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左派文人视野中的英殖历史再现——汉素音与《餐风饮露》中的人道主义情怀

“汉素音”①是马来亚时期作家周光瑚的笔名，本文介绍的是其马来亚时期的创作，所以采用汉素音之名。此处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要使用“汉素音”的名字。汉素音好友李星可曾经解释其取名缘由：“汉素音是她的笔名，有人译作韩素英、唐光瑚、周光瑚，但我在北京认识她的时候，我记得她的中国名字是‘周月宾’。据她自己说，汉素音这个笔名，原来是因为她发表第一部英文小说《到重庆去》的时候，她的丈夫唐葆璜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工作，她自己也替重庆国际宣传处工作，所以临时采用了这个假名。这个假名毫无意义，不过取其发音易读而已，后来有人译作‘韩素英’，她自己喜欢译作‘汉素音’，因为这三个字的意义好像是‘中国之声’，这正是她心向往之的一件工作。”②另外，汉素音曾有一篇访谈《“韩素英”应写“汉素音”/“唐光瑚”原为“周光瑚”/巴金夫人自北京经港返星》③，其中也表明自己倾向“汉素音”的称呼。1952年，汉素音发表了长篇小说《恋爱至上》，成为一名国际级的言情小说家，也是在这一年，汉素音因第二段婚姻于1952年到了马来亚，定居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借着柔佛长堤之便，往返于新、马两地行医，一直到1964年离开马来亚，赴港定居。

图2-1 《餐风饮露》英文版书影

《餐风饮露》是本文要讨论的对象，这部小说出版于1956年，是汉素音在马来亚期间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章星虹认为这部长篇小说是汉素音“书写马来亚/东南亚”系列作品的发端之作。① 这部小说以英殖民者从1948年开始的“紧急法令”执行过程为线索，呈现当时马来亚人民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各阶层人民（包括“马共”）面对白色恐怖的心理状态，为后人研究马来亚历史和社会留下了宝贵的文学材料。小说1956年初版后，一再重版，被很多西方大学列为英殖民地时期马来亚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值得一提的是，汉素音从来没有以中文进行过文学创作，虽然能够说流利的华语，但她自小上的是教会学校，先后接受法文和英文的教育，她的华文水平不足以进行文学创作，所以，《餐风饮露》是一本英文小说。据李星可的回忆，中译版本书名《餐风饮露》是汉素音自己选定的，而我们今天讨论的《餐风饮露》，是以李星可翻译的前六章和原书中的英文部分为对象。这也算我们研究新马文学的一个特例。

一、左派情怀的形成：汉素音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

汉素音在新马时期的文学创作有两个特点，第一，她的作品关注贫民生活，注意对贫富阶级之间不平等生活的反映，这些都基于她的人道主义情怀。① 汉素音在新加坡牛车水开设的私人诊所“光瑚药房”，从来没有被私会党（黑社会）骚扰过，因为平时遇到私会党因斗殴受伤求医的时候，按当局规定医生必须报警，但汉素音却“一声不吭”。她认为：“为什么不吭声？我不太相信那些代表法律和秩序的人，会比做错事的人干净到哪里去。”②李惠望（陆运涛妻子，时任华人妇女协会会长）曾在一次大会上这样介绍汉素音：“住在牛车水的成千上万的人，从来没读过她的书，但没有谁不认识这位深受人们喜爱的医生。她为这些人看病，收费低得几乎等于不收费……”③评论者也多赞赏她作品中写实的一面：“就内容来说，汉素音这部书（《餐风饮露》）中所描写的马来亚，还是战后初期的马来亚，可是，虽然如此，这仍然是一部最有价值的著作。这部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所提供的史料，而在于它的文笔。汉素音女士的文笔最长于写景，也最长于人物的刻画，她的观察犀利，事与人的描写都能倾其注意于环境性格的矛盾冲突，而不自囿于主观成见的小我天地中。像这样的写作，男作家中已经难得，就是在汉素音本人的著作中，这一部新著也与她以前的作品几乎判若两人。我相信，这部小说绝少有搬上银幕的机会，至少是在目前，但比较起来那部业已搬上银幕的《恋爱至上》，我更喜欢她这部新著。”①

