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盛世真相
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初八，英宗赵曙死于福宁宫，终年三十六岁。长子赵顼即位，成为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即宋神宗，时年二十岁。
史载，神宗出生时，祥和的光芒照耀产房，大群的老鼠出现，吐出了大片大片五颜六色的气体，多得就像厚厚的云层（“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成云”）。这是极其古怪的祥瑞，神宗的历史主要记载在《神宗实录》里，《神宗实录》一共改过三次，现在流传下来的《宋史·神宗本纪》是根据范冲版的实录编撰而成，早已经让旧党篡改的面目全非。不排除这是一个恶劣的隐喻，喻指宋神宗命中注定会有大批像老鼠一样的小人围绕周围，各种奇怪的歪理邪说像厚重的云层一样笼罩着他。
《神宗本纪》里记载他前二十年的生活既枯燥又片面，着重介绍他是个好学生，比如理解力强，能举一反三，尊师重道，上课前给老师行礼，再或者注重仪表，酷暑时节仍然穿戴整齐等。
神宗生长在开封城区里，比赵恒、赵祯都更接近民间，他体会得到平民的喜怒哀乐。他知道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至于怎么改，那是另一回事。
神宗登基，第一件事是安葬他的父亲——英宗赵曙。宋朝是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皇帝的葬仪规格是低不了的。
神宗找来了三司长官，查账看看有多少钱可以办事。在不久前的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年总收入是白银116138400两，非常可观了，要知道后来明朝一年的总收入只有白银几百万两而已，但是支出是123043100两白银，入不敷出，有赤字。这还不算完，还有零星的支出，术语叫“非常出”，一年是115021200两白银。
两项合计，一年的支出是当年收入的两倍。
宋朝以钱财立国，万事万物都离不开一个“钱”字，赤字如此，几近覆国。年轻的神宗在龙书案上用手托着脑袋，绞尽脑汁想办法。在处理国政之前，他先得把老爹的安葬费和他自己的恩赏钱找出来。
能想到的办法只能是节约。英宗的治丧费和神宗自己登基的恩赏钱都大幅度缩水，只有以前仁宗的三分之一。勉强咬牙把这些钱花出去，剩下的神宗紧紧捂住，他发布了两条命令。第一，从现在起请大家把裤带勒紧了，国家没那么多钱乱赏乱花；第二，责令官员们进言献策。以往官员献策，内容比较空泛，这一次神宗划了重点——“论仁宗、英宗两朝积弊”。
这次进言的焦点聚集在几个人的身上，张方平、韩维、吴奎、韩琦、司马光。这不是偶然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被关注的实力和根源。
张方平是实力派，他主管过三司，治理过地方财政，他是从仁宗朝开始稳居前三名的人物。他的奏章里开篇词就石破天惊，提出了钱是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没有钱就没有一切。这和儒家的传统思想彻底对立，接着他又提出怎样省钱。就是他设计了英宗的葬礼花费，给神宗省了一大笔钱。可是，张方平对国家以后的整体理财思路没有大方针，他是个合格的执行者，有各种各样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没有宏观设计能力。
吴奎，是原枢密副使、礼部侍郎，现东府参知政事，在之前几十年里他是欧阳修的亲密战友。这篇奏章若不是文笔差点，猛一看还以为是欧阳修写的呢。吴奎的见识跟欧阳修一样，君子小人二元对立论，皇上只要分清正邪，远小人，君子得高官，那么天下自然就太平富裕了。
韩维是神宗做皇子时的亲信。亲信说的话永远是神秘的，他的奏章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就是张方平和吴奎的读后文摘。真正的内容是他和神宗背后的交谈，那才是决定性的。
接下来的是韩琦。他是此时宋朝的“宰相大人”，他在史书中、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一贯是高大伟岸、英明神武的，与更加高大伟岸的范仲淹是好朋友、好同事。
韩琦，字稚圭，生于公元1008年，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事实上他出生在泉州，据《泉州府志》记载：“韩琦出生于泉州北楼生韩处。”这个“北楼生韩处”，现在泉州文管会立碑保护。他的父亲韩国华当泉州刺史时，遇到了他的生母，说来那真是一位传奇女性。
她是一个四川乡下女孩儿，姓胡。她本会平淡地过完一生，可是她的父亲很特别，据说他精于相术，他断定他的女儿极其不凡，会生育一位宰相。为了找到宰相的爹，他们像当年的刘娥一样，翻山越岭，直奔开封城，毕竟那里才是官场优秀男士扎堆的地方。
