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争文化、南下文人与新加坡华文文学（1937—1965）
新马文学是海外华人文学中成就最大的一支，从百余年的发展历史进程来看，特别是从十九世纪末新马文学诞生，到1960年代中期新马分别成为独立国家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南来新马（简称“南下文人”）的文学影响，近代中国民族革命思潮影响下形成的战争文化心理，无疑是对新马现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因素。
新马两地文学史研究界，对南下文人的研究起步很早，代表著作有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1978）、郭惠芬《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1919—1949》（1999）。不过，随着新马两国的先后独立，新马研究界为了彰显自己本土文学史的构成，而更关注本土文艺的文学史起源。在新马文学研究史上，本土文学的起点被杨松年提前到了1925年，他以1927年《荒岛》创刊、1929年《南洋商报》创刊，并且以丘士珍①中篇小说《峇峇与娘惹》、林参天②长篇小说《浓烟》的问世为本土文学诞生的重要标志。值得指出的是，杨松年的观点过于保守，其实丘士珍、林参天都来自中国，属于南下文人的创作群体，文学题材的本土化只是作家创作取材的选择，是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体现，并不能太执拗于其是否是新马本土文学的起源和代表。南下文人参与了新马华文文学的构成，这是个不争的文学事实。这一点，就算执着于本土化的本土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自紧急法令后，取材中国的作品虽然不再出现，但是在表达此时此地的路向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仍旧是挥不散的影子。许多文艺著作的内容虽说是针对本地现实，不过基调仍是‘文艺服务工农’，对照‘延安讲话’及反殖时期本地论著，可见十分明显的痕迹。”①就文学创作主体而言，真正的新马华文作家应该从1950年代开始，归化后的南下文人和本地出生的作家开始发表作品，并且慢慢成为新华文学的主流。总体而言，马华文学由这两个创作群体构成。
一、战争文化的概念及“二战”前五年的马华文学
图1-1 蔡史君 编修《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
毋庸讳言，早期马华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完全受中国文学的影响，马华文学左翼思潮的背景大体来源于中国左翼文学。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对马华社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南下文人在马来亚这块华人聚居地用文艺的形式呼应和支援着中国国内的抗日救亡活动，这个时期南下文人包括林参天、陈如旧、丘康、铁抗、王哥空、李润湖、吴天、文翔、英浪、孟尝等人。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到1942年2月15日的马来亚（马来西亚独立前的通称）沦陷，马华文学开始进入活跃期，大批南下文人负起宣传抗日的历史责任，直接参与和领导着马华文艺，如郁达夫、金丁、张一倩、巴人、杨骚、陈残云、上官豸等人，可谓群英汇聚，马华文学的创作水准也提高了一大截，而且，在殖民政府的默许下，在相对比较自由的环境中，文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及哲学问题都在被热烈地讨论。这个时期是南下文人最活跃的时期，也是战前马华文学取得最辉煌成绩的时期。林锦归纳战前五年新马文学理论成就：
在战前，新马华人非常关心中国的兴衰和人民的安危。中国的局势有什么改变，他们立刻作出反应。“七七”事件发生，全面抗战开始后，新马华人各界各阶层都卷入抗日救亡的狂潮。他们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救亡活动，如筹款助赈、抵制日货、实行罢工、回国服务、宣传救亡等等。
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中国危在旦夕，促使新马的文艺作者，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用他们的笔尖，支持着抗日救亡的大业。抗战文艺运动随即如火如荼地展开，在理论创作，戏剧表演等方面，都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尤其是文学理论，更是空前繁荣。
这时期的副刊编者和文艺作者，认真地对待文学这种宣传武器，游戏文字、灰黄作品销声匿迹，个人的牢骚，游客的愁思，也很少出现。他们关心的，是文学如何发挥最高的救亡力量，他们所写的，是如何推动新马的文运，使它配合抗日救亡的目标。①
“抗日救亡”“文学这种宣传武器”“救亡活动”等词，都是我们要讨论的“战争文化”的重要体现。李泽厚认为“五四时期启蒙与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①, “现实斗争任务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在各种方面（包括文化与文艺领域）强调民族形式的形势之下。所以，无论是北伐初期或抗战初期的民主启蒙之类的运动，就都未能持久，而很快被以农民战争为主体的革命要求和现实斗争所掩盖和淹没了”。②陈思和《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当代文化与文学论纲之一》曾经归纳中国当代文学中战争文化心理的三个特征：“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性，文学宣传职能与文学真实性的冲突”“二分法思维习惯被滥用，文学制作出现各种雷同化的模式”和“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基调的确立，社会主义悲剧被取消”。③ 这些战争文化心理的论述中谈及的文学功利性、二分法思维和革命乐观主义也是新马文学中战争文化心理的重要特征。
在这里，战前马华文学时间的跨度仅限在1937到1942年之间，主要作家包括王君实④、胡愈之⑤、铁抗⑥、张天白⑦、流冰⑧、老蕾⑨、叶尼○10、① 金丁①、白荻②、李润湖③、流浪④等人。很多作家来自中国，并与中国文坛颇有渊源。如王君实“在上海的期间，他似乎参加过中国诗歌会的活动，和王亚平等人混得很熟（见《从街头诗歌谈起》）；二，除了中国诗歌会之外，其他一些文艺领域的工作，他似乎也是一个参与者，和聂绀弩、叶紫诸人都有来往”。⑤叶尼曾与田汉相识：“田汉的态度是很沉默的，他平静的语调说明了他是一个学者，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活泼，英雄。长脸，下颚微微突出，眼睛是聪慧的，上面盖着两笔清秀的眉毛。这就尽够描画出他的一切了。他穿一身藏青色西装，与一切平常的人一样，领前系一条黑色的领带，是那样文雅，富有书生气概。会散后，他微微点了点头便在掌声中走下来了。”⑥金丁与中国抗战时期的一些人物，如林伯修、钱亦石都有交情，⑦更不用说与郁达夫、胡愈之、巴人等人私交甚好，他的回忆文章《郁达夫的最后》为考证郁达夫后期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① 战前来新马的南下文人的创作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点是他们对中国的想念与回忆，其中也包括对国内抗战活动的描述。如王君实的《木棉》（1939）回忆自己在广州沦陷时所见汉奸的所作所为，还有《水、面包、子弹——记第三连》（1938），讲述的是自己参加第十一战地服务队，巡视到徐州一带：“在壕堑，在营帐，每处，一个个健康的人荷枪伫立，一堆土丘，一堆草盖，都巧妙地利用着作伪装的遮蔽。那枪，正紧紧瞄准敌人，不浪费，果敢，试验着他的力量。六年来，潜在内心的愤慨都激起来了，生命的活力一下子发酵了，一声不作，方寸的镇定，使他们感到格外的欣悦。在前线的岗位上，象一个壁立不可摇撼的山峰，不可越过的山峰。”②这些作家对中国的回忆带有很大程度的创伤色彩，如金丁《谁说我们年纪小》（1938）类似都德的《最后一课》，杨小宝到学校后，听老师说起上海沦陷的事情，其中关于日军暴行的描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在向南洋群众宣传和介绍着中国的抗战：“可是城里的中国人几乎逃光了。逃不了的，凡是女人就都被掳了去；谁都晓得掳走以后将会遇到怎样惨酷的不幸。男的，被那些日本兵从喉里灌了煤油，活活地烧死了，活活地把从胸部以下的身体埋到土里，于是头和肩膀被太阳晒焦了、晒烂了；而那些被缚在树干上的，脖子上插着刺刀，刺刀一直穿到了树干上。城北门的门楼上，钉着许多裸体的女尸；沿街电杆上挂着许多人头，乌鸦把那些人头的眼睛完全吃光了。几时能够把这一切侮辱完全洗净？几时能攻进城里去？据说政府方面派来的援兵就开到了。……然而他那为自己所爱恋着的家乡，现在却被敌人的炮火毁坏了，父母没有了，妻子没有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他为什么要活呢？阿黄实在是懂得的，他不只为他自己，为他自己的父母妻子。想到在自己国土里另外一些地方所忍受的劫难，想到许多人也都是要活，他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了。”金丁的《侵略主义往何处去？》（1938）为南洋民众分析中国抗战局势：“究竟日本能不能并吞中国呢？即使把中国真的并吞了，日本是不是能够消化呢，这两个问题，在今年来曾经使日本财阀感到难以摆脱的苦闷。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间的中日战争，日本全体参战的人数，不过二十六万左右，战费总额只有二万零四十万万，而战争的结果，不但使日本得到了二万三千一百五十万的赔款，并且有了台湾等地。那么借口东村大尉的被杀，而进占了东北四省的结果，究竟有了什么成绩呢？不要说一切‘移植’‘开发’‘经营’等等伟大的计划，到今日都已成为过眼云烟，即日本军力是否能够长远地‘保护’满洲国，也都是很成问题的。……七七事件以后，日本驻满军队的数目，我们虽然尚不确知，但是估计当有七七事件以前的两倍。但这也正是日寇的最大苦恼。对于一切占领区域，如果不增调大兵，日军一定会遭致很快的失败，但如果是增兵久驻，那又一定是要加重了财阀的负担。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①这篇文章大胆地预测：“谁能拯救日本呢？日本军阀，只能使日本崩溃！”
