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变法开始

宋神宗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见王安石，到第二年的二月时，才有了变法的实际行动。任命富弼为宰相，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组建改革班底，开始变法。

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个具体法令的内容、颁布的时间，以及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也这样写下去，根本没法剖析出这段历史的真相。

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的理念后，就直接上马了，是不是太儿戏了呢？神宗真的成了毛头小子，王安石真成了不学无术的“傻大胆”？

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足足十个月的时间，从他们后来所做的事业来看，他们的讨论肯定涉及帝国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他们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

第一，变法的大宗旨。那也是个大秘密，所有的举措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不过可惜的是，查遍史书，不论是古代的，还是近现代的，对此都一字不提。或许是他们没看到，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

第二，变法的速度。是急进还是缓变，这是个大问题。要比具体的变法措施更重要，我们清楚一件事的成功与否，不仅与它的立意有关，更与它的做法有关。怎么做更多地决定了它的成败。

聪明博学如王安石，谨慎小心如宋神宗，对这个最起码的前提一定会考虑到。只是出于对第一点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才不得已选择了实际操作中的急躁。

第三，变法的涉及层面、具体法令。

环环相扣，每一条都为上一个服务，这是一整条互动互补、一荣俱荣、一损百损的逻辑链条，哪点出了错，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得有钱，才能去做那些事。至于说事后怎样，只要那个大秘密、大宗旨胜利了，一切都好说。

这三点讨论过后，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里，变法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宏观的蓝图，到了这时，才能进行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让王安石完全躲在幕后，拜富弼为相，以富弼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王安石组建的变法班底大有讲究。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名叫“制置三司条例司”。顾名思义，它是以国家的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这个部门凭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靠边。为了保险起见，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副相陈升之。接下来是王安石的班底成员，这最终成了一个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

王安石没有亲信集团。那么开始做事了，谁来帮他呢？只能从日常交际中去选，这样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就无法保证了。比如说吕惠卿，这个人在后来骂名天下，举世皆知，遗臭万年，历代所有君子都摇头，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加在王安石的头上。亲信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领袖服务。他的罪过，就是领袖的问题。这是人情世故的一般逻辑，可吕惠卿进入王安石的视线，完全是一位君子中的君子的推荐。

吕惠卿，字吉甫，生于公元1032年，泉州晋江人，出生于官吏世家。宋史里记载他考中了进士，分配到真州做推官，调进京城，和王安石偶然见了面，两个人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了变法集团。

也就是说，王安石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吕惠卿真正进入王安石视线的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遗忘了。只因为那个人是“君子”，这位君子就是欧阳修。

欧阳修文集里有一篇上报给朝廷的奏章，名叫《举刘攽吕惠卿充馆职札子〈嘉祐六年〉》。他把吕惠卿说成是“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之前，就给王安石写过信推荐。

当时王安石在常州任知州，吕惠卿是州府里一个普通的属吏。欧阳修的信里称赞吕惠卿这样不凡、那样奇妙，要王安石特别关照，才有了两人初步的接触。

历史大事件的参与者之所以获得了参与的机会，偶然的成分很大，并非是出类拔萃到历史必选的结果。欧阳修推荐吕惠卿给王安石，他们三人谁也没有想到之后会有如此波澜壮阔的变法发生。

再举一例，王安石从江宁府到京城，中途回了临川老家一趟，了解到当地县太爷谢卿材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效果非常好，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实施农田水利法时，谢卿材被破格重用。

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历史发展的大规律涵盖一切，只是推动这个大规律的，却往往是一件件突发的小事情。偶然的赏识，于己，改变命运，于国，改变历史。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程颢、章惇、薛向、吕嘉问等人，现在简单介绍一下。

“三苏”是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他们在北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一月的那一届科考中扬名。中国历史上的科考无数，论考试成果，这一届无与伦比，甚至比天圣进士集团还要高。

文学史上的“唐宋八大家”，唐朝有两人，宋朝有六人。宋朝六个人中，有五人在这一届的科考中汇聚，盛况可谓空前绝后，数遍中华历史，只此一份，再无后继。五人之外的那一位，当时也在京城。只是他太特立独行了，不合群，他就是王安石。

五人之中，欧阳修为首，是主考官。欧阳修是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强调文道并重。

他抱着这样的想法走进了贡院，寻找着符合自己要求的举子，他找到了。这真是个异数，茫茫神州，幅员万里，宋朝开国已经百年，文教之盛，是前所未有的，可是能和他心灵相通的人，居然在辟远边陲的四川。