他们没能成功。一来可能是他们的目的过于玄幻，生出一个宰相……也许嫁给一位宰相都比这个容易些；二来，优秀的官场男士像贵族小姐一样深居简出生人勿近，他们两个从帝国西南边缘赶来的乡下人实在是接近不了。总之，他们在开封城里绝望了，动身前往南方。一路向南，直到福建省的东南部，到了泉州。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出身北方世家大族、早已结婚生子的泉州刺史韩国华。双方很有缘，决定共同生一个孩子，试试宰相的可能性。
韩琦出生了。
三年之后，韩琦父母双亡，他由自己的哥哥们抚养长大。到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时科考，他以弱冠之年考中进士第二名，也就是榜眼。
天圣年间是章献太后刘娥主政的时期。在她当政的十年期间，政绩暂且不论，她开科取士考上来的人才，是宋朝开国以来最璀璨夺目、最密集繁茂的一批。
请看下列名单：
天圣二年甲子科，前三名是宋庠、叶清臣、郑戬，之下排名是曾公亮、余靖、尹洙、胡宿、贾昌期、宋祁等；
天圣五年丁卯科，前三名是王尧臣、韩琦、赵概，以下有文彦博、包拯等一百九十七人；
天圣八年庚午科，状元王拱辰，以下有刘沆、石介、蔡襄、孙抃、田况、刘涣、王素、张先、张谷、孙甫、尹源等，欧阳修名列一甲第十四名，富弼也出自该年，只是他是茂材异等科（特殊才能被举荐），并不是出自考场。
这些人不仅活跃在仁宗朝，更是后来的英宗朝、神宗朝的骨干力量，某些人直到哲宗时期仍然有影响力。所谓仁宗养士，三代受益，指的就是他们。这就是享誉宋史三百余年的天圣进士集团。
韩琦侧身其间，在排名上是佼佼者，过程更是让人瞠目结舌。考试中临近交卷时，韩琦的卷子污了，一大片墨水把卷子漫漶成了废纸。这文章是韩琦用了凝聚精神、融会知识、调整情绪四五天的时间里全力以赴才完成的，关乎一生的前途。马上要交卷了，除非过目不忘，不然没法重来。二十岁的韩琦镇定自若，他申请了一份新的纸笔墨砚，立即重写。他笔底生花，临危不乱，居然抢在交卷之前，把时文论政及诗词歌赋同时写完。最后高中一甲进士第二名。
强悍的韩琦从最开始时就显露了自己的天性，他坚忍不拔，无比自信，坚定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等到金殿唱名时，刚唱到韩琦名字，司天监太史突然从外面冲了进来，说：“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太阳下面突然出现五色祥云，这是重大吉兆，彩云托日，必主贤臣。”满殿君臣看向韩琦的目光都有些异样，这就是托日的彩云、保主的贤臣？
韩琦真正在政治核心露脸是在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那一届的宰执班子成员年龄超大，可谓两宋之冠。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程琳、石中立，枢密使盛度。王随六十岁、陈尧佐七十五岁、韩亿六十六岁、石中立六十六岁、程琳五十岁，盛度刚过七十大寿。年龄相加，竟然接近了四百岁。
这是个空前绝后的纪录，更绝的是这些人的特色和做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平庸，没有一个人有过特殊贡献，都是熬资历熬到了这一步，上台之后不约而同地谋私利。
人老子孙多，都得在死之前安排好后路才行。具体表现是，王随不仅提拔自己的子孙，还把亲朋好友也塞进肥缺岗位。王随很迷信，“延纳僧道，信奉巫祝”，把天上地下的各路神仙都拜个遍。至于外界的议论，活到他这个岁数早就都看开了，不指望各个神仙都帮忙，说不定有一两个神仙心一软，照顾他一次两次就顶得上他所有香火钱。“贻诮中外，怡然自居”，你们骂你们的，关我什么事？
陈尧佐和韩亿没他这么出格，他们很务实。陈尧佐的儿子原是监左藏库使，还没任满，就被老父亲越级提拔，做到了三门白波发运使，从此可以跑外了。韩亿更绝，他先是向皇上请命，我是参知政事了，可以荫补自己的儿子了，请把我的儿子韩综荫为群牧判官。赵祯准奏，可是诏书都发下去了，韩亿却突然间反悔。陛下，韩综的事先放一放，我想让另一个儿子韩纲当这个官，行不？
这才哪到哪，更厚颜无耻的戏码还在后面呢。仁宗宅心仁厚，心疼屡试不中的举子，登基之后，特颁诏书，凡是考进士科过五次、年过五十的，其他诸科考过六次、年过六十的，进士科经过殿试三次、诸科经过五次，外加真宗朝御试没合格的举子，都可以免试，直接当官。
科举扩招对天下士子来说固然是好，可事情过了头就变成坏事。举子们突然间海量增加，一窝蜂地冲进学堂混出身，再一窝蜂地冲进京城考试，他们认清形势了，不管成绩如何，只要不断地考，一定能出头。景祐四年这一科，鉴于以往弊端，仁宗略加严格了些，落榜者相应地变多，怨气自然增加。这么严格的一科，京试的解元居然是陈尧佐的儿子陈博古，韩亿的四个子孙一齐应试，居然全部命中，无一落榜。怨气本来就大，这么明显的不公等于给怨气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于是京师沸腾，天下哗然，御史台、知谏院两大言官系统全力开动，交章弹劾，其中最有力度的是知谏院右司谏韩琦。韩琦郑重发问：“陛下，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业坐付庸臣，恣其坏乎？”太祖、太宗辛苦创业，就是为了让他们随便乱搞的？