第二点是对马来亚本土抗日活动的关注。最具代表性的是乳婴②《八九百人》（1938）描写的是新马一带华族群众对日本商人的“不合作运动”，作品中八九百人华人矿工拒绝替日本人经营的铁矿做工，集体提出辞职。上官豸《非英雄史略》（1939）讲述了国军战士李四、李五两兄弟逃到南洋，之后李四因伤亡故，李五北返中国抗日。李蕴郎《转变》（1939）讲述的是张财伯辛苦一辈子顶了一家咖啡店，他不关心中国抗战形式，认为中国人与日本人打起来不关他的事情。他去领取营业执照的时候被殖民官员刁难，最终体会到祖国不强，在海外永远被人瞧不起。
第三点是南来文人在马保持着对中国时局的关心，加强着文艺宣传的力度。早在二十世纪伊始，南洋华侨先后于1905、1908年发起了反对美国和日本的抵制运动。1905年南洋华侨强烈抗议美国的排华行径，在上海，一位华侨自杀于美国领事馆门前以示抗议，而美国在新加坡的贸易也陷于停滞。面对如此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新加坡的华侨领袖评论说，民族主义成功地激起了中国民主主义潜在势力的义愤，是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有力证明。①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是卢沟桥事变后，英殖民者对马来亚华人支援中国抗日的行为进行压制，1937年7月23日，英属马来殖民政府以马来民政长官名义发表声明：“居留之日华人士不得采取诸如威胁境内和平之行动，并不许有组织性的筹集资金以汇寄日华两国作为军事用途。”故此南洋华侨的抗战救国筹赈活动，往往以救济难民的名义进行。② 关心中国时局的描写在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在小说创作方面，如王君实《海岸线》（1937），其中“萧苇赶上来，他看出我的异样，问道：‘你怎样了？'‘我支持不住。中国要灭亡了。'‘不要兴奋，忍住些。'‘不，不。这个兴奋不是容易发生的’”，表达着作者对中国抗战时局的关心。《手》（1938）讲的是一群爱国青年组织战地服务团，增援台儿庄战役的经过。在文学批评的主要倾向方面，如王君实《抗战文学与批评》（1938）:“南洋虽不是中国的地方，但，南洋的华侨都没有忘掉是中国人，而且，国内的潮流是一贯的提携华侨的，祖国在抗战，我们亦感同身受的认识在战时，如果中国抗战失败，而南洋却连一点战事的波及也没有，难道华侨能够不震惕我们国家的危机吗？笔者深信，若有正确的认识，和严肃的工作，不但没有阻碍的危机，没有不正确的倾向；而且是救亡运动的一个必要发展”, ③其中对中国抗战现实的关怀溢于言表。还有话剧创作，如流冰的话剧剧本《云翳》中对当时南洋商人的爱国行为的描写，旧铁店的陈维全老板和店里书记黄启明之间的对话就谈及抗战中个人自觉爱国的重要性。另外，他的《两件衬衫》（1937）批判矛头直指在南洋卖日本衬衫的商人。叶尼的话剧《没有男子的戏剧》（1939），讲述的是一所女子中学里发生的事情，女学生吴秀华、张凤英和朋友们组成战地服务团赴中国参加抗战。
在关心中国时局的同时，很多作家也关注着英殖民政府的作为。流冰在《望政府相信民众》（1937）中指出：“‘民主政治’对政府是绝对有利的，又能加强作战力量，巩固国防。惟有在真正的民主政治之下，战时的集权组织才不致于被敌人离间动摇；惟有在政府与人民溶成一片的时候，才能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自抗战以来，国内汉奸多如过江之鲫，到处破坏我们的阵线，动摇我们的组织，这就是没有做到开放民众运动，组织民众的缘故；因为这些汉奸，惟有人民大众自身组织起来，才会消灭的。再说，近来星洲有新客满街走的现象，这也是政府没有打算把民众组织起来的结果。这些身强力壮的民众，没有群众，没有训练，没有武器，他们虽要为国效力，也没有办法。在他们的家乡受到威逼或被蹂躏时，当然只好到外洋来找寻安全的生活”，呼吁政府要“相信民众，了解民众，并且了解民众的组织力量才是抗战中最大的主力军！”①白荻在《一九四〇年的马来亚华人》（1941）中介绍马来亚二百三十余万华人的筹赈和济英工作，为那段历史保留下了珍贵史料：“一年来，在南侨总会领导之下，全马各区筹赈会的工作，如常进行。全马义捐，据总会的统计，自本年一月至九月，约近叻币五百万元，成绩不可谓不佳。华人义捐，除常月捐和特别捐之外，还有寒衣捐，难童捐，药物捐，伤病之友捐，七七纪念章捐，每种成绩均极优异；而劝募卡车，一呼百辆立集，尤为可佩。今年中，还有三件事，值得大书特书。第一，新中国剧团，八月间出巡全马义演。……仅有柔佛属、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四地，为时五月，成绩已达叻币八十万零八百余元。……第二，海外部长吴铁城，奉蒋委座令，南来宣慰侨胞，敦睦邦交，于菲岛荷印公华，上月十四日抵星，稍事逗留后，即出发全马宣慰。行旌所至，同侨除热烈欢迎外，并献金报国，借表敬慰之意。截至现在止，可达国币八百余万元，如今还在继续进行中。”②
第四点是延续国民性批判的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题。李润湖的《“趋热”记》（1934）:“据说华人最善‘趋热’的。不论那里有些骚动，猫亦来狗亦来猪哥牛弟亦来，大家围在一起，瞪眼相顾；若问他们在看什么，大家都觉得茫然不知所答。记得在一个晚上，行经某路，见一大群人围得团团圆，大家你看我我看他，究其实里面不过一老妇在牵挽一啼哭着的小孩，但大家却以为那是一幕‘夫妻相骂’的‘趣剧’，不看，死难瞑目。忽然一顽皮朋友高喊‘马打’来了，大家即一哄而散；那里依然老妇在发气，小孩子在撒野，‘马打’却不见来。再如偶然听到救火车当当的奔驰过去，大家都不察那是救火局长电召练操，或真的何处发生火警，都匆匆的尾随，有的还花数占搭上电车或坐脚踏车直追（! ），各抱着观‘火’是顶好的玩意儿的‘盛意’! ……这‘趋热’在南侨社会中一年年的继续着，我觉得是很可悲的现象！除非南侨文化提高而使普遍化，这‘趋势’定无一日或休！”①铁抗的《敬告堕落的朋友和帮闲的文人》（1939）警告当时南洋的华人要积极响应救国的号召：“不知救国为何物，而专门玩女人的男子，社会上应予扬弃，而那些帮闲的无聊文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海外华侨救亡工作的坚强堡垒，是不容有这种毒菌的传入与流布，有这毒菌存在，直接间接都予整个救亡阵线莫大影响。我希望以后一般只会写几句诗填几阕词的人们，当你们摇起笔杆的时候，必须握住‘抗战第一’的前提，不妨重复地将岳武穆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去写写，千万不要在这些过着活地狱的歌女身上找主题，帮花花公子玩女人的忙，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呀！”②他的短篇小说《白蚁》（1939）讲述南洋抗战那些发国难财的商人和政客，一个是萧思义，把陕西说成山西，把延安说成廷安，其中的影射是相当明显的；一个是王九圣，编着一本《马华救亡领袖录》，一心想从牙兰加地筹赈分会主席萧伯益那里骗到所谓的出版费；还有一个是从中国来的号称“铁军甲等团长”的林德明，在马来亚半岛，从南到北地行骗，让爱国人士给他出回国参军路费，实际上是拿着这些钱打牌、包姘头，一边在那里说着“我不杀死一万个鬼子，决不姓林”的大话，一边“却想起麻坡，麻坡老姘头阿雪。……对，拿了钱再说。到这里来不到二天，一百块；二天后到另一个小州府去，说不定又是一百块。一百块，一百块，一百块……一千！港币二千，国币四千！带阿雪回去广西，开店，做小老板，大老板，发财，做官……”。小说颇似中国1930年代讽刺作家张天翼的风格，铁抗也承认受过鲁迅杂文、张天翼小说的影响，他认为“抗战发动以来，一方面，高楼巍峨烟尘十里的大都会流进了各种各色的人群，在国内失去了欺骗和榨取机会的一些‘绅棍’之流，以纯熟的伎俩在热带的通都大会跳跃，继续进行欺骗良善人们的工作，或混进文化界，衣冠禽兽地居然以文化的传播者自居。另一方面，一部分中国侨生们继续坚持着他们的生活态度，而跃进较高的阶层中去的又日渐腐恶。这一批炎黄胄裔，有的能以某种势力或‘关系’妨害写家向他们进攻的勇气，有的则不乐于接受正面的检讨，所以与其对他们的心理和行为正面的进步，就不如采由讽刺为愈”。①
第五点就是作家笔端的人道主义精神。李润湖《峇六甲桥之夜》（1934）:“夜的黑幕展开了，桥的四端直立的电灯明燃了，整天劳碌的他们渐渐地陆续地来这里集合攀谈，解解劳碌的辛苦，在晶莹清亮的电灯光下，个个面呈枯槁的神色，身体似很沉重疲乏的要移动着，显示他们的奔劳的艰苦；忧暗的面庞又似挂着一丝微微的苦笑纹，显示他们得着闲息的欣慰。十数个顽皮的小孩，在桥面的中央画了几个圆形或方形的白粉圈，跳跃着，追逐着，嘻嘻哈哈表现他们的天真，黄金时代的骄子，他们不知道这人间有悲哀，有罪恶！……新加坡是东方的一个大都会，大都会里的夜生活是神秘的，繁杂的。我所写的这峇六甲桥之夜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代表一小小的角落的夜生活而已。”②流冰的《阿英》（1939）中的少女阿英和恋人穷剪发匠离家出走，乡间的流言蜚语让她的父母不堪重负，母亲最终疯掉了。老蕾的小说也极具人道主义情怀，如《小七子的新皮鞋》（1936）讲述的是母亲为取得给儿子买新皮鞋的钱，而被少爷性骚扰的故事。《妻》（1937）里面阿良嫂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丈夫突然对自己冷淡，直到有一天晚上她发现丈夫溜进隔壁阿屈嫂家中才明了原因。《重逢》（1939）是老蕾最好的短篇小说，小说中科炽被钱秀英的未婚夫借机开除，被迫离开南洋回中国参加抗战，钱秀英也偷偷回国当了一名护士，在一次诊治伤员的时候，两人相遇了。《弃家者》（1940）讲述的是“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深夜误入农家，遇见了阿婶，在交谈中，发现回国参加抗战活动的机工林阿狗就是阿婶的儿子。老蕾还实践过象征体的小说，也不脱人道主义的底色，如《未完的故事》（1938）中那位被“一个青脸獠牙的恶魔”抢走的“北方小姑娘”，其实喻指的是被日本占领的中国北方地区。
沦陷时期，整个新马地区除了抗日军方面出版的，一般市民不容易接触到的地下抗日文学之外，“就只能够有这一点点出现于一些落水文人所办的报纸副刊的某一个角度里的奴隶文学而已。……不过，这一类奴隶文学的出现也是寥寥无几，可遇不可求。在副刊上出现的大部分文字还是一些旧式文人的消闲杂俎，诸如诗话、掌故之类的东西，不看也罢。”①白色恐怖统治，加上文学创作群体的解散，使得新马文学进入创作低潮。另外，马共及其宣传系统曾经出版过大量的油印报纸，这些报章上的一些文字信息也值得我们去关注。总之，就文学史研究而言，这个时期的文学史是一个亟待整理和研究的空白，期待将来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二、冷战格局下左翼与第三势力文学的发展