四川在当时是地道的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如此，文化亦如此。数遍整个四川，在这次科考之前，只有两人博得过功名。一个在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是位姓孙的学子中举。另一位出在仁宗的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他姓苏，叫苏涣，眉山人氏。

苏涣有个三弟，叫苏洵。苏洵与学霸苏涣不同，青少年时代好任侠与壮游，不好读书。直到二十五岁那年，苏洵的母亲病故，苏洵家中守孝，如他自己所言，“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他起步本来就晚，学习态度又不够端正，仗着聪明，看看同辈的人，没看出比自己高明，以为读书没什么难的。过了两年，苏洵第一次应乡试举人，不第。这次失败，使他痛加检讨，把以前写过的文章拿出来细读，喟然叹道：“吾今之学，乃犹未之学也！”羞愤之余，一把火烧个干净。取出诸子百家，取出韩柳古文，从头再读。

正如《三字经》所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两年以后，苏洵去京师考进士，未被录取。翌年，举茂才异等还是不中，返回老家，继续苦读。

读书这种事，一开始总是被优美的辞藻吸引。读着读着，渐渐对文饰司空见惯，不以为然，而转向文章内容的探究，考探古今治乱得失，即所谓的“道”。

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由孔子点燃，由孟子继承，之后数十年有荀子，再两百余年后有杨雄，后千余年出现韩愈。韩愈至宋，又忽忽一个多世纪，此间战乱频仍，再没有哪位大家能够重振汉文声威。

一个多世纪的期待，有些人在繁华世间追寻着，像声名显赫的欧阳修；也有人在西陲一隅思索着，像默默无闻的苏洵。

抛去功名的牵绊，他返璞归真，同样沿着这条路向前走，他注定了会和欧阳修殊途同归。但同文不同命，闻达各不同。他这条路走得太慢，太累，太沉重了。从三十九岁起，至四十六岁，他才盼到了人生的一线曙光。

他不再想着进京，京城却来了一位名人。

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前后，张方平主政四川。张方平，字安道，河南商丘人。他少年时聪敏绝顶，记忆力好，家贫买不起书，他就向别人借书看，十来天就能读完归还。仁宗朝的名臣宋绶、蔡齐认为他是天下奇才，后来他考中茂才异等科，做官做到了两府之下的计相。

张方平在四川期间特别爱惜人才，四处搜贤访异。当他得知苏洵是个人才后，立即邀请苏洵来成都一晤。苏洵对此非常重视，写了一封回信《上张益州书》，并呈上所作《几策》《权书》《衡论》《洪范论》等文章。张方平读后大为激赏，高规格接待了苏洵。张方平还给欧阳修写信推荐苏洵，张方平当年任御史中丞时，与欧阳修结过怨，但二人都是谦谦君子，古道热肠，选贤任能上都以国事为重。

苏洵在两年后离开眉山，来到了京城。这是他第三次进京，此番与往常大不同，他几乎是立即就变成了一个奇迹。在短时间内，他和京城里的顶级官员、名臣都建立了联系。比如欧阳修、余靖、田况、文彦博、韩琦、富弼等人，都收到了他的文章和信件。大家都喜欢他的文章，却没人接茬。苏洵很纳闷，难道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吗？他来京城是有目的的，儒家是入世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看到了宋朝的各种现实问题，想要为天下苍生实实在在地做些事，这些想法以及解决的思路都在文章里和信件里表达清楚了。为什么没人理会呢？

其实是他命不好，他来得不是时候。如果早十五年的话，那时与西夏开战，宋朝打破一切陈规陋习，只要是有用的想法都会被采纳。他那时出现，不难博取功名。可是十五年之后，且不说皇帝在病中，早些年的庆历新政里已经有明文规定，不许越级提拔人才，从那之后等级制度牢不可破。

何况他的具体想法也太强悍了些。比如给韩琦的信里，他建设韩琦大开杀戒，狠狠地杀一批懒惰的士兵，军心士气立即就提振了。方法对不对？对，狄青就这么做的。可那是临敌，现在是和平时期。并且今日之韩琦，再不是西北时的少年相公了。杀人？韩琦这么雅致蕴藉的大人物，怎么可能干血水横流的屠夫似的糙活？