仁宗像是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然后问他：“都罢免？”
“是，都罢免。”
“好，那么你说说，换谁呢？”
味道突然间变了，向右司谏咨询中书省整体官员的任免，这是咨询还是笑话，是愤怒还是恐吓？但韩琦毫不含糊，你问了我就有回答。
“您要正臣，可以选择杜衍、孔道辅、胥偃、宋祁、范仲淹；您想要能臣，那么请任用王曾、吕夷简、蔡齐、宋绶，无论是谁，都比现在的人强！”
毫不含糊，绝不胆怯。
最后是仁宗真的听从了韩琦的主张，把宰执们全体罢免，换上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人选仁宗乾纲独断。
韩琦之名，声震天下。
西夏李元昊崛起，范仲淹、韩琦、尹洙、沈括等远赴西北边疆，主持战事。范仲淹论资历、计年岁是老大哥，韩琦当年不过三十二岁，已经在职务上与之平起平坐，任陕西安抚使，主持陕西四路中泾原路军政事，官场称“韩公”。
他的战略思路与范仲淹截然不同。范仲淹主管鄜延路，在辖区内修筑了青涧城等军事重镇，还修建了承平、永平等十二砦，安置汉、羌移民，先巩固再发展，阵地逐渐前移。这样虽然慢，却如微火烧水，后劲绵长，总是会沸腾的，并且极其稳妥。历史证明，这种蚕食打法非常有效，在几十年之后成了党项人的噩梦。韩琦要的是集团军决战，在进攻中大量杀伤党项人的军队，这样不仅仅会稳定边疆，而且会迫使李元昊臣服。
尹洙与范仲淹有一次谈话，把两种不同的观点说得明明白白。尹洙说：“韩公曾说过，‘且兵须胜负置之度外’。范公今日区区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范仲淹不由得冷笑：“大军一发，万命皆悬。士卒之命、国运之交，都可置之度外？我不知这种论调高在何处？”
不久之后，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的好水川之战爆发。李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派环庆副都部署任福为大将，泾原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迎战。李元昊诈败，一路丢弃马羊骆驼，宋军追至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中伏，从清晨激战至正午，任福、桑怿战死，宋军死伤万余人。
韩琦被降一级，贬知秦州。他快走到渭州的时候，突然有几千名百姓涌了出来。他们披麻戴孝，举着灵幡，抛洒纸钱，攀住韩琦的马头痛哭，高喊他的名字：“韩相公，我儿随你出征，现在你回来了，我的儿子在哪里？”他们都是好水川战死的将士遗属。韩琦泪如雨下，再也说不出话来。
延州城里的范仲淹再次长叹：“此情此景，再难置胜负于度外！”
西北战事低迷，范、韩两人都没能重振国威，重创西夏。但是并不妨碍他们落个好口碑，好声望，当年广为流传的歌谣中有这么著名的两句：“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韩琦为人，官方的正面说法是强势，其实他的强势是很耐人寻味的，比如他与狄青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从他们青年时代就开始了。公元1027年，两人第一次相遇是在国都。
那一天御街上张灯结彩，新科放榜，状元、榜眼、探花从东华门唱名而出。热闹喧哗，男女老少都来看金榜题名的幸运儿。人们摩肩接踵，其中就包括狄青和他的伙伴们。他们是一群刚刚黥面的贼配军。
两边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一边是锦衣高马，夸耀人间；一边是黯然人群，落寞失意。当时有个伙伴喃喃自语：“看人家，天上的人，我们一生都别想出头。”周围一片叹息，士兵们都苦笑地望着，突然听到有人说：“也不见得，还得看个人能力。”大家吃惊地转头，狄青正高昂着他黥过面的头颅。
时光流转，好多年后，这两个人都到了西北战场。韩琦高开高走，当年的榜眼已经是方面大员。狄青也因为战功逐步提升，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将领。韩琦很看重狄青，他请狄青喝酒。宋代崇文，文人酒会，请一介武夫出席，那真的是给了很大面子了。当时无酒不欢，无妓不乐，韩公请吃，妓女们的身份也相当高。有位名叫白牡丹的挨桌劝酒，到狄青身边时，突然笑了，道：“也敬斑儿一盏。”笑语盈盈，轻佻妖冶，“斑儿，脸上有黥文的小朋友，你也喝一杯吧”。大庭广众，奇耻大辱。狄青当时已经是副总管的职位了，居然被一个妓女这样嘲弄。
当天狄青忍忍未发，他就算气疯了也得给韩大人面子。但积忿难平，第二天他把白牡丹打了一顿板子。这事儿在狄青看来，就算了结了。有气出气，私下解决，没碍着你韩公什么事吧？
不，大错特错了。韩公很生气，后果超严重。隔了些时日，狄青的旧部下焦用来看狄青。才坐下喝了几杯，突然就被韩琦派的人抓走了。罪名不算大，韩琦判的却是斩首。狄青急忙赶去求情，他实在不敢就事论事说什么，只能站在阶下说：“焦用有军功，是好男儿。”台阶上韩琦一阵冷笑，说出了他心中也是宋朝三百年期间所有文臣的宣言：“东华门外以状元名唱出者，才是好男儿，这算什么好男儿？”然后当着狄青的面，把焦用杀了。
