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情障碍与文化

持续的情绪识别困难预示着更大的问题和更严重的心理困扰或障碍。在这一节中，我将详细说明情绪识别困难如何与一般和特定异性精神障碍形式相联系。然而，请记住，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提高自己的情绪识别能力。

如前所述，与识别情绪问题最相关的概念是述情障碍。述情障碍指的是在对情绪的主观意识和认知处理方面的缺陷，它与心身医学（psychosomatics）密切相关，因为精神上不能容忍的情绪会被理解为躯体症状。泰勒、巴格比和帕克（Taylor，Bagby，and Parker，1997）将述情障碍的显著特征描述为“（1）难以识别感受，难以区分感受和对情绪唤起的身体感觉；（2）难以向他人描述情绪；（3）想象过程受限，表现为缺乏幻想；（4）一种受刺激限制、以外部为导向的认知风格”（p. 29）。

述情障碍这一概念的优势之一在于它已经得到操作化和实证测量。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简称TAS-20）将这一概念描述为“在识别和描述情绪方面有困难，倾向于将情绪体验最小化，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外部”（Bagby，Parker，& Taylor，1994）。TAS-20有三个维度：（1）难以识别情绪；（2）难以描述情绪；（3）外部导向思维（externally-oriented thinking）。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0.81）和重测信度（0.77），并且在临床和非临床人群中，该量表的测量结果稳定且可重复。2006年，研究者开发了一个新的量表——多伦多述情障碍结构化访谈（Toronto Structured Interview for Alexithymia，简称TSIA），旨在解决TAS-20依赖于自我报告的问题，这一问题会给测量带来偏差。根据开发者的观点，TSIA似乎与TAS-20有很好的相关性（Taylor & Bagby，2013）。

述情障碍这一概念捕捉了一种以前没有被描述或理解过的现象。这是一个比识别情绪更广泛的概念：患有述情障碍的人在识别情绪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多问题。述情障碍与许多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有关：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成瘾（addictions）、饮食障碍（eating disorder）、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证据显示，不同精神障碍与述情障碍之间的联系各不相同，例如，人格障碍与外部导向思维有关，但与识别情绪无关（De Panfilis，Ossala，Tonna，Catania，& Marchesi，2015）。情绪识别困难与躯体化（somatization）、躯体疾病（somatic disease）、焦虑症和抑郁症有关（Mattila et al.，2008；Taylor & Bagby，2013）。

述情障碍被认为是一种人格特征，映射到各种精神障碍上。然而，正如泰勒和巴格比（Taylor and Bagby，2013）所指出的，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精神分析和身心医学。我在第4章详细阐述了这一概念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就是皮埃尔·马蒂（Pierre Marty）在依赖“操作性思维”的患者身上发现的“去心智化”（dementalizing）。所谓“操作性思维”，指的是一种缺乏幻想或可回忆梦境的具体思维，在这种思维中几乎没有什么象征性的活动。布沙尔和莱克斯（Bouchard and Lecours，2008）用离题联想（tangential associations）、重复动作的话语、固定表述、陈词滥调（clichés）、因循守旧（conformism）、不连贯的思想和记忆、言行不结合情境，以及内部、鲜活的客体或自我的缺失来解释操作性思维（pp. 110-111）。马蒂和同事（Marty & M'Uzan，1963）认为，符合这一描述的人生活得就像一切都自然发生在他们身上或者强加于他们一样（p. 348）。躯体化发生在心智化失败的时候，此时，大脑发生的事情被解读为身体正在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正如格布（Gubb，2013）所说的：“心灵不能以心灵的形式表达自己，因为所想全都是身体。”（p. 117）

尽管“述情障碍”这一术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但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现象有多么普遍。麦克杜格尔（McDougall，1989）和克里斯托（Krystal，1988）的研究表明，创伤可能是述情障碍的根源。述情障碍和创伤之间的相关性在最近的研究中得到了支持（Kano & Fukudo，2013），具体来说，不安全依恋会导致情绪体验方面的问题。另一项研究发现述情障碍与一种忽视、贬低型依恋有正向关联，并且与安全型依恋有负向关联（Scheidt et al.，1999）。有回避型依恋史和精神分裂倾向的人尤其难以识别情绪，这似乎是合理的推想。然而，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任何人都可能在识别情绪上存在问题。

述情障碍和依恋之间的联系激发我们思考述情障碍的起源以及我们如何治疗它。但是，在考虑发展性视角的同时，也不要忽略其他视角，例如神经生物学视角。例如，研究表明，述情障碍患者在观看面部表情时，大脑中与情绪意识相关的区域的激活程度较低（Kano & Fukida，2013）。因此，述情障碍中包括多个影响个体识别情绪能力的因素。

除了从发展和神经生物学的视角解读述情障碍，文化视角的解读也值得考虑。在考虑识别情绪的挑战时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情绪是更大意义系统的一部分。这与汤姆金斯（Tomkins，1995）等人的观点一致，在他们看来，情绪被打包在告诉我们其意义的脚本之中。文化还在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影响情绪，许多学者认为，在不同文化的逻辑中，相同的情绪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意义（Markus & Kitiyama，1991；Russell，1991；Shweder，1994）。事实上，关于情绪的跨文化研究文献不断积累，这应该使我们对这样一个事实更加敏感：作为临床治疗师，我们对患者所命名的情绪意味着什么感兴趣。我的一些临床案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从后现代的视角来看待述情障碍。过去的、现在的和不断演变的文化信仰之间不断碰撞，尤其是在情绪方面，人们的共识比过去更少。我们所有人（不仅仅是受苦的患者）都要面对这样的任务：弄清楚文化规定的行为方式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我们的个人信仰。治疗正是一个让人可以自由地表达和面对这些问题的领域。吉登斯（Giddens，1992）认为，我们对性和亲密关系的理解发生了转变，过去的限制成为自由选择和自我决定的民主化进程反对的对象，我们对于情绪的理解也出现了这样的转变。我们后现代困境的一些最新例子在流行文化中得到了体现：戴维·布鲁克斯的《品格之路》和迪士尼的热门影片《头脑特工队》表面上指向寻找充满希望、令人愉快的解决方案，但最终却记录并反映了在当前的文化中，我们对美德和情绪的理解缺乏共识（无论它们多么重要）。简而言之，识别情绪与评价情绪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