图2-2 《餐风饮露》新加坡版书影

第二个特点就是基于她对华人命运的关心，她对中华文化以及相关的华人事务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汉素音国籍上是英国人，但因为父亲的中国人身份，让她成为中国人，更重要的是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也偏向中国。而作为混血儿的她，在家中被母亲嫌弃的经历，也极大地伤害过她，使其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从目前她所存的照片来看，她的家居服和公开场合都是身着旗袍，这可谓她文化偏好的一个注脚。在1982年A Mortal Flower（Jonathan Cape Ltd.1966）的中译本（《韩素音自传：凋谢的花朵》）序言中她这样写道：“美国的出版人要我把这本书集中写我的外国母亲和她在中国的生活。但我不能同意这样的写法。因为我认为，如果以我母亲作为主角来写，并不能使千百万国外读者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这也是一种个人的问题。我正在寻找我自己的根——我的感受和心绪的根源——而这一切，无疑都是在中国。……我对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大姐致以感谢之忱和崇高的敬礼。我对英雄的、坚韧的和高贵的中国人民表示感激和挚爱。他们的历史是光荣的，他们的未来目标充满了希望和保证。我经常以自己至少是半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②而在马来亚时期，她曾说过：“马来亚的中国人，因为具有中华民族的特性，及世界最优美的历史悠久的传统的文化，无论处境怎样困难，环境怎样变化，五年或十年以后，在文化上、政治上及经济上，都是能站在第一位的”, ③足见她对中国的感情之深。

诚如前言，汉素音以英文进行文学创作，但她的生活及创作所处的是华人（华语）的环境，而且面对的是新马华文文学界，这使得她的创作成为新华文学的一个特例。一方面，她自己对融入东南亚多元文化环境是非常自觉的。她认为“东南亚是一个值得留恋与奇异的地方，此地人文风俗繁多复杂，互相融合，形成生活形式复杂错综。没有其他的国家的地理、宗教、生活方式，等等，有如此的形形色色。我们须要将这种多元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拉拢在一起，须要我们之间的互相了解与认识”①。另一方面，她还积极参与马华文学的建构。如1967年由李星可和梁康柏编译的短篇翻译小说集《现代马来西亚华文小说选编》在新加坡出版，汉素音为这本书作序，这篇序言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上的重要资料。② 同时，汉素音还对“马华文学”进行过定义：“马来西亚文学应该包括这些作品（戏剧、小说、诗歌），即在感情上，在效忠的问题上，在描述上，在社会背景上和在所关心的问题上是有关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这些作品可以用星马四种所被公认为主要语言的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或者英文来发表，……从定义上来说，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就应该不包括那些以中国或者中国问题为中心的作品”, ③这也是马华文学研究界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诚如后人所评：“三十年来的马华文学运动史，大半部都是南下文人们以热血以生命在恶劣的环境中来辛勤写下的，他们在这文化落后的殖民地社会里，不顾一切歧视、冷笑与压抑，披荆斩棘，尽了开路先锋的任务，如许杰、马宁、林参天、郑文通、吴天、金枝芒、铁抗、金丁、郁达夫、张一倩、陈如旧、王任叔、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丘家珍、杜边、韦晕、絮絮、夏衍、韩萌、米军、李汝琳、李星可、汉素音等等，都曾为马华文艺而努力。”④

汉素音是一位左派文人兼地方名医，加之丈夫也是政界高官，所以，无论是在香港还是马来亚，由岛至岛，她都是英殖民地政府的座上宾。她曾与第一任丈夫唐葆璜一起获得当时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和皇后的接见。在东南亚一带，其与时任香港总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时任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Malcolm MacDonald）、时任香港大学校长赖德爵士（Sir Lindsay Ride）、新加坡总督柏立基爵士（Sir Robert Black）等人都有过深入交往。据其自传，她与丈夫里昂·康柏（即梁康柏）的香港婚礼上，观礼嘉宾中就有香港总督葛量洪夫妇，而代表女方家长的嘉宾就是香港大学校长赖德爵士。她与新马两地华巫印各族群名人都很熟悉，如马华公会会长陈桢禄、陈桢禄之子陈修信、邵氏公司总裁邵逸夫、国泰机构总裁陆运涛、柔佛苏丹依布拉欣（Sultan Ibrahim of Johor）、林有福、李星可、林英权（林义顺之孙）、大卫·马绍尔（David Marshall）、林清祥等人。她还经常出席各种政治和民间团体的活动，如1953年3月与陈六使、连瀛洲等华社领袖在戎禺俱乐部商议南洋大学成立的事宜、1958年访问柬埔寨获西哈努克亲王接见、1959年1月参加新加坡举办的“泛太平洋—东南亚妇女大学”、1960年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举办的“泰戈尔99周年诞辰纪念会”上作主题英文演讲、1960年访问中国与周恩来会面、1963年在雅加达与印尼总统苏卡诺会面等等。据统计，她在新马十二年所作的各种公开演讲有34场，马来亚地区中英文报章对她的报道累计47次。① 再加上她的名人效应，由她的小说A Many-Splendoured Thing 改编而成的好莱坞电影《生死恋》（Love Is a Many-Splendored Thing）在1955年大卖，而电影大亨陆运涛旗下的新加坡国泰电影集团，也买下《生死恋》在东南亚的放映发行权。1959年，好莱坞还专门派人员来与她洽谈将《青山不老》改编成电影的事宜。1963年她的小说《孤影》（Cast But One Shadow）由新加坡国泰电影公司和法国布勒实德电影公司联合拍摄成电影《形影相随》（Castthe Same Shadow）。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因为在政、商和学三界的声望，汉素音在创作上虽然有左派倾向，但英殖民政府并不敢轻易去碰这位名噪一时、身份特殊的文化名人。

