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不加赋而国用足
接下来又征询了孙固、吴奎、唐介的意见,看法大同小异,一致认定王安石学识过人,气量狭窄,只可做具体工作负责人,绝对当不了大领导。
神宗和王安石进行了好多次的单独对话。二人初次见面时,神宗问,怎样治理天下?王安石答了四个字:“择术为先。”
“唐太宗如何?”
“陛下当法尧、舜,李世民算什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学习的人没学会,才以为高不可及。”
“卿对朕的期望太高了,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这个愿望。”
谈理想,神宗以李世民为偶像,却不料王安石直接拔高到尧舜那儿,让年轻的皇帝惊喜不已。
下面一段看似玄奥,其实比理想更重要,它几乎触及了实操层面。
神宗说:“李世民有魏徵,刘备有诸葛亮,才有后来的成就。这两个人,都是不世出的啊。”
王安石摇头:“陛下能像尧、舜,自然有皋、夔、稷、契等贤臣出现,至于魏徵和诸葛亮,在有道之士看来都不值一提。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杰出的人有很多,只看您的真诚到了何等程度。不然,就算有那些贤臣,也会被小人蒙蔽,离您而去。”
“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神宗不同意。
“正因为能看出谁是四凶,再杀掉,所以才是尧、舜。要是让四凶恣意妄为,皋、夔、稷、契这样的君子还能正常工作吗?”这是王安石在要求工作环境,神宗得像尧舜支持皋、夔、稷、契一样支持他,除掉所谓的四凶,他才能放手工作,大展才华。
接下来,发生了熙宁变法前最著名的辩论。它源于一次河朔地区的大水灾,曾公亮提议,眼下财政紧张,全力救灾,因郊祀典礼要给宰执人员的赏赐就省了吧。这道旨意被送到翰林院,请各位学士大人们拿个意见。结果司马光和王安石各抒己见,看法相左。司马光赞同,节俭从官员开始,这很好。王安石反对,说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表面文章。想当年唐朝的宰相常衮节省了工作午餐,被人讥笑,辞饭还不如辞位,根本就不配做宰相。何况现在国用不足,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儿。
司马光摇头,常衮减少俸禄,总比尸位素餐的废物们好。现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是物资不足,王安石讲得不对。
王安石高深莫测地说道:“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国用不足吗?核心问题是没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
神宗的眼睛亮了,可司马光却不信邪,他的的确确是位不世出的历史学大师,所有的事都别想骗过他。他立即指出来:“你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照户口、人头数目尽情搜刮民财而已。百姓穷困,就会沦为盗贼,这不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非常平静,他下面说的这句话,如果真的做到了,他就是旷世未有的国家管理大师。“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我可以不加税率,就让国家的收入增加。
神宗激动了,司马光愤怒了。王安石这句话,简直是在挑战他的智商和学识。有他在场,还敢说出这样的话,是对他的侮辱。司马光说:“天地间的财物有定数,只有那么多,不在官就在民。你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充足,不过是暗地里做手脚、抢夺民财,那比加赋更恶劣,加赋至少还有根据和具体数字。何况这招数很早以前就有人用过了,汉朝的桑弘羊就用它迷惑过汉武帝,后果恶劣不堪,当谁不知道吗?”
对话到这里应该说谈到了关键点,可史书里,却结束了。南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范冲版的《神宗实录》里,没有王安石的回答。以王安石当时的状态和事情的重要性,他会选择闭嘴认输吗?绝对不会!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接下来的是神宗的结论。他说,我的意见和司马光接近,但是关于两府是否减掉赏赐,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自相矛盾,还是和稀泥?神宗的心理,历代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不一一赘达,只说说自己的浅见。首先,司马光的“万物有数,不在官即在民”,乍一看非常有理,甚至在宋朝时是真理。王安石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简直就是变戏法,十足的是用异端邪说引诱年轻的神宗去犯罪。
讨论王安石,总是要和现代的经济调控联系起来,抛开“道德”,就以经济论事,司马光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王安石的叫“增值”。以政府做商号,用各种手段,包括政府调控、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加快周转速度,就会在同样的利率下产生更高的税收。说得复杂,其实就一句话,像小商贩,只要货走得快,价钱不变,也照样赚大钱。由此可以分析出王安石更加高明,他超出了时代的局限。问题是他都超出时代了,至少就不被时代所理解,那为什么神宗还会听他的呢?这一方面是被他的“戏法”所引诱,不加赋而国用足耶,多诱人;另一方面就是下面对话的内幕奥义了。
王安石封相,有许多人反对,多是名臣贵爵,为了慎重,更为了名正言顺,神宗基本上一个个地都咨询到了。
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
唐介回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要是让他当宰相,一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不得安宁。”
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
王安石说:“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后世的一些所谓学者,他们迂阔蠢笨,根本没学会,才会说经术无用。”
神宗再问:“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王安石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话:“变风俗,立法度,是当前最大的急务!”
谈话结束,从此之后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他们成了中国历史里最为合契的一对君臣。为什么呢?“变风俗,立法度”,这六个字有什么魔力吗?
魔力超级大,这是刘邦建立汉朝以前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想要富强、想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屹立不倒发展壮大的国家遵从,甚至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都以它为根本。那就是光耀后世,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翻开史书,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没办法,法家讲究实效,所以能创世。儒家教人守礼,让既得利益者喜欢。
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边让统治者们深深地忌惮,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于是造成了一个现象,即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外儒内法”的。神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在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还是颍王时,手抄了一整本的法家典籍《韩非子》,抄完后拿给自己的幕僚看,检查有没有错处。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哪怕对方是皇子,也撇着嘴冷笑一声:“韩非险薄,无足观。”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说道:“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并不是喜欢它。”
这时他在王安石的身上找到了共鸣。王安石是个妙人,根据以往各种史书里的描写,人们总把他当成一个为了信念,不惜一切代价,坚定固执到油盐不进的程度,同时纯洁到天真的人。不对,王安石很会耍花招。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怎样,尧舜禹怎样,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变风俗”,儒家学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通常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治国”,而鄙视“术”。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那是什么呢?
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也注定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产生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后期变成死敌的人。
儒家和法家,是不可调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