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识别案例
现在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临床领域，以实践的方式展现我所讲的观点。有些患者来接受治疗时感觉相当舒服，而且善于识别情绪。对于那些在识别情绪方面有困难的患者，治疗师必须关注这一点，并找到提高他们情绪识别能力的方法。
克里斯托（Krystal，1988）和一些其他研究者认为心理教育对于帮助那些不能识别情绪的患者是必要的。克里斯托还认为，这类患者需要支持性治疗，而不需要解释性治疗，治疗目的是帮助他们忍受自己的经历。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这一观点，尤其是其中对于治疗师可能需要接受放慢节奏，并且避免做出超出患者能力的假设的强调。然而，我不认同“治疗师可以告诉患者感受一种特定情绪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如果能让患者积极地自主思考这个问题，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这与我所说的情绪的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方面有所关联。亚历山大（Alexander，1953）提倡情绪矫正的老派智慧无意中将治疗师描绘成（无所不能的）能够洞察患者的感受并告诉患者的形象。我在这一点上持保留意见，这将我的观点与格林伯格的情绪聚焦疗法区分开来，情绪聚焦疗法依靠说教的教练告诉患者他们的感受。
我主要从心智化的角度帮助患者识别情绪，心智化将在第4章和第二部分后面的内容中讨论。识别情绪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与患者一起命名、理解和容忍他们的情绪。治疗师仍然有一定空间来说明自己如何看待事物，但对于临床医生来说，摆出一种与现实有更好的联结的姿态是不好的。此外，除非治疗师很了解患者，否则应该在认为患者有某种情绪时持谨慎态度。泰勒和巴格比（Taylor and Bagby，2013）提出了一个我很赞同的观点：治疗述情障碍患者意味着帮助他们将自己的情绪心智化。我们可以使用一系列问题来支持我们对患者感受的询问：为什么患者认为很难识别一种情绪状态？患者是否能命名一些情绪而不能命名其他的情绪？患者是否通过提及一种情绪来解释想表达的意思？如果这个意思是具体的，那么它是恰当的还是古怪的？虽然我在这里提到了心智化的概念，但我在书的后半部分将更全面地探讨它与情绪的关系。
我将介绍六个案例片段来说明情绪识别在心理治疗中是如何体现的。我有意不详述诊断，以此表明情绪识别过程与许多不同类型的患者都有关系。第一个案例是关于一位40多岁的女性患者艾米。她说听到男友谈论对同居的设想时，她对自己的反应感到困惑和不确定。之前，他们曾讨论过同居计划，但这一次，男友提出租约到期后他肯定会搬家。艾米不知道自己有怎样的感受。她知道这唤起了某种与信任有关的感受，她不喜欢它，但她必须更深入地寻找，以进一步描述自己的反应，结果发现，她的反应与失望有关，夹杂着愤怒。艾米的父母都有成瘾问题，她对没有人倾听自己的意见和某件事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情况感到很敏感。因为父母工作日程繁忙，她常常被忽视。除了家庭和个人成长史的影响，艾米的经历还有一个文化方面的因素：作为一名亚裔女性，她觉得有义务在可能的情况下谨慎对待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将它们明确地表达出来。
即使在与我会面时，艾米的情绪也很容易迷失甚至消失不见，尤其是在治疗的前五年。我们不断重复这样的互动：我说“我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然后她会回答“我也不知道”。她不太可能努力找出答案。然而，在我的鼓励下（例如“我想你可能比你意识到的更难过……”），她开始对探索自己的感受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艾米接受了10年左右的心理治疗，她越来越愿意承认自己的感受。在我描述的她和男友那个例子中，我们为识别她的情绪所做的努力推动了她与男友进行沟通。有趣的是，在治疗中她并没有透露与男友沟通的意愿，她决定自己做这件事。沟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且双方都对此感到满意。她的男友也是一个经常努力想知道自己感受的人。他告诉她，他意识到是他对租约到期的焦虑让他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从而忽略了她。他补充说，他能理解为什么这会让艾米不高兴，并确认他真正想要的是他们能搬到一起住。不是所有情绪识别的例子都能有此成效，但在这个例子中，艾米特别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她克服了内心深处忍受而不表达其感受的期望，并且她很高兴男友能承认她的感受，因为这样他们能够放心地给予彼此更大的承诺。艾米有效地把治疗所得应用于实践，承认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