陈思和曾经这样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战争文化对建国初期的影响，他认为“从历史发展来看，战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要比人们所估计的长久得多，也深远得多。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实用理性与狂热的非理性的奇特结合，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排斥，以及因战争的胜利而陶醉于军事生活、把战时军队生活方式视作最完美的理想境界等等，这种种文化特征在战后的短短几年中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②但这个观点并不适合二战后新马文学的发展特征。主要原因是二战后，新马华人族群很快被卷入重返马来亚的英殖民者、享受抗日胜利的马共两股政治势力斗争之中，加上马来族群战后兴起的民族意识、华人精英与草根阶层的分裂，都使得马华文艺界所处的政治环境远远复杂于同时期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两地的文学生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5年新加坡建国，甚至更长一些时间。
在抗战时期，新马华人还是认同中国是自己的祖国，祖国有难，国民自是要奋起支持。这一时期，除了筹募助赈、抵制日货、实行罢工、文艺宣传之外，还有大批新马侨胞回国服务，仅抗战爆发的前两年，就有千人之上的青年侨胞或投往陕北抗日大学与陕北公学，或奔赴各战场参加抗日救亡工作。① 二战结束之后，随着世界范围的反殖民地斗争潮流的涌起，再加上抗战时期新马社会国家意识的形成发展，新马之地洋溢起越来越浓厚的本土认同，崔贵强认为，二战前后马来亚华人社会政治认同的变化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自1945年至1949年，大多数的华人心属中国，只有少数受英文教育的华人能认同当地马来亚政治情况而领导华人参与建国；第二个时期为1950年到1955年，因新中国的建立，世界上形成了冷战格局，英殖民者在马来亚大举清除马共的军事斗争，开始有部分华人参与争取当地公民权、政权的种种努力，但大部分的华人还是囿于传统习惯而对政治选举表示冷淡，未能主动争取参加全国普选；第三个时期为1956—1959年及其后的年代，特别是马来亚联合邦独立之后，华人公民权与参政权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绝大多数华人认同马来亚。不过作为马来亚地区的重要政治势力，在实际的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分配、政权控制在语文教育问题与土著民族特权等问题的实践上，争议仍然很多。② 而李恩涵更直接地道明：“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或华裔，实际都已是各该国的公民，为各该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了。他们绝对不是华侨。特别是中国自1954年之后正式采取废弃过去行之多年的‘双重国籍’政策、实行‘单一国籍’政策之后，由华人自己在当地国国籍与中国国籍之间，自行选择其一；选择了当地国国籍的华人（裔），已经在法律上割断了与中国的纽带关系。他们只能算是中国人在他国的亲属，而不再具有任何‘华侨’的身份了。”①
1948年6月，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左翼主要领导被限令离境，胡愈之等南下文人返回中国。留在马来亚的南下文人继续参与马华文艺的建设。不过具体的政治环境变化了，冷战格局开启，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大陆保持距离，中国政府也提出东南亚华人尽快加入居住国国籍，以缓解东南亚各国对华人族群的紧张心态。在这种政治生态下，新马作家必须调整创作心态，文学题材进一步本土化。之后，如“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们能够抛开一切错漏的偏激成见，脚踏实地的来吸收过去伟大作品的精华，丰富我们的新文艺创作”, ②随着新马作家姿态的改变，新马文学的新阶段开始了。战后文学延续着战前文学的一些重要特征，如以南下文人的战争题材作品为例，代表作有乳婴《牺牲者的治疗》（1947），讲述了林医生与一个在日本侵略者监狱里濒临死亡的抗日青年相处过程，刻画了一个舍生取义的抗日壮士的形象。丘天《爱情的快乐》（1947）通过一个劫后余生的高级交际花的怀旧，纪念一位在日军大检证时的正直高尚的教育工作者。南下文人中姿态左倾的除了前面的诸多作家之外，最具代表性的是胡愈之的社论和文学作品，随着共产党在中国战争的节节胜利，以胡愈之为代表的左派文人开始为新生政权服务，为共产主义做政治宣传。
1945年9月下旬，胡愈之回到新加坡。当时中国大陆国共两党内战正式爆发，蒋介石背信弃义，接连发动对中共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鉴于国内的乱局，南洋的文化人只好放弃回国打算。胡愈之也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让他继续坚持在南洋工作，加强在华侨中开展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宣传教育。当时《南洋商报》已经换了主人，而且在胡愈之离开新加坡的几年中，“曾经风靡一时，激荡无数爱国青年的《南洋商报》也沦为人人侧目的汉奸报纸”。③ 胡愈之计划先成立“新南洋出版社”，创办杂志，继后筹备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设法出版日报。在进步侨领陈岳书、王叔砀等人的支持下，新南洋出版社很快在新加坡报业区罗敏申路成立，先以专门经销国内和港澳出版的进步书刊为主，到了11月底已初具规模。与此同时，以传播祖国声音、反映侨胞意向、报道政治风云、宣传和平民主为主旨的《风下》周刊，也基本筹备就绪。①
《风下》是一份以政治宣传为主的综合性周刊，撰稿人除了胡愈之夫妇，主要还有梁纯夫、彭赫生、张企程、蔡馥生、汪金丁、巴人（王任叔）、杨骚、卢心远、吴柳斯等人，郭沫若、茅盾、司马文森、陆诒、陈残云、陶行知、许广平、楼适夷、何其芳、黄炎培、沈钧儒、马凡陀（袁水拍）等也陆续从香港或内地寄来作品。夏衍、赵枫等南来新加坡后，更经常为《风下》执笔。由于名家荟萃、文章号召力很强，《风下》很快在战后南洋华侨社会中独树一帜，发行量居当地刊物之冠，影响更是广大。从1945年12月1日创刊，到1948年夏英殖民当局宣布“紧急法令”, 《风下》被迫停刊，胡愈之共为《风下》写了110篇“卷头言”。这些小文章言辞犀利、短小精悍，又紧密联系世界时局，成为《风下》最引人注目的亮点，如《关于华侨地位的新认识》《救国有罪民主该杀》《苛政猛于原子弹》《论华侨的双重任务》《南侨回忆录》《华侨新爱国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马来亚还年轻》《马来谣》《华侨的祖国》《准备迎接伟大的新时代》等等，在揭露国民党卖国、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民主方针，引导华侨群众投身民主与和平的阵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年初，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从印尼回到新加坡，新马各地的广大侨胞为陈嘉庚的安全归来举行了盛大集会，各报竞相刊登欢迎消息。陈嘉庚依然坚持爱国民主立场，在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抗战，美国积极援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时候，陈嘉庚于9月7日，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参、众议院议长，提出抗议，要求美国军队撤离中国，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这一抗议震动了世界，更使国民党十分震惊。驻守南洋的国民党势力竭力反扑，发通电、贴标语，在报纸杂志上大肆攻击陈嘉庚是“共产党的尾巴”，在南洋发动了“倒陈”的阴谋。《中国报》在9月14日发表社论，认为“我们应对陈氏之侮辱同侨为堂堂正正之抗议，吾人誓不承认陈氏有资格可以代表吾侨发言”, 《星洲总汇报》也在9月17日发表社论《陈嘉庚在干什么？》，攻击陈嘉庚言行在“强奸侨意”。① 以胡愈之为首的南洋进步文化人士和进步侨领，坚决支持陈嘉庚。他们组织全马数百个华侨社团，在华侨居住的大埠小镇举行集会，并组织了数十万人参加反对美军留华的签名运动，声援陈嘉庚。《风下》杂志更连续刊登了《陈嘉庚与华莱斯》《民主运动的号角》《读陈嘉庚电后》等诸多文章，报道各地“拥陈”实况，旗帜鲜明地给予呼吁与支持。这场斗争以受欺骗华侨社团的醒悟和进步民主力量的胜利而告终结。在这场斗争中，陈嘉庚和胡愈之他们感觉到舆论工具的不足。为此，胡愈之和陈嘉庚商量，决定创办一张大报，作为华侨爱国民主阵营的喉舌，扩大宣传阵地。于是， 1946年11月21日，一份四开八大版的《南侨日报》正式创刊。
胡愈之写了大量社论，这些社论在见解上比战前时期的社论更加犀利，如《内战与民变》《当地政制与华侨》《工潮与当局的责任》《马歇尔的狂叫》《从军事看大局》《所谓侨团大会的把戏》《美国援蒋的暗盘》《论立法会议选举》，等等。除了社论，《南侨日报》的另一个亮点是善抓独家新闻，如1947年11月4日，《南侨日报》发表了《美国援蒋侵华大秘闻——魏德迈计划》一文，一刊登即引起国内外极大注目，欧美等地各通讯社竞相转发，轰动世界，一些西方记者还据此询问美国国务院。另外，为进一步推动团结海外华侨、扩大宣传阵地的工作，经胡愈之邀请，中央派原在重庆主持《新华日报》编辑工作的夏衍，于1947年到新加坡任《南侨日报》主笔。接着中国共产党在新加坡成立了文化小组，由夏衍任组长，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加坡的宣传工作。在胡愈之、夏衍的领导下，《南侨日报》在南洋侨界的影响持续扩大。②
在南洋的七年半时间里，胡愈之一直坚持着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开展统一战线的指示，积极做好统战工作的方向，尤其是重返新加坡后，他更是竭力团结南洋的文化界和华侨中的一切爱国人士，争取中间人士，教育华侨青年，以达到最广泛的团结。1947年4月，胡愈之利用《风下》周刊这一阵地，组织了“《风下》青年自学辅导社”，面向迫于生计没有条件入学的华侨青年开展文化、政治方面的教育辅导。辅导社先后开办初级班和高级班，讲授语文常识、文学修养、科学概论、实用经济学、应用文写作、马来亚问题、国际问题研究等课程，聘请知名专家批改作业，深受华侨青年的欢迎。学生发展到两千人，遍布东南亚各国，这些青年人后来成为南洋华侨中一支重要的进步力量。