再比如给富弼的信，他一开口就是责难，从庆历年间一直数落到这次上任。一点情面都没留，怎么狠怎么讲，没给当朝宰相留半点面子。

是不是失心疯了？不，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孟子教他的。孟子说：“说大人，则藐之。”这是孟子一生的行动准则，比如他效法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到梁惠王时，当面言语不逊，转身再补刀说：“……望之不似人君。”看你就不像个当皇上的料。

苏洵这个人在学问上有巨大缺陷。他是大儒不假，文章写得超越古人，当时独步更是真的。但他这个大儒准确归纳，是先秦时代的大儒。他自学成才，一直窝在川蜀冥思苦想，把先秦时代经世济国的思想研究透了，可越研究透彻离现实越远。苏洵把先秦时的理论、做派想用于宋朝实践，其结果只能是到处碰壁，给整个权力层留下恶劣的印象都不自知。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是他的儿子们运气超好，正赶上这届科考是欧阳修主管，父子三人灰溜溜地回川都是可能的。

王安石恰好这时奉旨回京，做群牧判官，负责全国各地养马的事情。苏洵与王安石在欧阳修的家里碰面了，初次见面就互相看着不顺眼，两人都有一样的倔脾气，一样的恃才傲物，碰巧是一样的自学成才。老苏和王安石成仇，连带着大苏和小苏后来也与王相公长久不和。

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的科考开始。那个几乎可以代表整个辉煌璀璨的宋代文化的人，苏轼横空出世。

苏轼之才，林语堂在所著《苏东坡传·序言》（湖南文艺出版社，张振玉译本）中对他有一段饶有趣味的评价：“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多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

历代名人赞美苏轼的言辞很多，苏轼同时代的人就不胜枚举，苏轼谦虚得也很艺术，“书到今生读已迟”。

描绘的是科举考试发榜的情景。

这一届科考“三苏”与欧阳修互相成全了对方。没有欧阳修，就没有“三苏”名扬天下；而“三苏”不来，欧阳修也没法装点起文学盛世的门面，他要改变天下学子的文风，也少了一份最佳的助力。公元1057年正月，苏轼、苏辙都顺利通过了礼部试，他们没有位列前茅，但不影响光辉的前景在不远处等待着他们。

然而，正当父子三人名动京师、欲大展身手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守孝三年之后，举族进京。

进京后，“三苏”分别考试，老苏成为一个小小的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苏和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四等，授大理评事、签出凤翔府判官。

特别说明一下，制科不同于每三年一试的进士科。它不常设，考的内容通常是对策。这需要真才实学，说出自己对国家时政的见解主张。有宋一代，制科取得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人得到过，是仁宗朝名臣吴育。

到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变法开始起步时，老苏已经去世了，二苏再次守孝服丧，回到了京城。

老苏留在世间的不是诗词，而是文章，比如著名的《六国论》。这篇政论文章提出并论证了六国灭亡“弊在赂秦”的精辟论点，借古讽今抨击宋王朝对辽、西夏的岁币政策，告诫北宋君臣要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更著名的是《辨奸论》。

这篇文章只针对一个人——王安石，苏洵在变法还没有开始时就断定了王安石是祸国殃民的奸邪，这让所有反对派集体膜拜，老苏有真知灼见。此文宋本《嘉祐集》不载，最早见于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宋文鉴》。《古文观止》中也把作者确定为苏洵，有一种说法是邵伯温假托苏洵之名的伪作。

不管怎么样吧，苏洵是严重厌恶王安石的，这种情绪没有来由，也说不出道理，因为王安石对苏洵没有半点的伤害。

变法即将展开，这时苏轼在史馆上班，有自己的变法主张，只是怎样变，有他的一套理论，和王安石截然不同。

小苏是个奇特的人，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之中不是很突出，但论政治才能，小苏才是最强的一位。他清宁安静，不浮不躁，具备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尤其心性极其坚忍，平静到能让人忽视他。熙宁二年，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为王安石的手下开始的。

再说说程颢。程颢，字伯淳，生于公元1032年，河南洛阳人，出生于湖北黄陂，嘉祐科进士。他可真是太了不得的一位大人物，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神像被越造越高，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要说他，得从另一个理论的奠基者周敦颐说起。

这个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我们在学生时代都读过一篇清丽高雅的小品文《爱莲说》，就是他写的。俗话说文如其人，想来他也是一位“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君子。

不，他不是君子，那不足以涵盖他，他是位教主。甚至在当时就流传着一些说法，他的名望学识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高到无以名状、神乎其神的地步。