第二个案例是关于一名不到30岁的男性患者伯纳多，他是那种让你不会怀疑他会在治疗中记录时间的硬汉。伯纳多并不是那种不知道自己内心感受的人，至少他经常生气。他似乎在每次治疗中都在为某些事生气，而且总是报告别人说他生气了。伯纳多曾因在工作中情绪失控而参加过愤怒情绪管理课程，还曾与人发生肢体冲突，包括青少年时期在厨房里与父亲发生过一场可怕的搏斗。伯纳多不愿多谈自己的童年，但据我了解，他接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父亲的严厉管教和母亲的缺乏约束（尤其是没有立规矩）。我们的治疗工作有三个不同的要素：首先，鼓励他意识到自己什么时候会生气，并做一些他知道会有帮助的事情，比如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试着冷静下来；第二，鼓励他告诉我生气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三，共同思考他的愤怒是如何作为一种默认情绪而干扰他识别其他情绪的。有趣的是，直到我们进展到第二个要素，即思考愤怒的含义时，他才在第一个要素——降低愤怒的强度上取得进展。
我想明确说明我们的工作实现了什么和没有实现什么。伯纳多意识到自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在自己的愤怒推动下，他一定要采取某种行动。因为他的家族史，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可以愤怒地坐着，等待着，直到他不再那么愤怒，并且更愿意与他人沟通自己的愤怒。在这一方面，他取得了一点成功，这种成功更多体现在能够对察觉到的怠慢不再过度反应（例如，在开车时，他的“路怒”变得更像“愤愤不平”），而不是获得更多智慧和节制。伯纳多是一个“紧绷”的人，而这种性格特质不太可能改变。所以，我无法举出他与人沟通自己的愤怒，并像艾米一样得到有益的回应的例子。我努力鼓励伯纳多去猜测别人的心理状态，起初他总表现出困惑的表情，而现在这一努力已经开始有所收获。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治疗工作帮助伯纳多注意到新的情绪——他对女朋友是否愿意继续他们这段关系感到担忧，他很高兴看到其他人在工作和娱乐中对他的反应似乎与之前不同了，他对于父母慢慢变老，以及其他人的童年不像他的童年一样充满暴力回忆而感到伤心。悲伤的时刻是短暂的，但是很有意义。
第三个案例是关于一位40多岁的男性患者卡洛斯，他来自一个情绪表达频繁且强烈的家庭。卡洛斯把他体验情绪的方式理解为拉丁美洲文化中的标准方式。卡洛斯能够识别出各种各样的情绪，但当他感到激动时，他的描述就不那么精确了，因此会产生误导。例如，当他的妻子在一系列试管授精（IVF）失败后终于怀孕时，卡洛斯发现自己很容易心烦意乱，当别人做了什么，他会迅速感到别人是故意且带有恶意的，却没有什么正当理由。他怀疑他的门卫认为他“吃软饭”，因为他在家里工作，但他不能举出任何实际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卡洛斯也意识到，他的反应让他的妻子感到不安，他也担心会伤害到她和他们的孩子。他为自己让妻子心烦而感到心烦，但他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更仔细地衡量卡洛斯的感受，并在我的鼓励下，选择不向他的妻子透露他的感受。我们对沟通互动进行了排练，帮助他练习不受情绪引导地做出反应。这对卡洛斯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并且他最初的尝试几乎是滑稽可笑的——实际上他不得不克制自己，不让情绪喷涌而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进步了，尤其是，这帮助他在内心中充分体验自己的情感，尽管选择不去表达它。此外，有趣的是，卡洛斯对自己能够与情绪共处而不是迅速释放情绪感觉良好。
第四个案例是关于一位近40岁的女性黛博拉，她事业有成，丈夫功成名就，还有三个孩子（一个16岁的男孩、一个12岁的女孩和一个7岁的男孩）。黛博拉和她的丈夫大体上相处得很好：他们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喜欢和许多老朋友在一起。然而，他们在一个方面反复发生令人沮丧的冲突：过度管束孩子。他们16岁的大儿子不太守规矩，黛博拉的丈夫对此感到后悔，决心对两个年幼的孩子承担更多的责任，采取更多的行动。黛博拉没有完全同意，也不反对，但当她觉得丈夫太咄咄逼人时会干涉。例如，有一天放学后，他们12岁的女儿说她感觉不舒服，晚饭后太累了，没法打扫卫生。黛博拉的丈夫命令女儿必须打扫卫生，在女儿的争吵和哭泣之下，丈夫还威胁不让她使用手机。黛博拉介入并和她的丈夫争吵，开始了夫妻间熟悉而痛苦的互动，他们的女儿则痛苦地在一旁观看。
黛博拉对她的丈夫感到有点害怕，她不得不同意他一贯的规矩，只模糊地意识到事实上她不同意丈夫的观点，她也有自己合理的观点。黛博拉与丈夫的对话激化了这种紧张。在对话中，丈夫为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辩护，并对她试图阐明的理由不屑一顾，而在她看来，严厉的纪律很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黛博拉知道但好像也不知道自己的情绪：她的沮丧和愤怒是在一时的冲动中发泄出来的，但是她也预感到自己可能会屈服，为了婚姻的和谐，这种情绪会被屏蔽。然而，当他们的分歧在女儿面前爆发时，她试图与丈夫建立稳固关系的努力适得其反。通过心理治疗，黛博拉开始意识到，不管怎样，她对事情的看法与她丈夫不同，并且她有权拥有这些感受。这对她很有帮助，但她的丈夫仍然不妥协，所以他们的婚姻冲突仍然没有解决。我们的情绪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他们可能是开放的，也可能是不开放的。黛博拉一贯的压抑风格是导致她放弃自己感受的一个因素。在治疗过程中，她发现这种行为方式对自己不利。凭借自主思考，她意识到当她回避自己的感受时，事情变得更糟了。