在南洋华文文学开垦方面，作为一个进步文化名人和著名社会活动家，胡愈之对南洋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给南洋华人社会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同去南洋的南下文人中，胡愈之的作品可谓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战前战后，胡愈之在南洋的七年多时间里，文章的总字数达200万字，其中社论文章数量最多。二、对南洋华文文学起了开垦作用。当时华侨社会一般文化水平比较低，抗日战争前的南洋华文文学基本上还处于酝酿期，随着郁达夫、胡愈之、俞颂华、王任叔、沈兹九、高云览、王纪元、杨骚、汪金丁、夏衍等一批国内知名文化人士的先后到达，南洋华文文学开始苏醒并步入成长发展期。如果说比胡愈之早两年到达南洋的郁达夫，对南洋华文文学起了启动的作用，那么胡愈之的贡献更多在于开垦。（1）开拓并扩大了阵地。无论是主编沦陷前的《南洋商报》，还是创办光复后的《风下》《新妇女》《南侨日报》等，胡愈之都十分重视文艺副刊的作用和地位，并始终将此作为重要阵地。（2）传播了新思想。像其他众多南下文人一样，既经历过“五四”的洗礼，又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胡愈之，在南洋开展各种文化活动，一个重要的核心就是积极传播“团结爱国与民主进步”的新思想。这种传播除了对南洋文学本身的成长发展有指导意义外，对南洋华侨社会思想的进步，更有着引领的作用。（3）促进了五四文学精神在南洋华文文学中的植入。在自身与南下文人写作同时，胡愈之以《南洋商报》《风下》和《南侨日报》等为阵地，着力推介大量华文作家的作品，如郭沫若、茅盾、陶行知、楼适夷、何其芳、陈残云、马凡陀（袁水拍）等人的作品。《南侨日报》上刊登过的文学评论，涉及的作品有《马凡陀山歌》《王贵与李香香》《升官图》《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等。① 不但促进了五四文学在南洋的传播，而且还给南洋华文文学自身的成长注入重要营养。
胡愈之还留下了宝贵的编辑经验和文化影响。胡愈之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新马文坛上最优秀的期刊报纸编辑者，其自传专书《流亡在赤道线上》分“流亡在赤道线上”“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和“南洋杂忆”等三部分介绍了自己的南洋经历，纵观全书，我们可以完整地勾勒出他在南洋编辑办报的过程。② 胡愈之的编辑经验也为后来的新马办刊人做出了榜样，影响着后人。首先，从同仁刊物向综合刊物转变，作者的圈子不再局限在狭小的同仁写作圈，在胡愈之的杂志周围有着数量庞大的作者群，除了本土的，还有来自中国的作家来稿。这种转变让他的报刊成为这些作者的写作园地，为新马作家的成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次，主编要有自己鲜明的编辑风格。胡愈之的精辟社论是《南洋商报》的一个亮点，同时他在编辑观、艺术观上的左翼风格所形成的编辑风格，都影响着读者和其他作者，这一点也对后来的编辑者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大陆被中国共产党统治，台湾被中国国民党据守，香港由英国人继续殖民，不过香港除了英国殖民势力、国民党、共产党三方势力之外，还有由美国支持的“第三势力”，如本文涉及的友联出版社。而《蕉风》《中国学生周报》就是在左翼和右翼政治缝隙中挣扎求存的文学群体。友联出版社在1951年创立于香港，其背后老板是美国亚洲基金会。①《中国学生周报》是其旗下刊物，当时除了香港本地版之外，还有印尼版、星马版和缅甸版三个地区分版，总销量每期都有五万多份。1954年《中国学生周报》社长申青（余德宽）和夫人刘波女士，到新加坡开拓市场，这就有了1955年11月创刊的《蕉风》月刊，次年，友联出版社决定把香港的《中国学生周报》（星马版）南移到新加坡重新登记，把原来的“中国”两个字取消，定名为《学生周报》。于是，这两份文学性刊物先后登陆马来亚半岛。② 它们极大地满足了马来亚半岛华人的文化需求，为马来亚地区文艺青年提供了学习和发表的园地。③
《蕉风》月刊1955年11月10日创刊于新加坡，第一任主编方天（本名张海威，中共先驱人物张国焘之子），编辑委员有申青（余德宽）、马摩西（马来亚作家）、范经（新加坡诗人）、李汝霖（新加坡作家）、陈振亚（即新加坡诗人白蒂），姚拓于1957年2月到达新加坡后也加入编委会，并于1957—1959年任《蕉风》主编。1959年，马来亚印务公司在吉隆坡成立，《学生周报》与《蕉风》也移来吉隆坡出版。到了吉隆坡后，《蕉风》由黄思骋①（香港作家，主编时间1959—1961）、黄崖②（香港作家，主编时间1962—1967）主编。从第202期（1969年8月）开始，随着黄思骋、黄崖的先后离职，《蕉风》脱离港人治刊的时期，走向马来西亚化的道路，这一期以姚拓、牧羚奴（本名陈瑞献，新加坡著名画家、文学家）、李苍（本名李有成）、白垚（另一笔名刘戈，本名刘国坚）为主编，到第222期（1971年7月），主编团队又加入梅淑贞，第246期（1973年8月）加入了悄凌，其间周唤、川谷、周清啸、张爱伦、紫一思、许友彬、王祖安等人先后参与编务，到第444期（1991年9、10月合刊），执行编辑是小黑、朵拉，第482期（1997年10月）由林春美继任执行编辑，到第488期为止（1998年1、2月合刊）。从1955年11月10日发行创刊号到1998年2月遗憾停刊，《蕉风》走过了43年，共出版了488期，堪为世界华文文学期刊历史最长的期刊，对新马华文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影响深远。③ 姚拓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及《中国学生周报》是美国人出资的冷战背景。从这份刊物的编辑群来看，他们的政治背景非国民党非共产党，大致属于中国政治力量中的第三种势力。编辑群以及与《周报》有关的人物有：薛洛（原名陈濯生，友联出版社社长）、司马长风（顾问，笔名秋贞理）、余英时（第一任总编辑）、燕归来（友联出版社秘书长）、徐东滨（友联出版社总编辑）、胡菊人（原名胡炳文，《周报》社长）、申青（原名余德宽，《周报》首任社长）、彭子敦（《周报》总编辑）、方天（原名张海威，其父张国焘）、黄崖、白垚（原名刘国坚，笔名还有刘戈）、赵聪、奚会暲、黎永振、王健武、王瑞龙、高伟觉、郑萼芬、古梅、杨远、孙述宇、陈特、杨启樵，等等。
姚拓虽然没有谈到《蕉风》以及《学生周报》的冷战背景，但有很多地方都让我们思考其背景。如“黄思骋先生担任主编的时期最短，大约有一年时间，但以他在任时的销路为最好，因为除了一大本文学杂志外，还附带送有一小本中篇小说。每期大约售出4 000份。此后中篇小说停止，销数下降。黄崖担任主编日期最久，大概一直到了1969年，直到他辞职为止。销数一直在1 800份左右。我也知道《蕉风》的销数，永远无法维持开销；但《蕉风》是南洋少数的文学刊物之一，只要我们的总公司不垮，我们无论如何得维持下去”①。再如白垚曾回忆道：“上面说到毛润之，不能不想到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这篇东西当时得令，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四海内外徒子徒孙唯一标准，《蕉风》何物，自然难以入流，主义云乎哉，信主者得救，你写得再好再写实也没用，因为他们先穿上了皇帝的新衣。姚拓曾言，揭此皇帝的新衣。”②另外，就《蕉风》的资金来源来看，特别是其入不敷出的资金流转是历任编辑所苦恼的事情，无论是资格最老的姚拓，还是末代主编林春美，都直言过这一点，也表达过对友联出版公司数十年如一日资助的感谢。③“我从没有向读者讳言，蕉风每个月都有亏损，而这些亏损，一向是由吉隆坡的友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负担，每月亏损约在马币二千到二千五百元之间。因为承印蕉风月刊的马来亚印务公司，亦是友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之一，因为蕉风能够解决打字、排版及印刷的基本问题，所以，在风风雨雨中才能支持到今天。当然，没有友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朋友们的支持，蕉风早已停刊。有位董事朋友曾经开玩笑地说：‘每月赔二千五百元。三十年是不是赔了一座大楼！'”④末代主编林春美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她说：“蕉风每期亏损的款项，一向都由吉隆坡的友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负担。”⑤无论是背后亚洲基金的资助，还是创刊后高举纯文学和本土化的旗帜，都可以看到《蕉风》及其早期编辑群的右翼背景和反共态度，虽然这是没有放在台面上说的。陈鹏翔也认为姚拓及友联集团有着政治背景，但还是赞扬《蕉风》一直“在维系马华文学的命脉”，肯定姚拓的文学贡献。① 再加上美国人的资助本身就是为了对抗中共的“红色教育”，亚洲基金会源源不断去注资友联出版社，而友联出版社之下的友联研究所，主要就是从事中国大陆情报和相关研究的。而在教育方面，美国人认为东南亚华人已经掌握了120万人口的东南亚市场。② 由亚洲基金资助的华文期刊《蕉风》与同期创办的《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生生活》《儿童乐园》一样，都是为了挽救东南亚的教育危机。③
早期《蕉风》（第1—202期），其主编先后由方天、黄思骋、黄崖担任，姚拓为其编委会重要成员，这四位主要编辑都有香港背景，特别是黄思骋、黄崖两位，他们本身就是香港文坛成名作家。他们的编辑方针和编辑活动，直接沟通了马华和香港现代文学的关系。这批香港南来编辑的努力，加上本土文化人的参与，④使得《蕉风》的销量进入了历史最好的时期，“《蕉风》销数最好的时期，是一九六〇年到六五年之间，因为每期除《蕉风》月刊外，还附送一份‘中篇小说’，那时候每期销数在五千左右。”⑤黄崖的编辑态度相当严格，在一封给青年作家的回信中，他谈到：“我向来是不怕‘大’作家的，常常退还‘大’作家的稿件。我在退稿信上往往这么写着：‘大作若一字不改照刊恐有损令誉，若加修改，即将面目全非，所以，还是奉还为妙。……’许多作者都是有惰性的，你若随便刊登他们的作品，以后他们写稿便越来越随便；如果你选稿严格的话，他们就不敢乱来了，而且还对你特别尊敬呢！”①
图1-2 《蕉风》历任编辑人员（部分）
作为香港友联出版社的子公司，《蕉风》一直帮助友联公司宣传业务，而这种广告宣传主要集中在早期港人治刊期间，主要的广告业务如下：
（1）第8期（1956年2月25日）:“友联活页文选：散页每份一角至两角，一次购百份以上者打对折”，这个广告一直延续到第20期。
（2）第16期（1956年6月10日）:“南宫搏新著《洛神》《章台柳》《历代名人轶事》《杨贵妃新传》《孽缘》。星加坡友联书报发行社”。
（3）第22期（1956年9月25日）出现《学生周报》的广告。