汉素音在马来亚的十二年，正好是二战后马来亚民族主义盛行和追求国家独立的时期，当时英国殖民者正在马来亚地区实施“紧急法令”，开展“新村”活动。① 当时的新村迁居行动非常残暴：“在山郊或林边耕植的华人，……事先不获通知，天未亮，军队来了，荷枪实弹将整个地区层层围住，将还在甜梦中的人拉起来，驱上军车，只准携带少许财物。人从屋里走出之后，板屋已被淋上火水（汽油），放火焚烧。农作物一样被烧毁。所饲养的猪、羊、鸡犬，只能随手抱回一两只，其余都被毁灭。那些人，扶老携幼，噙声流泪，在枪尖下无法反抗，离开多年培育的农地，离开温暖的家，向茫茫的前途（‘新村’）走”。② 汉素音在《餐风饮露》中这样叙述：“通过阿梅及所有其他佣人，通过自己在马来亚的旅行和到‘新村’去治病人，我开始认识马来亚。我把自己看到的都写了下来。我的书带着丛林和沼泽地的气味，也带着人体切片的气味，有瓦砾，有荒芜。该书于1956年出版，我给它起名为《……雨，我饮的水》（《餐风饮露》）。这本书至今还在重印，在美国一些大学里仍然被列为关于马来亚，关于紧急法情况最好的书。”③汉素音为收集创作素材，“每到一地，韩素音都尝试与人接触交谈，以了解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人们的想法。一方面，她拜会实权在握的英国殖民官员、大名鼎鼎的社会名流、生活优渥的大学教授。……另一方面，她下到马来甘榜、华人‘新村’、橡胶园和矿山，与普通华巫印居民、胶工、矿工以及新村村民交谈聊天。”④加上她在经营诊所的过程中，看病和出诊都让她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病人和林林总总的现实生活，这些真实的社会材料都成为她最好的创作源泉。

《餐风饮露》中马共形象的历史背景也需要交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主要的反殖力量有二，其一为激进的华校与英校出身的学运和工运领袖，其代表有林清祥、方水双等人，其组织包括各种“中学联”、南大学生会、左翼工会和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另一支反殖势力为新马留学英国的一批有政治觉醒和民族意识的温和派人士，如李光耀、东姑·阿都拉曼等人。这两股势力于1954年组成“人民行动党”，为争取新加坡的独立而斗争。在统一战线时期，大家面对英殖民地者的时候，尚能合作无间，但当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新加坡获得自治之后，两股势力因政治路线所产生的矛盾愈发加剧。激进派一直被视为马共的外围组织，而激进派的支持者多出身南洋大学，使得南洋大学因这层关系被蒙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汉素音本人不仅参与南洋大学的成立，还亲自参与了很多重要的学校事务。在南洋大学成立之初的三年（1956—1959），她经常组织新加坡西医每周轮流在南洋大学校园医务室为学生义务诊病。在南洋大学任教期间，汉素音兼任文学院讲师，以英文讲授“当代文学”，第一次把亚洲文学带入新马地区的大学讲堂。而当年南洋大学的校园刊物中，英文研究会的《南大火炬》和现代语言系的《南洋文学》，在文学创作和翻译方面都曾邀请汉素音作为顾问。“我于1959年开始在南洋大学教授一门历时三个月的现代亚洲文学课程。我晚上上课，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我不拿工资，最后由于一些成员反对我出席学校毕业典礼，校董会宣布这门课程毕业时不算在内。我开课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使学生了解亚洲其他各国的情况（殖民主义在分割我们方面很得手），也是为了自己进一步了解其他亚洲国家。此外，我要让马来人进入南洋大学，还要在那儿教授马来语。但是，即使一些进步学生对接纳马来人也很反感。独立后，马来亚的新体制给马来人许多特权，南洋大学对华裔学生说来，则成了接受中国教育的最后一个场所。即使华裔学生考试得分最高，他也不会被录取进吉隆坡大学或新加坡大学；而一个得分较低的马来学生则会被录取。”①这些都是关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南洋大学最珍贵的历史回忆。