第五个案例是关于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艾德，他的家庭在他正要离家独自生活的时候破裂了。他出生在一个十分压抑的家庭中，而且关于家庭的信息，尤其是有关情感方面的信息（比如关于离婚的信息）不太容易获得。就好像这个家庭聘请了一位治疗师来作为患者的情绪倾吐的容器，以使家长免于处理混乱。艾德被送进了寄宿学校，但他对此很不高兴，之后他的父母不太情愿地让他回了家。
我和艾德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同样的互动，在互动中我让他告诉我他的感受，他却会继续告诉我他应该有什么感受。我会向他指出这一点，而他似乎因为对我所问的内容感到反感而表现得有些困惑。例如，在他周末去看望住在新泽西偏远郊区新公寓里的父亲回来后，我问他：“怎么样？”艾德回答说：“嗯……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火车准时到达，步行到公寓大楼又快又轻松，看到这只狗真是太棒了。”（这只狗不像艾德，能够长期住在同一个地方。）我说：“你很高兴看到这只狗，但是看到爸爸是什么感觉？”他回答说：“爸爸还是爸爸，他还是老样子——我们打网球，去他最喜欢的新酒吧餐厅，然后他问我是否想去看电影，但是我很累，所以我们就回家了。”我说：“我感觉没有听到你的感受——是不是很奇怪？你感到高兴吗？还是难过？”艾德回答说：“一切都好，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我知道爸爸想让我去，我很高兴我去了……我的意思是说，离婚对他来说压力很大，爸爸正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站起来，开始新的生活。”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艾德更容易关注父亲的感受，而不是他自己的感受。从我对他的了解和他的家族史来看，我猜想他一定有一些矛盾的感受，他可能对这次拜访父亲持消极的态度。除了那些他所说的遮掩其感受的话以外，我不确定他是否意识到了其他的感受。我能说的是，他的感情是疑难的，没有很清楚地形成，隐隐有一种对他不乐于面对的东西的回避。艾德一直在接受治疗，也很喜欢来参加治疗，但当学校生活能够顺利展开时，他也很乐于因此结束治疗。他识别情绪的能力提醒我们，这一能力必然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变化。一般来说，年轻人不太擅长识别情绪，因为他们缺乏经验。
我们的第六个案例是关于富兰克林，他60多岁，有着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族新教徒（WASP）背景。这一案例比本章的其他五个案例更为复杂，因为我介绍了他的一些情绪体验，而这些体验实际上源自我作为一名治疗师的情绪体验。这是一个关于情绪沟通和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的例子。我与富兰克林的治疗工作始于他意识到自己危险地滥用多种物质，我已成功地帮助他停止吸大麻以及避免每晚服用安眠药。他来接受治疗时有很多顾虑，但我首先处理他的具体顾虑，这会让他总体上感觉更好，并使他开始对我产生正向移情（warm transference）。他的表达很平静，但他很专注，用一种微妙的、令人愉快的语言来讲述。虽然我们很容易一起笑和开玩笑，这通常意味着我们之间相处得很融洽，但我意识到，我在我们的每次会面之前感到焦虑，并在整个会面期间不断盯着时间看，而时间又似乎过得十分缓慢。我可以将自己的情绪识别为焦虑，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对这个患者产生这种情绪。
这有没有可能是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的一个例子呢？我可以用我的感受来了解病人的感受，但对这种感受无法忍受吗？也许是这样，但也许不是。富兰克林善于观察自己和他人。听他详细描述自己的感受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他甚至喜欢谈论过去、他的家庭和其他对他来说重要的人际关系。他正在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仍然偶尔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工作，但只是有选择性地工作。他积极地谈论自己的现在和未来，以此来弄清楚自己想要如何度日。他还积极地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思，并反复强调，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我知道，他坦率地承认，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这让我很震惊，因为我本来天真地以为他来接受治疗是想改变自己的生活。