（4）第26期（1956年11月25日）第一次为友联出版社推销大量中国文学代表作品，其中现代作家有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胡适《读书》、胡适《最后一课》、许地山《落花生》、亚米契斯著、夏丏尊译《少年笔耕》、周作人《怀爱罗先珂君》、陈衡哲《运河与扬子河》、老舍《趵突泉的欣赏》、夏丏尊《白马湖之冬》、朱光潜《谈动》、冰心《母爱》、叶绍钧《古代英雄的石像》等。
（5）第27期（1956年12月10日）：推介徐㊣《风萧萧》、牟宗三《认识心之批判》、燕归来《红旗下的大学生活》、彭成慧《在迷茫中》、洁子等作《春风芥籽》。
（6）第69期封四上，推销钱清廉编著《中国现代史纲要》和王序著《中国文学作家小传》。
（7）第72期封四上，友联书报发行公司刊登广告，推介新近运到的大批文艺新书，其中“国民学校丛书”（全书卅二开本，一百册，复兴书局出版）、“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一辑至第五辑各一百本，每辑售价叻币一百五十元）。
（8）第83期：封四推出赵聪的《中国文学史纲》。
（9）从第97期开始，友联书报发行公司总代理了《学生周报》《儿童乐园》《银河画报》和《蕉风月刊》。
（10）第97期：推介朱起凤撰《辞通》。
（11）第118期：推介由友联书报发行公司代理的各类学生用书43种，其中包括王恢《国学概要》、唐君毅《哲学概论（上、下）》、牟宗三《理则学》《历史哲学》等学人作品。
（12）第121期：友联出版社推介两种文史研究丛书：赵聪《中国文学史纲》、陈寅恪《论再生缘》。
（13）第163期：友联出版社经销柏杨主编《一九六六中国文艺年鉴》，介绍台湾文坛的发展。
（14）第165期：代售孟瑶小说集（第一辑）:《畸零人》《含羞草》《乱离人》和《斜晖》。
（15）第167期：推介李旺开《灯笼》《感情的刽子手》。
早期《蕉风》除了编辑队伍、刊物背景之外，至少还在两个方面制造了港、马现代文学交流的蜜月氛围。一是“中篇文丛”“蕉风文丛”等丛书推介形式的出现，这是早期《蕉风》的营销策略，它很成功地为《蕉风》开拓了新马一带的文化市场，也将香港文学最新的文学成绩带到新马地区。“中篇文丛”是《蕉风》从1959年4月号第78期开始随刊附送的，“我们所作的一个大胆尝试，就是特约当代名家撰写中篇小说，印成三十二开的小本子，随同本刊一并发行。因为我们感到：以旧有的篇幅，如把一篇两万字的稿子作一次刊完，未免太呆板，也太单调。现经这样一改，就可免去此种缺陷，并予读者在携带和保存上以方便。当然，这使本刊的成本大为增加，但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也就不予计及了。”①这个活动一直坚持到1964年8月号第142期，推介大量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包括王敬羲《婚事》、罗门等《美的V型》、姚拓《黑而亮的眼睛》、黄思骋《荒岛行》、端木羚等著《游郊》等作品。后来这些作品大多数被编辑成“文艺丛书”，如1962年1月号第111期上《蕉风》推出“文艺丛书”，广告中有徐速《芳邻》、黄思骋《猎虎者》、姚拓《黑而亮的眼睛》、黄崖《航程》、谢冰莹《爱与恨》、王敬羲《婚事》、刘念慈《返乡》、黄润岳《逆流》、郭衣洞《拱桥》、于苍《某少男日记》、章以挺《篱笆的恩怨》、马汉《归来》、端木虹《赛纳姑娘》、集文《在夹缝中》、黄思骋《荒岛行》、姚拓《五里凹之花》、黄崖《惊涛骇浪》、王敬羲《一个陌生的人》、黄润岳《骑马的将军》、黄崖《吡呖河的哀怨》、黄戈二《铁蒺藜内》、黄思骋《世仇》、黄思骋《郊游》（诗集）、《美的V形》（诗集）、张子深《裤子》、黄思骋《真实的神话》、契诃夫《酒鬼的故事》、黄崖《浪花》、张子深《雁语》、段盈《深情的呼唤》，共计作家19位、作品30部，其中香港作家黄崖、黄思骋、徐速、姚拓作品共13部。② 另一种是对“蕉风文丛”的编辑与推介，从1957年1月25日第30期开始，基本上每个月推介一本，头三个月就推出了江陵短篇小说集《从黑夜到天明》、马摩西散文集《集愚集》、方天短篇小说集《烂泥河的呜咽》，后来萧遥天《食风楼随笔》、古梅《赶路》、常夫《墙外集》和胡牧《回春曲》等作品都是在这个文丛中被推介的。
图1-3 《蕉风》第1、2期封面（1955年1 1月）
二是“文讯”“读者·作者·编者”和“风声”等小栏目的出现，这个栏目在报道大陆、台湾的文坛消息之外，也介绍香港文学的最新情况，从第37期（1957年10月25日）第一期“文讯”开始，就出现香港文坛的消息。之后，“文讯”成为介绍香港文学的重要园地，其刊登的重要消息如下：
（1）第48期：“香港近有一种《武侠小说周报》出现，以‘提高武侠小说水准，发展通俗文艺’为口号，据说销路不坏，极受小市民阶级欢迎。”
（2）第49期：“杰克新作《珊瑚岛之梦》，已由自由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对于社会情况及男女生活有深刻之描绘，据说是作者自己最感满意的创作。”
（3）第49期：跟进香港文坛的最新消息，刊登黄思骋《国际笔会第廿九届年会》，其中有一段：“笔者所代表的单位是香港中国笔会。（香港中国笔会成立已有两年的历史，有会员七十人。）”
（4）第51期：“当代中国名作家李辉英，上月自港来星作短期旅行，并顺便搜集写作材料。近闻南洋商报有意请其主编副刊，如成事实，则马华文坛又多了一个老将！”
（5）第52期：“香港《天文台报》社长陈孝威先生，已于本月中来星，现寓怡和轩。据闻，他将在此出版一种报纸，正进行募股中。”“前香港《人生》杂志主编王恢先生，今夏南来执教，于课余埋首著述，不遗余力，闻近已完成《思齐集》一书，为历史人物之传记。”“老报人陈振亚先生，刻在华义中学执教，课余兼为《星洲日报》主编《艺文》版，并于每周为该报撰写社论一篇。”
（6）第62期：“诗人力匡，于本月中自港乘广州轮来星，闻系受育英中学之聘，担任国文教席。”
（7）第69期：“最近出版的文学著作，计有名作家徐㊣的诗集《时间的去处》，和自由出版社所译的美国共产党作家法斯特的《裸神》。此外，尚有林语堂博士所写的一本专门研究共产党的书，叫做《匿名》，已于上月开始在《真报》连续发表。”
（8）第70期：“香港自由旗帜之下的定期杂志，目前约有二十余种，依性质可分下列七类：一、学术性的——《民主评论》（半月刊）、《自由学人》（月刊）、《人生》（半月刊）、《现代学术季刊》、《大学生活》（月刊）。二、政论性的——《自由阵线》（周刊）、《祖国》（周刊）、《再生》（月刊）。三、新闻报导性的——《新闻天地》（周刊）、《春秋》（半月刊）、《展望》（月刊）。四、经济性的——《工商观察》（半月刊）。五、文学性的——《文学世界》（季刊）、《文坛》（月刊）、《论语》（半月刊）、《灯塔》（月刊）。六、艺术性的——《乐友》、《亚洲画报》、《良友画报》、《中外画报》、《银河画报》。七、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少年旬刊》、《儿童乐园》（半月刊）。”
（9）第71期：“名作家齐桓与南木合著的《中国二十故事》，已由亚洲出版社印行问世。这本书的内容，是选辑了中国的二十个有特殊成就及充满了无上智慧的故事。各故事中，皆充分地表现了时代的精神以及历史意义，让人认识现在的中华民族确是一个卓越而优秀的民族。”
（10）第74期：“名作家徐㊣，近有三部新著出版：一为《时间的去处》（诗集），一为《神偷与大盗》（短篇小说），一为《女人与事》（小说），均由亚洲出版社发行。”
值得注意的是，黄崖、黄思骋、徐速等香港作家除了参与马华文学的建构，同时期也在香港文艺期刊上刊发作品。以《当代文艺》（1965年12月创刊，徐速主编）为例，这个刊物先后刊发了黄崖《心愿》、黄思骋《重男轻女》（创刊号）、黄崖《仙人掌》、黄思骋《街头》（元月号）、齐桓《期待》、黄思骋《后窗》、徐速《媛媛》（二月号）、黄思骋《祖母与老公鸡》（三月号）、黄思骋《二度蜜月》（五月号）、黄崖《邻居们》（第5期）、黄思骋《连襟》（第8期）、黄思骋《阔别》（第30期）等作品。这个刊物也有过“三十年代作家剪影”栏目，由李辉英、马逢华、丁淼等人撰文，介绍过冰心、沈从文、草明等五四新文学家。另外，像岳骞《水浒人物散论》、黄崖《紫藤花》、黄思骋《长梦》等也曾在《当代文艺》上被推介过。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作家的作品支撑着早期《蕉风》期刊版面，编委会成员黄崖、黄思骋、力匡是香港作家，在第93期（1960年7月号）《蕉风》上，《蕉风》推出黄思骋、黄崖的作品集共计21部，①他们的创作为后代马华作家所敬仰，温任平曾说，“六十年代初期的小说，大抵上技巧粗糙，内涵肤浅。这时期表现较佳的反而是一些前辈作家，像姚拓、黄崖、原上草等，他们的小说至少文笔稳健，描写生动，布局及情节的安排也比年轻作者高明许多，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小说并没有强烈的说教倾向，人物的塑造也不致像前面所说的那么‘典型化’，令人望而生畏”。温任平回忆道：“我记得当时的《蕉风》月刊，除了拨出篇幅刊载西洋文学作品的翻译及介绍文字外，还刊登了数量相当的港台作家的诗、散文、小说及评论。这情形在六十年代中期最为显著。这些港台作家，已有一定的地位，他们的作品也有一定的评价，他们对于在摸索中的马华作家可供借镜与参考之处实在不少。”①可以说，那个时候港台文学占据了《蕉风》的大半版面。
首先是黄崖的作品，黄崖的创作量极大，姚拓曾经撰文大加赞赏。② 1967年6月10日的黄崖日记中记载王润华、淡莹夫妇临出国拜会黄崖，言语交谈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以及黄崖在马华文坛的影响力。③ 在他的日记中，萧遥天、张寒、慧适、林靖程、李旺开、林静、黄敬羲、冰谷、陈慧桦、温梓川、依藤、陈金狮、黄润岳等人都与他相交不浅。但黄崖在很多马华本土批评家眼里也曾经被怠慢，在黄崖的日记中记载，“这里且讲一个笑话。某报新年特刊的《马华文坛一年》专文，十年来未曾一次提及我的名字和作品，可是，从外国来的作家总要来看我，讨论马华文坛的问题。”④到了第二年，黄崖不无调侃地说：“某报的新年特刊照例有一篇什么谈一年来的马华文坛，……《蕉风》出版了十二年，该作者是近年第一次提到《蕉风》的名字，大谈《蕉风》上一些笔战的文章。一篇短短的专文，竟花了三四百字来谈这件事，足见这位仁兄对笔战有莫大的兴趣。”①但这位《蕉风》主编却是用自己的创作激情，传播着“五四”新文学，参与着马华文学的建构过程。②
在《蕉风》上大量刊发作品的作家还有黄思骋和力匡，其作品有《戴浅蓝色帽子的人》（第67期）、《神曲的作者但丁》（第72期），王恢《陶渊明的思想、人格和作品》（第42期）, 《蕉风》介绍“王恢先生原为香港人生杂志社的编者，最近应联邦新文龙中华中学之聘，南来担任教席，承其课余为本刊撰稿，对陶渊明的思想、人格和作品，作一全面的论列，大多发前人之未发，不可不读。”③另外在第59期的“文讯”上，《蕉风》介绍道：“新文龙中学教师王恢先生，近将其曾在香港《人生杂志》及本刊发表过的旧作加以整理，辑印成书，题名《思齐集》，委托友联书报公司发行。”④申青的小说《兵役》（第63期），叙述中国抗战时期“抽壮丁”的故事。徐速的创作，有《婚丧大典》（第99期）、《谈〈斧刑〉》（第102期）、《人情味》（第103期）、李辉英的小说《大姑和二姑》（第142期）、刘以鬯的文学批评《借来的理论与技巧》（第142期）。这些作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当属徐㊣的创作，他最早登陆《蕉风》的作品是《在退潮的文艺沙滩上》（第150期），接着他从第154期开始，连载其《传记中的青春》《舞蹈家的拐杖》和《巫女的棺材》三部长篇小说，《蕉风》“为使读者便于欣赏，以后，我们特每期刊出二万字至三万字”。⑤