狄青沉默无言，呆立了好一会儿，才默默走开。这真是文臣的一大胜利，尤其是后来，仁宗年间几乎任何一个文官都敢对着狄青叫嚣，至于理由，不为什么，我是文官。真是了不起，文臣们在五代十国的几十年里受尽了委屈，他们终于翻身作主了，而且一直快乐了三百多年。天道轮回，历史真的很吊诡，宋朝灭亡之后，元朝把天下人按职业分了十等。最后一种是乞丐，第八种是娼妓，第九种就是文人。比要饭的强点，比娼妓还低。
韩琦真正奠定官场地位是在英宗朝。宋仁宗没有子嗣，曾在宫抚养过两个宗室子弟，其一是濮安懿王的十三子，名叫宗实。濮安懿王是宋真宗的侄子、仁宗的堂兄。仁宗去世，赵宗实即位，是宋英宗。
宋英宗在即位当天精神失常，连说：“我不敢做，我不敢做！”韩琦率人强迫他穿上皇袍。早朝时，韩琦宣读了他亲自把关的遗诏。七天之后仁宗大殓，赵曙（此时已改名赵曙）在灵前狂呼奔跑，韩琦当机立断，拉下帷帘，让葬礼照常进行到底。赵曙没法当政，韩琦提议效仿天圣故事，请曹太后垂帘听政。此后赵曙屡次对曹太后不敬，太后动怒，韩琦善言解劝。大半年之后，韩琦请求曹太后撤帘还政，他成功了。
韩琦稳定了朝局，让皇位顺利交接，有功于社稷。但他做事的风格却让人不敢恭维，“濮议”事件里窥豹一斑。
宋英宗想把自己的生父、已故的濮安懿王升格为皇帝。这不符合儒家礼制，历来帝王由旁支入承大统，应尊先皇为父，不能以本生父母为考妣，正统大于血统。廷臣分成两派，一派反对，代表是司马光、范纯仁、贾黯、吕诲、吕大防等，基本上是言官；另一派支持，有韩琦、欧阳修、曾公亮等，他们位在中枢，大权在握。双方争吵很久，一锤定音的是曹太后。她在深宫中突然传出一道旨意，不仅濮安懿王可以称皇，他的三位夫人也都称后。
这个旨意像个迅雷滚过朝堂，这对于反对派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不久之前曹太后还亲自草诏，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和赵曙闹到痛哭流涕，这时居然会下这种命令，由她把一个外人提升到和自己死去的丈夫同等的地位。这太不正常了。赵曙借坡下驴“答应”了曹太后的命令。
几天之后，这件事的内幕被揭穿，有两个版本。
一、官方正史。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正月二十一日这天，中书省官员们在垂拱殿向赵曙汇报工作，什么事不知道，规格很隆重。韩琦当时正在家中祠堂祭祀，英宗特召他商议，议定濮王称皇考。这时全体宰执都在场，由欧阳修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赵曙一份。另一份在中午时分，由一个宦官送回了垂拱殿。上面有曹太后的签押。
韩琦、欧阳修等人相视而笑，诏命赵允让夫妇为皇为后的诏书就这样到手。正史部分就是这样，它把最重要的环节即曹太后是怎样签字画押的都省略了，一个字都没提。
二、侍御史知杂事吕诲的公文版。
事发的前一天，正月二十日，曹太后和赵曙在天章阁设宴款待群臣，欣赏桃花。当时赵曙和宰执大臣们轮番进酒，大宦官苏利涉、高居简推波助兴，曹太后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醉眼蒙眬中，赵曙走到她的榻前，手持一份诏书，请她签押。她真的醉了，没看诏书上写的内容，就画了押。
从始至终，她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她怎么会想到堂堂的皇帝、宰执会使用这种下三烂的招数，来蒙骗她一个寡妇人家。
吕诲把事情挑明，公之于众的做法把双方都逼上了悬崖。言官们与韩琦等中书宰执们势不两立，赵曙的决定是罢免全体言官。
濮议之后不久宋英宗病情加剧，失语，神志偶尔清醒，韩琦再一次面临君权交接的严峻局面。他关照英宗长子颍王赵顼朝夕不离皇帝病榻。颍王回答这是人子之职，他意味深长地说：“非为此也。”
十二月二十一日，韩琦请英宗立太子，英宗亲笔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七字，韩琦认为不严谨：“一定是颍王，烦圣上再亲笔书写。”英宗吃力地添加“颍王顼”三字，写完泫然泪下。韩琦这才召来翰林学士张方平起草遗诏。出宫时，文彦博问他是否看到皇帝流泪，韩琦答：“国事当如此，有何办法！”
半个月后，英宗去世，韩琦急召皇太子前来，其间英宗的手忽然动了一下，曾公亮大惊，万一英宗醒来，他们就犯了大逆罪。韩琦不为所动：“先帝复生，就是太上皇。”颍王顺利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历仕三帝，顾命两朝，临危不乱，任事敢为，是宋朝有数的社稷大臣。
这时面对宋神宗进言的要求，韩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奏章是一封辞职信。他说，按照惯例，前朝宰相负责大行皇帝的山陵事（安葬），事毕之后必须辞职。何况现在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请允许我到地方上养老。
韩琦当年整六十岁，花甲之年了，转眼间庆历名相变白头老臣。很显然，他辞职的背后有很深的潜台词。这几年里他树敌太多了，再不“急流勇退”，小心没好下场。韩琦在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九月间，以使相身份出判相州（今河南安阳）。他的故事还没有完，不久的将来他会再次活跃起来。
