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安石与君实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时，王安石终于进入京城，成为三司省的度支判官，之后进入馆阁，做到两制官中的知制诰。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时其母去世，离开了京城。这六年期间，他留下了一封奏章、一件杀人案件的分歧意见，除此以外默默无闻。从那时起直到英宗去世，神宗登基，他都在江南悠游闲逛。
神宗早就知道王安石，是神宗当皇子时的亲信韩维提起的。韩维严正立身，是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人，至少经常让神宗肃然起敬。比如神宗和他聊功名，韩维拒口不谈，从一开始就掐断了谈话——圣人不谈功名，只说做事。事情成了功名自在，总抱着功名心去做，迟早成奸邪。
神宗浑身冷汗。
某天年轻的皇子穿了一双式样新颖的鞋，开封是当年最时尚的地区，人不时尚枉少年，何况神宗？韩维看见了，冷冷地说了一句：“王安用舞靴？”王爷怎么穿着花里胡哨的靴子，准备跳舞吗？神宗立即脱掉鞋，扔了。
还有赵曙和曹太后较劲期间，韩维提醒神宗危机到了，奶奶要生气，赶紧去解释。神宗立即照办，替父亲去赔罪。补充一句，神宗与赵曙截然不同，终神宗一世，对曹太后非常有礼貌。
韩维对神宗的影响很大，属于严师益友那种。尤为难得的是，他经常对国事发表独特见解，每次都让神宗目瞪口呆、豁然开朗，这时韩维总会说：“这不是我说的，是我朋友王安石的看法。”
求言期间，神宗很忙，仁宗晚年因病拖沓了很多政事，赵曙执政四年精力大多放在濮议上，没等到处理积压的政事，他就病死了，现在统统推到了神宗的案子上。忙碌的神宗没忘闲散的王安石，他下了一道圣旨，即“令王安石就任江宁知府”。以前那么多次的任命，王安石都推了，这一次他接到圣旨没有半点的迟疑，立即走马上任，当官去了。
这下子反对王安石的人有话说了，说王安石奸诈，说他有意结交未来皇帝的亲信，天天给年轻的神宗吹风“洗脑”。再派自己的长子——在前一年考中进士的王雱在京城里随时和韩维保持联系。他答应得这样痛快，第一暴露了他强烈的名利心，第二让他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为了得到重用，使尽了手段，不仅早有预谋，还安排周密。
他根本不是个高尚的人。王安石这样做，只能证明一点，他是个有意于发展的人，是个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也是个明白现实状况，懂得要达到目的必须得使用些手段的人。
王安石在半年后被召进京城，当上了翰林学士。与他一起进翰林院的，是他前半生的好朋友、后半生的死敌司马光。这两人都以执拗、倔强、不妥协著称，不过一旦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司马光差多了。有三件事可以参照。
第一，在长官面前。
王安石第一次进京当官时，曾经和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工作。某一天京城内牡丹花盛开，包拯一时高兴，请全衙的官员喝酒。席间两位未来的大佬都声称生平从不喝酒。包拯正在兴头上，哪肯放过，亲自过来劝酒。几番坚持之后，司马光投降了，他举起了杯子。而王安石不管领导怎么说，就是不喝。
第二，在工作面前。
司马光的表现在濮议中已经很清楚，此人绝不会硬挺到底。
王安石不一样，他是个死硬派。第一次进京时，他当知制诰，兼审查京城刑狱案件。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两个少年是好朋友，一个养了只非常好的鹌鹑，另一个想要。一方自然是不给，想要的这个仗着是好朋友，抱起就跑。他的朋友一时情急，追上去一刀居然把他砍死了。出人命了，开封府判凶手死刑，王安石看法不同。他说，宋朝法律明文规定，公然抢夺和偷盗都是贼，凶手的鹌鹑被抢了才去追，才杀人，明显是捕盗，是合法行为，怎么能判刑呢？更何况是死刑？理由非常充分，可开封府不服。这件事被上报到审刑院和大理寺，最后的结论是——王安石是错的。按规定他得道歉，但王安石就说了三个字：“我无罪。”不管对面是什么大佬、有什么势力，他不会低头，谁也别想勉强。
第三，在皇帝面前。
这点最重要，在皇帝面前怎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一个大臣的风骨。同样一件事，看王安石和司马光有什么不同。神宗让司马光当翰林学士，他就是不当。问为什么，司马光说，臣写不出“四六文”。所谓“四六文”，指的是魏晋以来流行的骈四俪六的赋体，对仗工整，内容空洞。神宗一听就乐了，爱卿在说梦话吗？你不懂“四六文”，当年的进士是怎么考中的？司马光不回答，反正就是不当。神宗只好放他走，在出皇宫之前，有个内侍追了上来，把任命诏书强塞在司马光的怀里，他也就当了。
绢本。古人画鹌鹑，取鹌安同音，讨其口彩。
司马光为人凡事必坚持，只是不坚持到底。再看王安石。王安石第一次进京时曾被授予修起居注。给皇帝写日记是美差，别人求之不得，他推得汗流浃背。为了不升职，他一连写了十四道奏章，可任命的诏书还是送过来了。王安石一概不收，直到把送诏书的小吏难为得跪下磕头：“求求您，收了吧，不然没法交差……”王安石仍然无动于衷，他转身躲进厕所，连求饶的机会都不给了。小吏急了，放下诏书就跑，你不要也得要。这时王安石反应神速，从厕所里狂奔而出，追上小吏，把诏书又塞了回去。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司马光的强硬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可也不能就此判定两人的高下。凡事一利必有一弊。王安石刚强，硬则硬矣，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一味刚硬，没法持久。而司马光的妥协中含有一种难得的柔韧，他比王安石更加坚忍。他注定了比王安石能等，等到他翻身做主的那一天。
不是神宗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王安石，而除王安石之外，所有的人都在回避，逼得神宗想做事，只能选这个人。即便是这样，王安石仍然没法立即得到信任和权力。神宗不是个一般的人，这个二十岁的青年，远不是大家印象里那个凡事急于求成、做事毛毛躁躁的毛头小子，他谨慎得可怕。甚至可以说，变法之所以会有后来的结果，一大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谨慎”。
他分两步来了解王安石。一是亲自谈话，二是向大臣咨询。历史里留下了很多的对话，比如神宗问韩琦：“王安石为何许人也？”韩琦摇头：“让他当个翰林学士绰绰有余，进入宰执就万万不可。”神宗摇了摇头，没再问为什么。知情的人都知道，这两人有过节。韩琦在庆历新政后被下放到扬州，王安石是他的手下。很多次大清早的，他发现王安石上班迟到，衣衫不整，连脸都没洗。出于爱护，他和颜悦色地说：“年轻人，有空要多读书，不要荒废了光阴。”王安石什么都没说，默默退了出来。他清楚，韩琦是误会了，以为他寻欢作乐，通宵达旦。但他不解释，“韩公非知我者”，这是他当时留下来的话。
之后，韩琦当然知道了王安石勤奋好学，想收为门下学生。按说两人相差近二十岁，几乎隔了一代，韩琦当年名满天下，收他为徒，这是王安石的殊荣。可他拒绝了。非知我者也，怎么可以朝夕相处？说得高傲自负，其实就是两强相遇，谁也不服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