同时，这些香港作家的作品也在小说中给马华读者带来了香港形象。如早期江陵（白蒂）的《风尘三女性》是写三个从香港来马来亚献唱的歌女，由于这三个女人的年龄和个性不同，在马来亚就有不同的遭遇。“年纪大点的蓝金莺，为了曾经做过大官的丈夫和两个孩子，流落香港，无法生活，才牺牲色相作歌女卖唱，她所操的是‘下贱’的职业，但却是一个伟大慈祥的贤妻良母，可惜年纪大了，红过了时，这次到马来亚来，却遭受了满身铜臭的头家们的当场侮辱，她为了丈夫和两儿，只得擦干眼泪咬紧牙关忍受下去。她那一封好像用血泪写成的给她孩子们的信，充满了慈爱，也充满了深沉的哀伤，任何人读了都会为之感动。这一个有着高尚灵魂的女性，使我想起了《罪与罚》里的妓女索尼亚，肉体虽受摧残，她的灵魂却是纯洁的，这种忍辱负重的自我牺牲精神，岂是安享富贵荣华的行尸走肉所能比得上？至于艳星红蝴蝶，虽然放荡不羁，名誉很坏，可是她的侠义心肠，说明她的本质并不是‘坏女人’，她的偷偷摸摸，零售‘爱情’，无非是为了养活家小，当她发现蓝金莺的命运比她更苦的时候，竟暗中寄钱给金莺的子女，她的钱是牺牲自己的肉体换来的，但却慷慨地帮助和自己一样苦命的人，有这样善良本质的女人能说是‘坏女人’么？那个年纪最轻的白茉莉，还不懂世故，只看见眼前的走红，没有看到没落的老牌歌星蓝金莺就是她将来的榜样，虽然在小说完篇时，她还是最红的时候，但读者自会知道她势必和蓝金莺一样，总有没落的一天，没有一个牺牲色相的世界，能逃出这一命运，只是先后不同罢了。”①司徒克评价江陵，“近年来马华文坛相当热闹，但能认真地从事创作小说，而又写得在水准之上的，不过三五人而已，在即将过去的一九五六年里，江陵要算是写得最多，最有收获的一位作家了。”②
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马来亚正经历着民族自决到独立建国的社会剧变，意识形态之争也渗透到文学活动之中。前文中《蕉风》的存在就是冷战时代的一方华文文学的存在，它的存在是一种政治姿态在文学中的表现，比较起新加坡本土马共势力影响下的南洋大学学生会，它的战争文化表现要柔和得多。作为第三种势力的存在，它的存在让我们补齐了与左派文学（汉素音《餐风饮露》）、马共影响下的文学（南洋大学学生会杂志）同时期存在的右翼文学形态，也还原了1950—60年代新马文学的复杂和丰富的内涵。
结语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已经无中国大陆文人再南来，但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还有文人南下来新加坡，如刘以鬯、凌叔华、苏雪林、徐㊣、孟瑶等人，他们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谢克①这样回忆：“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刘以鬯介绍年轻人认识的30—40年代中国优秀文学家及其作品，比如艾芜和《山野》、张天翼和《华威先生》、沙汀和《还乡记》，还有萧军、萧红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②随着南下文人的本土化转向，南下文人融入到新马两地的文学建构历史中，在1950年代开始涌现出一些新的创作面孔，如谢克《困城》（1954），其中女主人公丁红意志坚强坚决不回“唐山”，这种决意在新马落地生根的思想意识，继续着本土题材的文学传统。而同时期，黄山③《挣扎》（1956）、麦青④《萌芽》（1956）作为工人题材的创作，展现出新老工人在新的社会时代中的精神风貌。就南下文人来看，方北方⑤的本土化转向是新马南下文人本土化的代表，根据其子方成的回忆，方北方曾经“手指向墙壁上日历里的‘31.8.1957'，他郑重地对着年幼的子女宣告：‘我们新的国家诞生了，我一定学好马来文！'”⑥其中篇小说《峇峇与娘惹》（1957）中对华人传统和华文教育的宣扬，展示着新马当代文学中华校题材这一重要文学传统。接着，出生在新加坡的苗秀①及其代表作《火浪》（1960）的问世，更宣示着新华当代文学的正式开始。
在文学批评界，方修以编撰新马文学史的创作实绩开始了新马文学史的研究（包括苗秀及其后辈杨松年等人），一步步开始了新华文学史本土化的追求，并以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1965）为代表。方修说：“我说我当时具有一定的条件来整理马华文学史，那是因为：一、我在报社兼编的一个综合性杂志，这时候恰好停刊，使我有了一点时间可以做些工作；二、我的同事林徐典先生在新加坡大学深造，可以帮我搜集新大图书馆储存的一批旧报章上的文学史料；三、另有几位文友——漂青（最近在新山逝世）、佐丁、刘冷等，先后送给我一批旧杂志，这些都是星大图书馆所欠缺；四、在年龄上，我正好夹在老一辈和年轻一辈的写作人的中间，所以三十年代以至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我认识得很不少，有的甚至是我的朋友或同事；他们某些不幸的遭遇，也是我亲身目睹的。这种感性的认识更促使我去从事当地文学史的编写，并增加我在这方面的使命感。”②方修先是编写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接着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华新文学大系》, “正是由于方修的劳绩，才使原来默默无闻的马华文学，一跃而受到世界的注目”，杜立秋还指出：“在海外华文文学中，马华文学是最早受到文学研究家重视的。当然，这与方修的努力是分不开的。”③
①丘士珍（1905—1993），原名丘天，又名家珍，曾用笔名废名，福建龙岩人。少时与同乡马宁（1909—2001）、丘絮絮（1909—1967）（这两位后来都以南下文人的身份活动于新马一带），师从龙岩名士苏庆云、游雪，受其新文化思想影响。在厦门福建印书馆创办进步刊物，不久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被迫南下新加坡。1949年返回中国，定居福建龙岩。
②林参天（1904—1972），原籍浙江丽水，原名鹤亭，笔名林莽，1929年南来，1930年开始给《瀑布》《野葩》等刊物写稿，且是1932年创刊的《星洲日报·文艺周刊》的基本作者之一。当时发表作品有《隐痛》（独幕剧）、《金标》（独幕剧）等。1936年出版长篇小说《浓烟》，为新马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1937年完成《热瘴》，可惜出版困难，1961年才出版，这两部为马华文学重要作品。其他作品还有《头家和苦力》（1951）、短篇小说集《余哀》（1960）。他曾任吉隆坡培才小学校长，1972年病逝于吉隆坡。
① 詹道玉：《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年版，第39页。
① 林锦：《战前五年新马文学理论研究（1937—1941）》，新加坡：同安会馆1992年版，第234页。
①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7年版，第32页。
②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7年版，第35页。
③陈思和：《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当代文化与文学论纲之一》, 《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④王君实（1918—1942），原名王惠风，祖籍广东澄海，笔名有王修惠、王乐怡、蓝田玉、白登道、横光、陈清浓、朱丽叶等，广东中山大学肄业，1938年南来，活跃于新马文坛。1942年日军检证时期，坠楼自杀，年仅24岁。
⑤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祖籍浙江上虞，1941年12月应聘来星主持《南洋商报》，一直到1942年新加坡沦陷避难于苏门答腊岛。战后返星办报，再度撰写政论，直至1948年3月经香港返回中国。
⑥铁抗（1913—1942），原名郑卓群，笔名铁亢、明珠、君羊、金铁皆鸣、金鉴、金箭、里纯，祖籍广东潮阳。1936年冬南来新马，加入本地文艺行列。1942年2月，星洲沦陷，死于检证，时仅29岁。
⑦张天白（1902—? ），笔名晓光、马达、太阳、炎炎、东方生、丘康、丘幸之、杨明等，祖籍广东梅县，1930年南来，开始在星洲、槟城各报副刊撰稿，一度任槟城新报编辑。1934年前后，定居吉隆坡，先后在国民公学、华侨中学等校，写作愈勤。1938年曾接编吉隆坡马华日报的《前哨》副刊，战后返华，定居广州，其后情况不详。
⑧流冰（1914—1987），原名孙孺，笔名夏风、逊如，祖籍广东兴宁，出生于新加坡，1929年毕业于广东梅县县立中学，1932年前后出现于星马文坛，曾在加影、马六甲等地教书，并从事戏剧工作，1933年底离星返华，曾参加过中国诗歌会的活动，与王亚平、聂绀弩、叶紫等作家都有来往，1935年赴日留学，不久离日返马，1940年底离马返华。
⑨老蕾（1915—? ），本名许清昌，笔名许凤、佛特、欧阳之青、罗汉明等，祖籍福建永春。1937年肄业于厦门大学，南来在学校任教，同时活跃于新马文坛，1975年退休，晚年定居新加坡。
○10叶尼（1913—1989），原名洪为济，笔名高哥、丹枫、吴天、天、田、马蒙、方君逸等，原籍江苏扬州。早期在上海学美术，后来赴日本留学研究演剧，1936年南来，在马来亚芙蓉某中学执教，10月间为该校学生戏剧演出编写了一个独幕剧《南岛风光》（后改名《赤道小景》），是他南来后的第一个剧本。1937年春，移居新加坡，一度任《星洲日报》翻译。这期间在《晨星》发表了许多散文和报告文学。星洲业余话剧社成立后，任该社编导，并编写了他的第二个剧本《伤病医院》，为本地最早演出的救亡戏剧之一。1937年冬，接编《星中日报》的《星火》副刊，1938年中离职。其后积极地参与话剧活动，同时，也为马康人主编的《南洋周刊》大量撰稿，1939年1月离星返沪。
① 汪金丁（1910—1998），原名汪林钰，笔名金丁，祖籍北京。在北京、上海参加过近七年的文艺活动， 1931年5月第一次去上海，年底返回北平，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9月二次去上海，参加中国左联，为创作委员会执委，与鲁迅、周扬、丁玲、艾思奇交往。1937年南来新马，在本地中学任教，1938年初开始在《狮声》、《晨星》、《星火》等副刊撰稿，1938年7月曾任教于南洋女子中学。新加坡沦陷期间，金丁随郁达夫、胡愈之、巴人、王纪元等人避难苏岛，战后返新，也写了一些作品，但兴趣转向印尼文学研究，1949年经香港回中国，从事教育工作。
② 白荻（1915—1961），原名黄科梅，或署黄莺、瓢儿、白琳、萧琴、楼雨桐、香雪海、胡图、田家瑾等，祖籍广东揭阳。1930年南来星洲，年仅16岁。翌年即开始写作，结识当地文化界先进。1935年到1936年，与吴广川、辜斧夫、石灵、吴静邦等创建新野社，1936年底进《新国民日报》工作，1938年冬，继吴广川之后主编《新国民报》的《文艺》周刊，1939年，与李蕴朗、桃木、刘思等成立诗歌团体吼社，借星洲、南洋、总汇、新国民等四家报章的副刊篇幅轮流出版“吼社诗歌专页”。战后继续在报界工作，1952年9月到1957年8月主持《新报》，并长期兼编新报的副刊《新园》,1960年初创办民报， 1961年逝世。