剩下的人是司马光，这是永远特殊的那一个。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夫，生于公元1019年，陕州夏县涑水乡人。因为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在光州光县做县令，所以他取名为“光”。司马光早慧，他七岁时就能给家里人讲《左氏春秋》，当然了，还有名闻天下的“司马光砸缸”。俗话说三岁看到老，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素质，勇于决断，不顾一切地实施。
司马光二十岁考中进士，国家非常重视他，留在京城里做奉礼郎。这是殊荣，可他没接受，主动要求到边远南方去，理由很动人，他的父亲司马池当时在杭州做官。中国以孝治国，司马光起步时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他一直在苏州做判官直到父亲去世。守孝结束，他回到了京城任职。接着很快就又出去了，他展现了为人的另一面。
绝对、完全、毫无保留地忠于领导。司马光当时的领导是宰相庞籍。有无数事实证明，司马光对庞籍像对待父亲一样地爱戴和尊敬，最为人称道的有两件事。第一，庞籍在狄青升官事件里被梁适搞倒，调离京城到西北当官。司马光的选择是放弃国家安排的职务，跟着老领导下放改造。他到并州当通判。第二，庞籍在西北继续倒霉，他像老朋友范仲淹那样继续向西夏纵深处修堡垒。这就是罪过，都和平时期了，为什么还要再生事呢？修堡垒，加上临敌小败，庞籍被一贬再贬，直到病死。这期间司马光坚定地站在领导一边，三次上书声明庞籍的过错里有他一份，请把处罚分给他一半。
最动人的是庞籍死后，他正装升堂，请庞夫人到大堂上，让她像母亲一样接受他的跪拜，对庞籍的儿子就像自己的亲弟弟（籍没，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这在当时获得了所有人的称赞，以及后世的敬仰。
说也奇怪，庞籍死后，官方派专人治丧，赠司空、加侍中，谥号庄敏。每一样都是生荣死哀，庞生前是宰相，司马光这么一搞，好像庞家人无依无靠，没有司马光的照顾，就会流落街头样？当然，也可以往好处讲，领导死了，家里虽然安康，但是他对领导的爱绝不会人走茶凉，做人要厚道，永远追随领导。对领导的亲人，比活着时还要尊敬和亲切，包括“抚”其子如昆弟，“抚”除了抚育、抚养之外，还有别的解释吗？
司马光真正树立起他的官场形象是在北宋至和三年、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至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之间。宋仁宗年近半百，皇子没有一个长成，都夭折了。帝国始终没有继承人，大臣们非常忧虑。最先提议过继皇太子的是知谏院范镇。
范镇是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的进士。那一科就是韩琦一举参倒宰执“寿星团”时的科考。范镇本是礼部试第一名，也就是省元，但非常遗憾，他是陈尧佐门生的后代，科举案爆发后，他被降级，金殿唱名到第七十九位时才是他。科考有规则，唱名过前三名时如果还没有省元的话，可以抗声自陈。范镇完全可以当众拒绝，但他没有。范镇平静地出班谢恩，这份修养与风度，让皇帝、大臣们都记住了他。
范镇一连上十九道奏章请立太子，仁宗不表态，中书宰执们也怕因拥立之事牵涉到政治斗争中，身败名裂，“莫敢先言”，唯一的举措是给范镇升官。范镇拒不接受，回家待罪百余天，须发尽白。仁宗被他感动，流泪说请他再等三两年，还想自生龙种。但之后几年生的都是公主。
嘉祐六年闰八月，司马光被调回京城，担任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职务——修起居注。这是比馆阁学士们更能接近皇帝的差使，每天的工作就是给皇帝写日记，他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到皇帝的心理动态。比如说，在什么时候跟皇帝说什么话。
闰八月二十六日，是仁宗的伤心之日，出生仅仅六十一天的皇十三女死了。仁宗难过得很多天不说话，司马光就挑在这个他心灵脆弱的时刻，写了一道新的奏章。他没像范镇、包拯、唐介那样简单粗暴地要求立皇太子，而是说臣不敢奢望陛下立即就选出东宫太子之人，只恳请您在宗室之内选出一位聪明仁孝的好孩子，先收为养子，与其他的宗室子弟稍有区别，好好地培养。让天下人知道您心有所属，民心官场都会安定。等到他日皇太子出生，这位养子就可以退归藩邸，只当是为国家培养了一位好臣子。这样何乐而不为呢？
讲的是王德用给宋仁宗进献两个美女。王素听说以后就劝仁宗把两个女人赶走。仁宗说：“二女已经服侍过我了，怎么赶呀？”王素说：“我担心的正是服侍过您，蛊惑圣心，有累圣德，所以才劝您赶走她们。”仁宗采纳了王素的谏言，立即让人把二女打发出宫。王素很纳闷问皇帝为什么这么急，仁宗解释说：“现在不打发，等我回宫，看到她们俩我再舍不得，就打发不成了。”