汉素音还亲历了南洋大学意识形态之争漩涡的可怕，“1960年夏我身体垮了。2月，我去了柬埔寨，开始写一本新书《四张面孔》。……我和南洋大学左派学生联合会展开了一场激烈、长时间的争论。据说马来亚共产党渗透进了这个组织。引起争论的原因是我公开支持李光耀总理在南洋大学的讲演，激起了左派分子的愤怒，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十分粗鲁的信反对我。我一度遭到排斥，后来有108名学生集会支持我，最后我在家里会见了学生代表，取得了和解。这增强了我作为无党派人士的地位，但却引起了人民行动党政府对我的愤怒。”①“（1963年）接着就轮到南洋大学遭难了。警察在夜间袭击117名学生被包围，所有大学的刊物被禁止。除了那些从警察那里领到特许证的人，其他人一律不准进入南洋大学。1963年期间，我帮助几个学生悄悄离开绿色的新加坡。这些学生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因为向被禁的刊物投稿而受牵连的人。我再也没有走进过南洋大学。”②这些为汉素音《餐风饮露》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后来都写入了她的作品中。

二、南洋阶级图景：《餐风饮露》中的左派知识分子情怀

早在1949年，汉素音在香港玛丽医院工作的时候，就曾因为把从湾仔街头买来的《三毛扭秧歌》的贴画，贴到医院诊室写字台上，被人视为赤色分子。③ 来到马来亚，她多次公开宣示自己是“一名憋了一肚子气的亚洲人”, ④因为对英殖民地政府的不合理政策多有指责，也被人指为“共产党”。⑤ 而在香港时期创作的A Many-Splendoured Thing（《恋爱至上》英文版1952）中就有着左派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小说中香港教会医院工作的寡妇素音，结识了英国记者马克·艾略特并相恋，从文学隐喻的角度，两人之间的恋爱充满着政治隐喻，如汉素音在政治倾向上，认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她认为自己与马克的爱情是否能够有进展，“取决于你们的政府是否承认北京政府，取决于你们的世界能否接受我们这不可避免的革命以及这革命可能带来的后果，取决于战争是否会爆发。政治、经济、市场等等这些我搞不明白的东西才是决定性因素”, ①另外，小说中对中国革命的见解、对新生中国小城生活的描写，都带着非常鲜明的政治倾向。难怪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这样写道：“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外国人可以更深入地认识是什么样的动机让这么多善良的非共产党的中国人留在国内，并投身于共产党的事业当中。这样的认识有助于中国与西方的和解——这一天必将到来。”②

汉素音对南洋华人社会的关注是明显的，1953年皮特·罗宾逊（Peter Robinson）出版自己的摄影集《新加坡一瞥》（See Singapore），其中的配文是汉素音撰写的。这本摄影集中有推着婴儿车的英国妇女，有卖小菜的华人菜农，有新加坡河边看船的行人，还有收档后点钱的华人老板，这些都非常直观地展示着新加坡早期各阶级的生活图景。《餐风饮露》中也有着类似的场景描写，丰富着我们对南洋华人生存状况的了解与认识，如“割胶”一幕：

阿牛跟他的同伴们，忍饥受渴在胶林中受罪的时候，胶林里只有那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白金色液体注入桶里去，雨是敌人，因为下雨他们就要停止工作，工资的收入就将落空。这就是说要饿得更厉害，肚子里更凶的绞痛，眼睛前面更多的跳动着的影子，牛嫂更多的长叹，还有孩子们的哭。有时候如果雨下得不大，他们就不停工，等着雨下完，从树叶底下仰望着天，张着嘴，喝那从树叶上掉下来的雨水。（《餐风饮露》，第110页）

