外几乎所有国家下都有簿籍资料。除诸国外，县（悬）度、大夏五翕侯和康居五小王下各记所治、去阳关及去都护里数，也当出自西域都护府簿记。
[6] 余太山已注意到《汉书·西域传》于葱岭以东诸国风俗记载甚少。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上册，第2页。
[7] 昭帝末、宣帝初，匈奴天灾人祸不断，又在元凤三年（前78）和本始二、三年（前72、前71）连遭大败，国家衰落（参见《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83—3787页），使得汉在西域的势力得以伸展。这期间汉与西域往复争夺车师地区，以汉“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告终（《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3922—3924页）。宣帝神爵（前61—前58）时的匈奴内部分裂，日逐王降汉，汉得以都护南北两道；“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从此进入西汉控制西域的全盛时期，并一直维持到西汉末年（《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873—3874页）。
[8] 也有少数各国自身史事的记载，时间上都不晚于汉武帝，推测是来自武帝时出使者的汇报。
[9]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09—2938页。本节引此传一般不再出注。
[10] 刘咸炘《后汉书知意》，《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2页。所引文之前尚有“全用班勇所记，勇记本依行道”两句，所言不确，已如前述。
[11] 见（东晋）袁宏《后汉纪》卷一五《殇帝纪》延平元年“西域都护任尚请救”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99—303页；《三国志》卷三○《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858—863页。本节引此传一般不再出注。
[12]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上册，第32—34页。
[13] 袁宏《后汉纪》作：“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通伊吾五千里，自伊吾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北通后部五百里，是匈奴、西域之门也。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与匈奴争车师、伊吾（虚）之地，以制西域。”范晔《后汉书》作：“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
[14]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上册，第29—30页。
[15] 参见《后汉书》卷四七《班勇传》，第1587—15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