当天司马光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皇帝。只见仁宗拿着奏章，看了好久，面无表情，很像是和往常一样，继续沉默，躲进自己悲哀的心情里，谁也不理。但是，突然他说话了：“难道非得选宗室子弟入嗣吗？”没等司马光回答，他又喃喃自语：“这是忠臣之言啊！一般人是不敢提的。”
“臣提出此议，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司马光如是说。他平静地顺着皇上的话，把中心议题悄悄地往实施上推。果然，仁宗这样说：“这有什么错吗？选宗室为皇嗣，古已有之，你把奏章交给中书吧。”从来没有过的大进展。换一个人，心脏肯定会剧烈狂跳起来，奏章由皇帝的命令传达到中书省，那就是命令宰相们实施了，可是司马光马上就拒绝了。“请陛下自喻中书宰相。”说着，他就请辞告退。他从皇宫出来，直接走进中书省，向宰相们汇报工作，具体内容是皇上的健康。近几年来仁宗一向龙体欠安，每天都要询问。这一天例行问答都结束之后，韩琦却没放他走。宰相大有深意地望着他，像是期待着司马光说点什么。
一阵沉默。
最后还是韩琦先开了口：“今天皇上还说了什么？”司马光继续沉默，好一会儿之后，才回答：“所言宗庙社稷之计也。”韩琦微笑，再没说别的，让司马光离开。司马光平静地走出中书省，他知道已经给韩琦等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仅深刻，而且极好。
当仁宗要他把立太子的奏章转交中书省的时候，是机遇，更是风险。如果由他来转交，这就造成了一个说不清的事实。即，立太子这件事是由他司马光一手促成的。连命令都是他从皇帝那里得到，之后向整个中书省下达。宰执大臣们被晾在了一边，完全被动。这样做，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自己，让整个官场狼狈，结果只能是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韩琦当面点醒他，当天到底和皇上谈了什么，潜台词不言而喻，别以为皇宫之内会有什么秘密，别想耍花样。而司马光的表现是非常的乖，他想了又想，选择说实话。“宗庙社稷之计”，就是立太子的事。整个事件过后，他让宰执大人们觉得他既敢做事，更能做事，难能可贵的是，他又很会做人。
在这种认知下，韩琦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给了司马光一个天大的面子。某一天，一位姓陈的御史找到了司马光，像闲聊一样说：前些天某次会议上，韩相公跟我说，他很欣赏你。说你正在上书说建储的事，能不能把奏章先送到中书省呢？你想做这件事，别自立门户（欲发此议，无自发之）。这是示好，也是示威，司马光再次面临选择。韩琦这是想“收编”他，让他成为中书省在这件事上的马前卒。按说也蛮荣幸了，和他之前的人生轨迹非常相符。投靠过庞相公，为何就不能再投靠韩相公？
可是司马光那天偏偏又犯了沉默的病，他什么都没说，没有表态，就等于拒绝。拒绝就是反抗。这可真是让人搞不懂了，他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半个多月之后，真相大白了，人们从此才真正地认识了这个人。九月的一天，司马光在写皇帝日记之余，再次抓到了一个好机会。仁宗那天心情好，很适合聊天。这一次司马光引用了唐朝的例子，唐文宗一直不立太子，死后被亲近的宦官们做手脚，从此随意拥立唐朝的皇帝，宋朝难道要重蹈覆辙吗？仁宗再没有犹豫，下令司马光立即把文件送交中书省，把这件事确定下来。这一次司马光也没再推辞，火候到了。再次来到中书省，他的神态再不是一个下属，而是位充满神圣感的天使。他庄严地对韩琦等宰执大臣们说：“陛下决意立宗室为皇子，今天诸公如果不能及时议定，他日夜半，禁中出寸纸以某人为嗣，那时天下谁也不能违背了。”
韩琦等全体宰执大臣一齐躬身施礼，同声回答：“敢不尽力！”司马光转身就走，决不迟延，司马光把什么事都办完，直接把立太子的决定书交到了宰执们手上，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按令实施，走那些官面上的过场而已。
司马光给神宗的意见书简明扼要，只说了三点。一、官人；二、信赏；三、必罚。他郑重地说，历经仁、英、神三朝，每个时代，他都用这六个字报效国家。字数虽少，却是他平生所学的全部。
神宗有点发呆，鉴于司马光的鼎鼎大名和以往种种的神奇表现，无论如何也不能小看了这六个字，但要从这六个字里找出来生钱救国的办法，好像还需要个具体路径。实在挠头，皇帝私下里找到司马光：你来点实在的行不？
行，司马光这才说出了真正的心里话。他指出国家不是没钱，按年度总收入来算，已经是中央财政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了，之所以出现赤字，问题在于乱花。司马光提议，要全面核查国家的各项支出，定出来节省的具体部门和具体数字。神宗的眼睛亮了，这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司马光准确地找到了帝国衰败的焦点。接下来的事更让人兴奋，司马光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和滕元发配合，把现在的财政与仁宗时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相对比，迅速找出了这些年奢靡浪费的地方。二十岁的皇帝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下令成立裁减局，对司马光说：“爱卿，你来主持。”