另外，在英文版《餐风饮露》中的第七章“毒舌，小和角”（Vipers, Little and Horned）中当“我”向马共嫌疑犯阿梅建议，让她针对有人盗取华人清明节祭品这类事情，在政府报告中指出每个人要尊重其他民族习俗的时候，阿梅回答说，“我没有记录下那个人所说的，因为我想审判的结果不会因为我写什么而改变。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我。在这里，警察是马来人，军队是英国人，他们惩治和对付我们华人。时下是没有公平可言的，韩医生”，而我也认识到，“突如其来的恶心抓住了我，因为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在马来亚当下残酷和愚蠢的日子竟这样频繁。……无知的糊涂的，仅仅只是基于种族的怀疑，就运用紧急法令来先行逮捕，不经审判，也无需证据，不需要所谓的合理怀疑。就可以扣留任何人最少两年。”①在这两段文字中，我们可以一窥出身马共的阿梅对南洋社会中统治者/被统治者（殖民地政治）、巫族/华族（马来亚各族群）之间的社会/阶级不平等状态的深刻体悟。但这些认识何尝又不是汉素音的个人政治见解呢？

《餐风饮露》也为我们带来了南洋上流社会华商这一特殊群体的形象描写，如对华商郭文的介绍：“也许是那只乳猪打断了莫沙爵士的深思，使他把他那乌黑而可爱的眼光转向我。他身上流露着那真正的神秘传统的东方尊严。他一点没有那些王室贵族的笨拙而拒人千里的做作逢迎。反之，他带着殖民地的特有现象：由于与外国统治者的接触，这样产生了一种人物典型，他们由于忠实的模仿，无意间变成了他们自己的主宰们的讽刺画。他的态度潇洒自然，语调和蔼客气，令人至少不致生疑，即使并非可信的话。这样的都市化的人物自然是诚恳、直爽、老实的，……他玩得一手好棒球，像这样的人自然是非常理智的。统治当局评判他们的创造物，假如不是根据他们已经充分吸收他们自己的习惯的一眼可见的外表举止，那要根据什么呢？莫沙爵士在马来亚政治中已然像一道光芒一样足资注意。他的公式简单，已然获得权威当局的注意：‘慢慢来。我们没有十分确有准备之前不必谈独立。我们必须在学走以前先学爬’。”（《餐风饮露》，第81—82页）这种人物描写跟早期新马华文文学中被妖魔化的上流华商不同，如“我以报馆者的资格，走入了号称祖国的艺术的结晶的国术马戏场；我被招待员领导着，坐入包厢的特别座上。……我的眼光在这一圈的椅子上转了一圈之后，我便疏疏落落的看见，几个在各种的伟大的宴会或伟大的典礼上的，该埠的华侨领袖，以及几个特别华丽的，大概是资本家的太太或小姐。我自己的心里，在受宠若惊的惊诧，怎么搞我这种穷光蛋，也会被列入；与资本家，政府走狗，以及资本家的太太小姐们同一阶级呢！”①更与后来苗秀《新加坡屋檐下》、絮絮《房东太太》等人创作的小商人形象大相径庭。上流华商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被归属于“买办资产阶级”，可能是汉素音并不了解这种说法，也没有这样去称呼笔下的华商形象。但类似“陆克四周围看了看，忽然觉得这个宴会场面变了样：它已经不是普通华人社会欢迎新到任的警察首长的宴会，像他们欢迎任何其他新到任的英国政府官员一样；它已经不是那种习见的英国式的予取予求，比日本人的赋课来得那么顺利圆润的取求方式；而是代表法律与秩序，财富与产业的整齐队伍，在展示着它们彼此之间的合作与相互依赖，企业东主及其保镖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在酬谢那些来保护他们的穿着制服的白种警务人员。”（《餐风饮露》，第88页）这样的形象分析和阶级分析的功力是相当深厚的，也从另外一方面丰富着新马华文文学中的人物画廊。