也许可以推测，我的焦虑一部分是属于他的，而另一部分是我自己的。我们的职业生涯都处于从承担更大的正式责任转向承担更少责任的过渡阶段，我们的选择自由越来越大，但要承担的日常义务越来越少。我的经验告诉我，我有某种感受，我对它感到困惑，但能够想象出促成它的一些力量。这对治疗有帮助，帮助我们发现：尽管他的自我表达流畅平淡，但他其实仍担心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这六个案例展示了情绪识别的不同方面，它们并不能构成对情绪识别的全面说明。实际上，我挑选这些案例并非刻意为之，很多其他案例也可能被选中。在艾米的案例中，我们看见了一个对自己的感受感到困惑和不确定的人，但心理治疗帮助她克服了这一点。在伯纳多的案例中，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个人，他似乎知道自己的感受（也就是愤怒），并且总是要马上用行动发泄出来，但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如何利用愤怒来掩盖其他情绪的。在卡洛斯的案例中，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感受到什么，就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但他现在知道，学会与心中的情绪共处是更可取的。在黛博拉的案例中，我们听到一个矛盾者的故事，她知道但好像也不知道自己的感受，她从陷在他人的情绪中进展到拥有自己的感受。在艾德的案例中，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个青少年，他采取了一种策略，只感受他应该有的感受，从而失去了他实际的感受。在富兰克林的案例中，我们看到治疗师的情绪是如何引向理解病人的情绪的，这些情绪是病人此前没有意识到的。
这些案例涉及情况各不相同的患者，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具有疑难情绪。艾米感到困惑，伯纳多除愤怒之外的其他情绪被掩盖，卡洛斯在激发状态下对情绪的识别变得模糊，黛博拉经历冲突，艾德忽略自己的情绪，富兰克林让焦虑远离自己的意识，这都是疑难情绪的体现。很明显，尽管疑难情绪可以定义一个人最初的经历，但它们也可能在稍后的情绪识别过程中出现。不是所有的情绪都遵循从未知到已知的轨迹。情绪处于不断聚焦和失焦的过程中，这就是为什么情绪识别比看起来要复杂和艰巨。
在这一章中，我们主要关注了情绪识别的挑战。情绪识别困难是我们都经历过的，尽管它也可能是一般性精神障碍的征兆。情绪识别失败是述情障碍的三个要素之一，而述情障碍与几种不同的精神障碍都有关。评估患者能否识别情绪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告诉我们很多信息，并且除了评估风险因素外，评估情绪识别能力也是我与新患者进行治疗工作时做的第一件事。不过，情绪识别不仅与心理治疗过程有关，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现象，是我们与他人沟通的一部分。
莎拉·西尔弗曼的例子让我们得以窥见情绪识别的一个微妙方面。在青少年时期，她沉浸在恐惧中，并深受抑郁和创伤困扰。但成年后，她设法利用自己遭受过的痛苦来驯服情绪对自己的影响——不是放下情绪，而是要拉开足够的距离，将情绪融入幽默，使她和他人以及她自己建立更亲密的联结。当我们离识别情绪越来越近，我们就需要开始考虑调整情绪的问题。
我们的临床案例表明，治疗需要包括情绪命名以及理解情绪的含义。疑难情绪很常见，即使一个人似乎知道自己的感受，也可能存在自我欺骗。在某种程度上，识别情绪需要一个人能够持续体验情绪；然而，它也可能支持放下一种情绪，这取决于情绪出现的背景。莱恩汉和同事（Linehan & Wilks，2015）提出了一个有用的意见，即识别情绪也可以包括描述情绪。然而，正如我所观察到的，在后现代社会中，识别情绪变得更具挑战性，因为我们不能假定对于这些情绪所表达的意义存在共识。识别情绪会受到个人成长史（发展）、家庭生活、文化或种族的影响。可能在一种文化中，一个人如果受到侮辱，就必须马上反击，而在另一种文化中，文明就是不表露自己的真实感情。这两种文化的情绪反应是截然不同的。
情绪识别是情绪体验过程的第一步。这是利用情绪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我认为不识别一种情绪就采取行动是有可能的。然而，最常见的情况是，一个人要么知道自己的感受，要么至少有一些想法。在面对疑难情绪的时候，想象一个人试图识别疑难情绪是很自然的。这可能是相当容易的，也可能是痛苦、难以捉摸、需要大量努力的。正如心理动力治疗师所知道的，为减少疑难情绪的神秘性，可能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行多次探索。
情绪识别只能帮助我们在利用情绪的旅途中走这么远。当我们朝着理解情绪体验的方向前进时，我们就进入了调整情绪的阶段。事实上，我们应该记住，识别情绪和调整情绪之间的区别是为了帮助心理健康专家有效地在情绪方面展开工作。就让我们迈出下一步，思考情绪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