司马光安静地说：“陛下，我没空。”
“啊？为什么？”
司马光脸上浮现出一脸的神圣的光辉。“臣有本书要写，先帝曾经看过的，名叫《通志》。它详细记录了从古至今所有朝代的兴亡之事，用来指导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它是这样的神圣，又是那样的伟大，无论如何我都要完成它……所以，您还是另找别人吧。”
神宗凝视了他很久，最终还是放他走了。片刻之间，这一对君臣对对方都有了些许的了解。司马光是滑头也是智慧的，他一眼看出了神宗要干什么，这太冒险了，很像汉武帝初期时的往事，汉武帝召天下儒生进京议事，结果儒生们一拥而上，大放厥词，把武帝的奶奶窦太后惹火了，为首的武帝的两位老师被残酷虐杀。
宋朝虽然不至于砍头，可活罪也难免。在这种时刻，他只想“不问苍生问鬼神”，至少也要站在一个超然的位置上，可以咨询，可以交谈，却绝不做第一只飞上枝头的出头鸟。
司马光走后，有一位是不请自来的。已经六十四岁的富弼由儿子搀扶着走进了皇宫，他请求和皇帝面谈。对赵曙来说，富弼是个不让人愉快的人，他是仁宗派、太后派，从来不是现任皇帝派。
他来干什么呢？神宗猜不出，但他很敬重有原则的人。事实上，神宗和赵曙完全不同，人间事就是这么的怪，“子不类父”倒是常见，尤其是皇帝。汉武帝父子相异，李世民父子相异，赵光义父子相异，赵曙父子也相异。赵顼这一生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把百姓平民也拉到了士大夫同样的关心层面，这不只是在宋朝，就算在整个中华历史中都极其少见。
他接见了富弼。
富弼，生于公元1004年，字彦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他的母亲韩氏夫人生育他时，曾梦到“旌旗鹤雁降其庭，云有天赦”。
他的一生是符合这些祥瑞天象的。富弼生而倜傥，大度风雅，很早的时候，他的文采就打动了范仲淹。范仲淹把他的文章呈送给当时的宰执大臣王曾、晏殊，立即得到了极大的赞赏。尤其是晏殊，这位大词人、大宰相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富弼。富弼没有参加正式的科考，他是茂材异等进士。从这些来看，他是个风雅的人，一个飘逸的人，不像是正规的官方人士。不，错了，富弼为官端方庄重，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时代里最持重沉稳的人。范仲淹都不见得一定胜过他。
《宋史·富弼列传》中记载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富弼在日常的政府工作中的表现，他对国内、国际事务的判断非常清醒，每每一语中的。宋仁宗在位中期，爆发第一次宋夏战争，西北战事激烈，辽国人趁火打劫。辽兴宗耶律宗真在公元1042年（北宋庆历二年、辽重熙十一年）向北宋提出了领土要求，以北疆重新开战为威胁，要求北宋割地、加岁币，甚至下嫁公主。
北宋派出的和谈代表是富弼。这不是富弼主动提出要去的，而是他在日常工作中得罪了著名的铁腕宰相吕夷简，被公报私仇，派去异国谈判。这次谈判难度很大，辽国与宋国的邦交虽以兄弟相称，但多数时候还是辽国占上风头，何况此时李元昊兵势正盛，如果西北、东北同时开战，西夏、辽国两面夹攻，局势立即糜烂。
绝大多数人都想退让，富弼的选择是强硬。富弼不仅要面临辽国巨大的压力，还要小心国内同僚的暗算。谈判过程中，富弼带着辽国的要求回国请示，吕夷简亲口答应了富弼的文本要求，却在实际文件中做了手脚，少写了合约中至关重要的一条。富弼半路发现后返回开封，御前会议上，吕夷简轻飘飘地解释说：“此误尔，当改正。”明明是领导挖坑刁难，领导却一副很恬然的样子，“是错了，改了就可以了。”吕夷简还算好的，有的领导会铿锵有力地表态：“这么大的错误，坚决要改过来。”猛一听，像说外人一样。领导的领导看在眼里，不会追责，随风吹过而已。
内忧外患，还有家事缠身。北国谈判僵持中，万里之外突然来了一封家书。可想而知肯定是家里出了重大事情，富弼把信直接扔进了火炉里，既然不能回去，何必徒乱心思？
谈判是艰苦的，辽国要的东西五花八门，除了钱、土地、公主之外，居然要求每年的交接文书以“献”和“纳”加以表述，这就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了，这是名分之争，这是皇帝颜面大事。富弼据理力争，使辽国只得到每年加币二十万贯的进度，除此之外，富弼概不答应。
富弼在仁宗朝进入领导核心，成为宰执中的一员，参与了著名的庆历新政，亲历帝国本应有的转机被一些荒诞事件扼杀的过程。进入英宗朝，他保持文人本色，而不像一个趋炎附势的官僚，跟着韩琦、欧阳修等人支持濮议。
富弼老了，白发萧然，身躯羸弱，腿脚还有病，行走坐卧都要人搀扶。可他的精神信念却和从前一样，没有半点的改变。他凝视着年轻的皇帝，说了这样一番话：“陛下，人主之好恶，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知道了，就会有人来迎合，在政治上会投机取巧，在物资上会搜刮百姓，国家就会动乱；您所要做的，要像上天对万物生灵一样，让百官由本性做事，谁善谁恶就都会显露出来。那时，赏罚分明，国家自然平和安定。”