非常难得的是汉素音笔下出现了马共形象，这是早期马华文学中极少被涉及的人物形象。如“阿梅是第二三四号的敌俘，在森林战中俘虏的同志，现在在这间虽然有风扇吹着然而透不过气来的小办公室里她站在那里好像是一团光，她那白裤，绣着粉红菊花的小领短衫，显得一身轻松愉快。她的头发没有烫，因为她是森林里出来的，所以是苦行者，而且‘电烫头发’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发明，这是谁都知道的。有一天阿梅也许要电烫头发，像所有其他的女孩子，女胶工，保姆，工厂女工，所有马来亚的其他亚洲籍女孩子们一样。可是那一天是有象征的意义的，而她现在也许已经不再相信了。阿梅的脸孔非常甜，那么嫩，那么圆，那么光润，谁看也不会觉得她美。可是再看，我就注意到那宽眉毛，下巴，高颧骨，还有两只黑黑的大眼睛。我今天只记得她那小孩子式短短的上嘴唇，这嘴唇使她的面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魅力。”（《餐风饮露》，第21页）还有“这个青年现在就要断气。……我们站在那青年人的床旁；他的床头也有一个马来警察守卫着，那个警察跟他一样年青。葡萄糖盐水不流了。我多余的试了试他那轻微的脉搏。他的脸皮细腻，五官端正，前额长着一丛黑黑的头发。他像千百个其他华人青年一样，瘦瘦的，十分清秀，跟马来人的美不同，马来人没有华人青年那种秀气，马来人的美好像更肉感。”（《餐风饮露》，第41页）

与“马共”一样，“新村”也是马来亚书写的重要禁忌，汉素音大胆地涉及这一写作题材，第一次在新马文学中留下了新村生活书写的印记。如“在警察站那里，割胶工人们缴出了他们的身份证；马来警察扣留着这些身份证，等他们割胶回来的时候再发还他们。马打们（马来语，意为“警察”）检查那些胶工，摸他们的身上，解除他们的腰带，看有没有携带米、肉、豆饼、饼干、罐头、子弹、火柴、香烟、烟草、手表、钢笔、铅笔、任何纸张、钱、首饰、多余的衣服或毛巾、一小块胶布、绳子钓鱼钩、小刀、肥皂、药品。他们要尝一尝热水瓶里的水，看是不是加了糖的。他们要把手电筒照一照他们脚上的鞋，看一看是不是新的。他们要拍一拍脚车皮座，试一试车上的轮胎。有时候他们还要看一看女人们的头发。”（《餐风饮露》，第48页）再如，“七月一日，昨夜我们大规模进袭乌鲁舍利垦区。乌鲁舍利的人民对于那些压迫者又恨又怕。他们从前是森林边缘的农民。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一直供给我们食粮。战后他们停止供给了，可是，不顾恐吓威胁，他们还是继续帮助我们。有一天，英国帝国主义丘八来了，把他们都装上卡车运走了，他们的茅寮被焚烧了，他们的庄稼烧掉了，猪也屠杀了。这是六个月以前的事。人们在车上过了两天。太阳曝着，他们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后来被送到乌鲁舍利，住的地方周围被围上铁丝网，以便阻止他们运送食粮接济我们。英国人决定把他们安置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是在干季看见这块地，把人民运送来的时候已经是雨季了。他们用铁丝网把这块地方圈起来，命令他们自己盖茅寮居住。在这样水浸的地方，人民怎么样能盖房子居住呢？水深到脚踝，很多小孩子都病了。红毛鬼子来了，看了看，又走了；又有更多人来了，摇摇头。他们告诉人民忍耐，运来了一些石头沙子铺在泥地上。现在人民有了割胶的工作了，是在附近的胶园，茅寮也盖起来了。他们没法多生产粮食，他们噤若寒蝉，可是恨那些英国人。”（《餐风饮露》，第66页）

《餐风饮露》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汉素音还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客观的实时历史印记。从她左派文人的立场上，她认为“马来亚炫耀于世界的锡米、树胶，对马来亚人民生活无益，因为这样造成贫富不均。如果每人有足够耕耘的田地，生活平均，无贫富不均现象，相信马来亚暴乱不会发生。”①同时，她认同华人坚持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也提醒华人“马来亚之中国人亦应以马来亚为家乡，效忠本邦。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事两个主人。”②她介绍马来半岛的各族人民，客观并保留当时人们的一些看法，少了我们历史回述时的加工。“马来人这一名词指的是爪哇人，苏门打（答）腊人，印尼人，东印度群岛的人，亚（阿）拉伯人以及受亚拉伯教育信奉依斯兰教的人，以及马来亚本身的马来人；华人则包括半打以上华南各省来的人，他们在特征与气质上都是中国人，但却照方言不同分别为潮州人，福建人，客家人，广府人，海南人，以及若干小帮派人。印度人，包括塔米尔人，孟加拉人，锡克人，巴丹人，班者比人，还有其他的人。在医院的每一病房中，至少要有三种不同的伙食。在每一病房中，看护除了看护之外还要兼司翻译，如果她们翻译不出来，就要找一个勤务或阿婶来代替，任凭翻译的错误百出以及目不识丁的亚洲人的自作聪明。医生当中很少能同所有的病人讲话，因为在马来亚，大学教育的注意点首先是英语流利，这就妨碍了医生们获得本地方言的认识。”（《餐风饮露》，第38—39页）