比如说，王安石少年的时候，曾经带着自己的名片到周敦颐家去拜访。可是拜访三次，被拒绝三次，连面都不让见。王安石愤怒了，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才吗？于是后来才有了王安石“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变法，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的教育啊。其实哪儿跟哪儿，无论是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直到周敦颐死去，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时的学术界，也没把周、程两人当盘菜。

周敦颐，生于公元1017年，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原名敦实。因为宋英宗曾经叫赵宗实，所以才改名“敦颐”。他幼年丧父，五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郑向。郑向是龙图阁直学士，有一定的影响。在舅舅的推荐下，他走上了官场。

他一生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的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才的人，甚至还没有经过科场，自学到彻底……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

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王安石是少年，他也是少年，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的架子，简直是“不知所谓”。

那么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从南宋时起，一直不断被拔高的理学就由他奠定的根基，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

理学又叫道学，虽然道可道，非常道，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周敦颐教主吸取营养时从来不挑食。他的理论根基《太极图》，就源自宋初时华山著名的睡神道士陈抟的《无极图》。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主张。

话说几十年的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在当时，人们只知道在合州府有一位小官，政事精绝，决断出众，大事小情不经他手，其余的官吏们不敢决断。别的嘛，就泯然众人矣。就这样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地老去，直到一位有心人发现了他。

此人即是南安通判程太中。通判大抵相当于副市长，级别上算是周敦颐的上司，对他非常客气，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请他教育。这就是程颢、程颐两兄弟。后来两兄弟成为了仅次于孔子、孟子位列儒教第三位和第四位的圣人。

其实这样表述也不大精确，别人努力一生是想成为圣人，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轻时，比如弟弟程颐二十四岁时起就开始了。

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嵩阳等地讲学，效果怎样不大好说，因为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高的，但是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些成果。他们被上层的领导们知道了，比如文彦博。领导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的住处、资金、环境都大大地改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当官了。

以程颐为例，他当年曾自豪地说，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每日钻研大道，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有了。不过科场还是要进的，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利，我要帮助他们。

程氏兄弟由此进入官场，在变法开始时，哥哥程颢还站在风口浪尖上。

再说章惇。章惇，字子厚，生于公元1035年，福建浦城人，说来是吕惠卿的福建半个老乡。这是个让人提起来就喟然长叹的人。他太有争议了。

章惇比苏轼大一岁。在熙宁变法之前，是官场中一个默默无闻、缓缓上升的小人物，留下的印迹只有三件事。第一件，他曾和自己的侄子一起赶考，考中了，却宁愿放弃。因为他的侄子是当年的进士第一名。身为叔叔，居于侄儿名下，他无法忍受。其实，他的侄子比他大十岁。

后两件事都与苏轼有关。他们一生都纠缠在一起，说来章惇的恶名，在很大程度上与苏轼有关，在他们初相遇时，两人都是才气纵横、俊爽一时的青年。章、苏结伴游玩，地点在凤翔府仙游潭。仙游潭下有万仞绝壁，只有一根小横木连接对岸。章惇用手推了推苏轼，请他先行。苏轼摇头，珍爱生命，这事儿算了。却见章惇从容举步，走上横木，踏虚临空，逍遥自在。到对岸之后，他攀山藤上绝壁，在石头上写下了一行大字：章惇、苏轼来游。

回到岸边，面不改色，神采依然。这时苏轼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日后一定会杀人的。”章惇不解，问道：“何以见得？”苏轼说：“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别人的命怎么会放在心上？”

章惇哈哈大笑。

第三件事也发生在山林里。两人游玩，偶然在一座小庙里喝酒，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就在不远处。两人借着酒劲上马迎了过去。

真遇到虎了，数十步远，马吓得再也不敢往前走。这时苏轼勒马就回，章惇却叫从人拿来一面铜锣，在山石上砸响，结果跑的是老虎。

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笔记。我们现在看来，会欣赏章惇的勇气，攀绝壁，退猛虎，意气激越，这是一位胆气豪壮的爷们。

可是在古代士大夫阶层，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理智”，那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苏子瞻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

章惇先介绍到这里，他的事会随着变法的深入逐渐浮出水面，真假善恶，大家有目共睹。现在只想说一句话，他是个好朋友，是个实干家，什么都好，只是不能惹他。

他是个情绪激动、好走极端的人。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面临生死之难时都敢为你出头，可当他愤怒之后，他会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动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认定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