③ 李润湖（1913—1948），笔名陈建、林曼、华尼、英英、建汾、邓匡君、柳红玉、陆幼琴、梅颂明、文淑娟、庞曼坚、江上三郎、欧阳寒吟、尉迟华非、陈玉琼、严韦蒙、宋千金等，祖籍广东潮安。1934年前后出现在新马文坛，在南洋商报《狮声》《展望台》各版撰写散文。1936年底进《新国民日报》工作，先后主编《新路》《新光》等副刊。战后，继续在报界服务，先后担任多家报社的外勤记者，1948年初病逝星洲，年仅35岁。
④ 流浪（? —1942），原名刘道南，原籍湖南，1935年定居星马，发表文学作品，日治时期病逝苏门答腊岛。
⑤ 方修：《前言》，方修编：《流冰作品选》，新加坡：万里书局1979年版，第2页。
⑥ 叶尼：《田汉素描》，方修编：《叶尼作品选》，新加坡：万里书局1980年版，第96页。
⑦ 金丁：《抗战中的钱亦石（1938）》，方修编：《金丁作品选》，新加坡：万里书局1979年版，第119页。
①金丁：《郁达夫的最后》，方修编：《金丁作品选》，新加坡：万里书局1979年版，第126—137页。
②王君实：《水、面包、子弹——记第三连》，方修、叶冠复合编：《王君实选集》，新加坡：万里书局1979年版，第36—37页。
①金丁：《侵略主义往何处去？》，方修编：《金丁作品选》，新加坡：万里书局1979年版，第95—96页。
②乳婴（1912—1988），本名陈树英，苏州人，另有笔名金枝芒、殷枝阳、周容、周力，1937年7月南来新加坡，著有长篇小说《饥饿》（1960，署名夏阳）和《烽火牙拉顶》（2011，遗著）。
①彭波生（Png Poh Seng）:《1912—1941年间马来亚的国民党》, 《南洋学报》第2卷第1号（1961年3月），第4—5页。
②参见杨建成主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1937—1943》，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版，第34页。
③王君实：《抗战文学与批评》，方修、叶冠复合编：《王君实选集》，新加坡：万里书局1979年版，第132—133页。
①流冰：《望政府相信民众》，方修编：《流冰作品选》，新加坡：万里书局1979年版，第142页。
②白荻：《一九四〇年的马来亚华人》，方修编：《白荻作品选》，新加坡：万里书局1979年版，第65—66页。
①李润湖：《“趋热”记》，方修编：《李润湖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1980年版，第1、6页。
②铁抗：《敬告堕落的朋友和帮闲的文人》，方修编：《铁抗作品选》，新加坡：万里书局1979年版，第22—23页。
①铁抗：《谈讽刺》，方修编：《铁抗作品选》，新加坡：万里书局1979年版，第111页。
②李润湖：《峇六甲桥之夜》，方修编：《李润湖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1980年版，第8页。
①方修：《文学·报刊·生活》，新加坡：仙人掌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②陈思和：《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当代文化与文学论纲之一》, 《鸡鸣风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①吴逸生：《抗战二周年与华侨》，新加坡：《南洋商报·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特刊》（1939年7月7日）。
②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年版，第5页。
①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8页。
②萧子云：《旧文学与新文学的互相关系》, 《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新加坡：南洋大学创作社1959年版，第163页。
③王莉：《胡愈之与〈南洋商报〉》，参见赵振祥：《东南亚华文传媒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371页。
① 胡愈之主编的《风下》周刊，是1945年12月1日正式创办的。取名《风下》，源于南洋一带盛行季风，以印尼为主体的南洋群岛，泛称“风下之国”，而周刊名《风下》，意即立足东南亚，面对祖国。
①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年版，第133页。
②1949年12月，在庆祝《南侨日报》创办三周年之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位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都分别为《南侨日报》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为侨民利益服务。”
①这类刊登在《南侨日报》上的文章包括：杨嘉《〈巡按使〉和〈升官图〉》（1946年11月27日）、碧夫《论〈升官图〉》（1946年12月3日）、张逸灵《论马凡陀的讽刺诗》（1946年12月4日）、冷风《历史的纪程——读李家庄的变迁》（1947年4月17日）、解清《王贵与李香香》（1947年5月1日）、茅盾《里程碑的作品——论赵树理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1947年12月20日）。
②胡愈之、沈兹九：《流亡在赤道线上》，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
①1947年7月，美国CIA（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即“中央情报局”）成立，CIA设立的基金会很多，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亚洲基金会”当时也属于这一类。本文涉及的香港出版界背景还有：在美国亚洲基金会的支持下，1951年成立的人人出版社，以翻译世界名著及出版现代作家的文艺创作为主。同年创办的友联出版社，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机构，集研究、出版、印刷、发行于一身。在研究方面，创办了友联研究所，从事中共问题研究和资料搜集；在刊物出版方面，先后创办《中国学生周报》、《祖国周刊》、《儿童乐园》半月刊、《学生周报》、《蕉风月刊》、《大学生活》半月刊、《银河画报》等；在图书出版方面，先后推出各种文艺创作、世界名著译述、青少年读物、电影文艺、中共问题研究等数百种；在发行与印刷方面，创办了发行机构、印刷厂及遍及各地的广大发行网。这一年成立的高原出版社，首任总编辑为余英时先生，以出版学术论著、文学创作和青少年课外读物为主，并先后创办《海澜》文学月刊、《少年旬刊》、《学友杂志》等。该社于1953年出版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阳》，畅销海内外。参考黄继持、卢玮鑾、郑树森编：《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香港文化研究计划1996年。
②姚拓：《三十四件行李》, 《雪泥鸿爪——姚拓说自己》，吉隆坡：红蜻蜓出版社2005年版，第561—564页。
③马华老作家年红回忆说：“50年代末期，大陆书刊几乎被禁完了，而台湾方面，又没什么特殊的书刊输入，至于香港方面，大量涌入的，不是电影刊物，便是画册，像《文艺世纪》这样儿纯文艺的期刊，简直少有！……禁令颁布后不久，书店里确有好一阵子没什么书可卖。不过，香港书商的脑筋却动得很快，把一部分的中国大陆文艺书籍‘改头换面’后，便输入了马来半岛。这些书，有翻印的，也有换书皮（封面）的。当时常见的这类出版社有：今代图书公司、新月出版社、益智书店、文学出版社、建文书局、文教出版社、中流出版社、侨益书局、日新书局，等等。其中也有由香港分行进行再发行的，如上海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参见年红《悲欢往年》，新山：彩虹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111页。
①黄思骋（1919—1984），浙江绍兴人，曾于1953年创办《人人文学》杂志，后与徐速创办高原出版社， 1959年来马来亚担任《蕉风月刊》的主编。在香港写过数以千万字的社会奇情及爱情小说；他以黄思骋之名所发表的短篇小说集有《河边的悲剧》《荒林人踪》《猫蛋》《猎虎者》等。1961年，他应麻坡中化中学之聘，南下担任高中华文导师。1963年，他因居留期满而返港，专职写作。从1973年开始，在香港树仁学院教语言学，并为《星岛晚报》《东方日报》等撰写专栏。1984年4月10日病逝于香港。
②黄崖（1927—1992），福建厦门人，1950年南来香港，1957年移居马来西亚，主编《蕉风》多年，为早期《蕉风》作出了卓越贡献，在马华文学界颇有影响，1970年曾创办综合性杂志《星报》,1970年代中期开始淡出文艺界。著有长篇小说《紫藤花》《红灯》《一颗星的陨落》《迷蒙的海峡》《煤炭山风云》等。
③《蕉风》2002年4月复刊于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再续马华文学的重要文脉。
①姚拓：《马华文学上的长春树——〈蕉风〉》, 《雪泥鸿爪——姚拓说自己》，吉隆坡：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70—571页。
②白垚：《现实主义的蕉风》，吉隆坡：《蕉风》（1998年9、10月合刊总486期），第76页。
③姚拓曾谈及《蕉风》的停刊：“为什么会在第488期暂时停刊？因为这时候我们的总公司——友联出版社，已经将我们的业务逐一结束，我们事实上已经没有了出版的能力”，可见友联出版社与《蕉风》密切的关系。参见：《马华文学上的长春树——〈蕉风〉》, 《雪泥鸿爪——姚拓说自己》，吉隆坡：红蜻蜓出版社2005年版，第573页。
④姚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蕉风》1985年第5、6月号第384期，第3页。
⑤林春美：《蓄足精力，再次奔驰——蕉风暂时休刊启事》, 《蕉风》1999年第1、2月休刊特大号第488期，第2页。
①参见陈鹏翔：《独立后华文文学》，林水檺等：《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版，第273、283页。
②FD Board Minute Dockets, September 1953, p1, in FD.