大家认为这番话怎样？是腐朽的老生常谈，还是一位智者、一位长者的珍贵经验？这是被宋史忽视的一段话。历史证明，宋朝正应了富弼的话而亡国。宋徽宗赵佶喜好花鸟鱼虫，只是这些零碎的“小东西”，就能把经济、民生彻底搞垮。花石纲、艮岳、九鼎等，都是蔡京等六贼迎合赵佶的产物。
神宗领悟出了这番话的真实含义，他被眼前的这位庆历名臣所震撼，这不只是对方指出了帝王心术的根本要点，更重要的是，他明白富弼为什么会特意进宫对他讲这番话。
赵顼的这次求言是为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做准备，富弼站在官场的边缘，冷眼旁观就洞察了真相，这是怎样的智慧与经验啊！
基于这一点，才有了赵顼与富弼一段著名的问答。
赵顼的话里凝聚了宋朝一百余年来的沧桑与苦痛，但凡有点血性和自尊的宋朝人都日思夜想怎样改变它。宋朝自幽燕之役、雍熙北伐以来，就一直没能扭转屈辱的外战记录。赵顼是个有志气的人，祖先的难堪就是他的耻辱。他公开承认赵光义是死于契丹人的箭伤，他不认可真、仁两朝以金钱买和平的方式，他要夺回燕云十六州，荡平西夏吐蕃，让宋朝恢复盛唐时的疆界领土。这是一个让宋人热血沸腾、追求了一百余年、渐渐在冷却的伟大梦想……突然在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身上苏醒。
赵顼曾经身穿金甲去后宫见奶奶曹太后，我这样装束可好？出身武将世家的曹太后惊喜交加，一时间心里百味俱全，没法说出话来。这时他向富弼提问：“以卿看来，边事当如何处分？”富弼缓缓地回答：“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一下子愣住了，这……这就是答案吗？以富弼之忠良，绝不会口出妄言，赵顼一下子陷入沉默，富弼离开良久，脑子里一直萦绕着两个问题：
一、为什么大臣们知道了却不做？
这是指司马光与韩琦，能看清国家问题的肯定不止这一个人，那么为什么都不出头为国分忧？
二、布德行惠。这是指真、仁两朝所一直奉行的内外政策。不管是对内部的士大夫阶层，还是对辽国、西夏，都要既温和又打赏，无止无休地当老好人。这难道都不能改变吗？
这些问题困扰着赵顼，说到底他是位皇帝，是个定大方针大方向的人。现在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改革，改变现有的状况。可是要怎么改，却需要个与他志同道合的宰相。那人必须得深刻理解现有状态，对每一个问题都明察秋毫。这只是第一步，他更要把扭转乾坤化为每一步实实在在的布置，让每一个平凡的官员、百姓都能理解并实施。绝不能像二十多年前的庆历新政那样，虽然点明了问题，解决办法却含糊无效，好在及时收手，没有落下后遗症。
这样的人在哪儿呢？查遍开封帝都，百年所养的官员精英尽在于此了，一个个都让人失望……这个人到底在哪儿？
这个人远在江南，近在眼前。说江南，此人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时。其父亲名叫王益，是宋朝中下层官员，终生辗转南北，没有做到京官。这样就注定了这个人早年的生活：一、飘忽不定；二、学业自成。
飘忽不定，他可以大开眼界，从小就看尽了北宋王朝的利弊兴衰。因其少年流走天下，父亲早亡，必须自己研读诗书，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根基和处世风格。他的心灵从来没有羁绊，儒家学说在他心目中建立不起来神圣感，产生不了约束，甚至于他赴京赶考的目的都不那么“崇高”。他后来毫不隐讳地说，家里太穷了，得有功名，有工资，才能养活妈妈和众多的弟弟妹妹。
他就是北宋史上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一代名相——王安石。王安石在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了进士，之后的官场之路走得极其独特，终北宋一朝堪称绝无仅有。如果要有个参照物的话，比如司马光，这两人的仕途截然相反，正是各自人生命运的写照。
司马光中正博大，中进士，尽孝道，被举荐做京官，历经仁宗、英宗两朝最敏感的大事，如立皇太子、濮议等，处处站在道义的角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与宰相争，与皇帝争，树立起自己的模范形象，从此被视为君子的代表、正义的化身。
王安石正好相反，他谢绝了所有的进京机会，视功名如粪土，在举国争名夺利的世道中孤傲不群，宁可在乡下偏远的小地方当官。这其间他放弃了馆阁笔试，这是地方官做过一任之后的晋身之阶，只要进京考试，就有可能成为天子近臣。以他唐宋八大家的文笔功力，功名唾手可得，不费吹灰之力，可他就是不。他还放弃了举荐。这非常个别，三苏中的老苏（苏洵）的求职之路可以证明，得到名臣的举荐有多难。文彦博、欧阳修这样举国数一数二人物的举荐，居然被王安石白白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