③参见Grace Ai-Ling Chou.“Cultural Education as Containment of Communism:The Ambivalent Position of American NGOs in Hong Kong in the 1950s”, J 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2010,12 （2）, pp3 28．关于这一点，我曾经跟容世诚教授请教，容教授认为在1950、1960年代只要是标举纯文学的旗帜，本身就是一种反共的姿态，因为那个时期中共政权大力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点在《蕉风》上面很容易看出来，如“我们无意喊传统、现代、写实、浪漫这一类文学派别的口号，我们尊重一切不同风格的作品；但是，喊口号的归于口号，主义的归于主义。党同伐异，是前人们的事，争地盘，占山头，是文棍们的事。如果我们不甘浅薄，如果我们还有一点创作的良心，那么，应该有坦荡荡的胸怀欢迎一切诚实的作品，真的，我们要的是诚实不虚假的创作。”参见编辑室《风讯》,《蕉风》（1969年8月号总202期），第94页。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也要注意，亚洲基金（The Asia Foundation）是一个供公众申请的项目，资金雄厚，亚洲基金会从1954年起主要由中央情报局进行资助，1967年开始接受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AID）的资金。从1954年到1978年，亚洲基金会从美国政府得到的资金大约为1.58亿美元。
④第24期开始，为了使内容充实起来，《蕉风》特邀请马摩西、白蒂、常夫诸先生参加本刊的编辑委员会，他们都是马来亚本土作家。参见《读者·作者·编者》, 《蕉风》1956年10月25日第24期，第24页。
⑤姚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蕉风》1985年第5、6月号第384期，第3页。
① 黄崖：《蕉风日记（9月20日）》, 《蕉风》1967年10月号第180期，第102页。
①《读者·作者·编者》, 《蕉风》1959年4月号第78期，封四。
②《蕉风》1962年1月号第111期，第9页。
① 其中有黄思骋著《荒林人踪》（短篇小说集）、《骷髅》（短篇小说集）、《独身者的喜剧》（短篇小说集）、《鼓浪屿之恋》（长篇小说）、《青岛之歌》（中篇小说）、《落月湖》（短篇小说集）、《多刺的玫瑰》（短篇小说集）、《代价》（长篇小说）、《河边的悲剧》（短篇小说）、《早婚》（中篇小说集）；黄崖著《草原的春天》（小说集）、《远方》（散文集）、《秘密》（小说集）、《敲醒千万年的梦》（诗集）、《圣洁门》（长篇小说）、《一颗星的陨落》（长篇小说）。
①温任平：《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与未来的发展》, 《蕉风》1979年8月号第317期，第92—93页。
②黄崖作品如下：第50期：“读者·作者·编者”中，“从本期起，我们开始刊登中篇连载小说《秋情曲》。本文作者黄崖，现任香港《中国学生周报》总编辑，著有《草原的春天》（短篇小说集），另有一部散文集正在排印。他这次为本刊写的《秋情曲》，是描写中国抗战时期发生的一个小故事，有悲壮激昂的场面，有哀怨缠绵的情节，令人鼓舞，令人生悲，实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第22页）。第53期：“青年作家黄崖另一新著《远方》已出版，收入散文廿篇，都是其得意之作。他的一个中篇小说，刚在本刊连续刊完，想读者对他该有认识了！”（第23页）。第84期：黄崖著《敲醒千万年的爱》（新诗）。第101期：《弹琴的人》（短篇小说）。第103期：《炎热的午后》。第106期：推介《紫藤花》（长篇小说）。第105期：《无弦琴》（小说）。第107期：《三个十字架》（小说）。第108期：推介《迷濛的海峡》。第112期：《忏悔》（小说）。第114期：推介《得奖者》（短篇小说集）。第115期：中篇文丛一册《三十四岁的小姐》。第117期：《悲剧的序幕》（小说）。第118期：《一个梦的解剖》（长篇小说）。第119期：中篇文丛一册《窗内·窗外》（中篇小说）。第121期：“《误会》是黄崖的一个新尝试，它虽然着重于心理描写，但却没有枯燥沉闷的感觉。”第125期：中篇文丛一册黄崖《十字架上的爱神》。第126期：《肥皂泡》。第133期：中篇文丛一册黄崖《失丧者》。第141期：中篇文丛《人·神》。第144期：《老乡》。第147期：短篇小说《黄昏》。第154期：长篇小说：《烈火》。第166期：推荐长篇小说《烈火续集》。第171、172期、174期：黄崖中篇小说《煤炭山风云》《煤炭山哀歌》和《煤炭山噩梦》。第177期、第178期：黄崖《女人·女人·女人》《煤炭山风云》《金山沟》，新文化事业供应公司；《邻居们》，高原出版社。第193期，推介黄崖长篇小说《仙恋》。第194期，黄崖文学批评《从武侠片的流行谈起——在马来亚大学座谈会上的谈话摘要》。
③王润华言：“我们的园地在这里，怎么可以不回来参加耕耘呢？”淡莹言：“不管怎么样，我们对本邦文坛有最深的感情。”黄崖：《蕉风日记（六月十日）》, 《蕉风》1977年7月号第177期，第102页。
④黄崖：《蕉风日记（9月2日）》, 《蕉风》1967年10月号第180期，第100页。
①黄崖：《蕉风日记（1月4日）》, 《蕉风》1968年2月号第184期，第99页。
②黄崖作品的销量很大，据他自己称：“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严肃的文艺作品并不缺乏读者，近十年，我的小说每本都销出一万本，有一本还超过二万五千本。而根据星马权威书商的统计，所谓‘流行小说’在此间卖得最好的一本，也不过一万五千本。”黄崖：《蕉风日记（8月1日）》, 《蕉风》1967年9月号第179期，第100页。
③《蕉风》1957年7月25日第42期，第23页。
④《蕉风》1958年4月10日第59期，第23页。
⑤《蕉风》1965年8月号第154期，第13页。
①司徒克：《略谈〈蕉风〉的小说创作》, 《蕉风》1957年2月号第29期，第21页。
②司徒克：《略谈〈蕉风〉的小说创作》, 《蕉风》1957年2月号第29期，第22页。
①谢克（1931— ），又名葛荃、刘同、蓝稿，原名佘克泉，祖籍广东澄海。新加坡作家。
②章星虹：《香江报人在狮城 刘以鬯在城中的三个落脚点》，新加坡：《联合早报》2013年10月28日。
③黄山（? —1979），又名黛丁，原名黄子山，广东澄海人。二战前南来，发表过长篇小说《挣扎》、《幻灭》、《没有太阳的街》（后面两部连载未完）。
④麦青（? —? ），原名陈振兴，福建人。著有《欢呼的日子》（小说散文集）、《伙伴》（小说集）、《征旅集》（散文集）等。
⑤方北方（1918—2007），又名方里、方作兵，原名方作斌，生于中国广东省惠来县，1928年随父南来槟城投靠伯父，同年父亲病逝，1930年1月就读于槟城丽泽小学三年级，1934年升入钟灵中学。1937年5月回到中国汕头，6月进入惠来县立一中读初中二年级。1942年高中毕业，次年考入广东南华学院。1946年完成了第一个长篇小说《春天里的故事》（8万字）。1947年4月搭“夏美莲”轮经曼谷返回马来亚槟城。1948年开始，先后任教于北海中华小学、孔圣庙中华中学、韩江中学、麻坡中化中学任教，1964年重返韩江中学，1989年卸任韩中校长。1954年中篇小说代表作《娘惹和峇峇》出版。长篇代表作“风云三部曲”:《迟亮的早晨》（1957）、《刹那的正午》（1962）和《幻灭的黄昏》（1976）; “马来亚三部曲”:《头家门下》（1980）、《树大根深》（1985）和《花飘果堕》（1991年初版时名为《五百万人五百万条心》）。
⑥参见方成：《方北方小传》, 《方北方全集1·小说卷1》，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09年版，第11页。
①苗秀（1920—1980），新马重要作家，原名卢绍权，常用笔名有文之流、闻人俊、军笳、夏盈、苗毅等。祖籍广东三水，出生于新加坡。
②黄妃：《访方修先生谈马华文学史》，方修编：《新马文学史丛谈》，新加坡：春艺图书贸易公司1999版，第40—41页。
③杜丽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方修编：《新马文学史丛谈》，新加坡：春艺图书贸易公司1999年版，第1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