三、结语

汉素音作品中的左翼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强调对社会中不公正现象的抨击，反抗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些描写不仅是珍贵的历史图景，同时也是汉素音人道主义情怀的重要体现。“当然，愈是那些在上次大战中反日最厉害的地方，抗战最英勇的地方，在目前的混乱中愈是出名的黑区。所以，丹容马林，查甫曼的书（英医生非常喜欢这本书）中提过的这个地方，古莱，拉比，永平，土达现在都是黑区。他知道有一个村庄曾经两次被削平过。第一次是被日本人夷为平地，去年是被英国人。第一次被洗劫的时候，森林中的游击队曾经警告过村里的人，所以很多人都逃了。没有逃掉的都遭日本人屠杀。第二次，英国兵是在早晨破晓的时候来的，村子被包围了。全村的人被装上卡车，足足运了六小时，猪杀了，庄稼毁了，全村付之一炬。‘这叫做集体处罚’。英医生笑着说，他的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这是中国人用来掩饰其他感情的习惯方法。笑是有教养的人用来掩饰疲倦，痛苦，或者愤恨的。”（《餐风饮露》，第40—41页）这段文字在反讽式样的描述中揭露着英殖民者草菅人命的恶行。另外，汉素音对马来亚人民“国民性”的批判立场也是源于她人道主义的信念。“病卧在这里的是夹在新与旧这两种魔力的板缝中的亚洲人。西方的医药在白天可以是有力的魔法，当那年龄更老而曾经有力的巫术失灵之时，不得不求它，但这种大胆的尝试在夜间就失灵了。夜间，旧信仰又死灰复燃了；于是，那万灵的草根树根，染了血迹的爪，就又在嘲笑新的神秘，白天的注射针。于是，那难受的魔术与神灵的符咒要用来驱逐月光之下饮人血的魔鬼。在白天，那些穿了白衣的魔术师挥舞着他们的新魔术棒——听诊筒——可以驱魔镇鬼，但在夜间便又是魔鬼猖狂的天下。白天要被迫躺在床上休息，夜晚病人可以自由走动；他们吃那些不准吃然而由亲戚偷带带进来的味道强烈的东西；赌钱；做生意；涂抹或者服用那些卖草药的人、巫术医师或者中国大夫的药料。我碰见两个高大的锡克人正在干那不可告人之事，可是觉得自己变成了本无权威的奸细。他们转过那须毛满面的脸来看我，那夜间的毫无忌惮属于另一世界的眼光使我不得不继续走我自己的路，离开他们，走了出去。”（《餐风饮露》，第37—38页）正是在这些批判西方，同时又反省东方（主要是华人）的辩证思考中，汉素音批判现实的力度以及人道主义情怀表现得更加深刻了。

①汉素音（1916—2012），原名周光瑚，生于河南信阳，随父母在北京长大。父亲生于四川郫县，留学比利时。母亲是比利时弗拉芒人，出身比利时贵族家庭。1933年就读燕京大学医学预科， 1935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医。1938年回国，同年与国民党军官唐葆璜结婚。归国期间，周光瑚在成都的美国教会医院做助产士。后唐葆璜在1947年战死于东北战场。1949年前往香港，在玛丽医院从医期间，与记者伊恩·莫里森（Ian Morrison）相恋，1950年8月12日莫里森死于朝鲜战场。1952年周光瑚嫁与英国情报官员里昂·唐柏（Leon Comber），后两人移居马来亚联合邦柔佛州的新山，她继续行医，1959年两人离婚。1964年被指公开发表不利新马合并的言论，同年移居香港。1971年她嫁给印度工程师陆文星（Vincent Ratnaswamy），先后在班加罗尔和洛桑定居。2012年11月2日，汉素音在瑞士洛桑的寓所逝世，享年96岁。她在马来亚时期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A Many-Splendoured Thing（[《恋爱至上》]1952）、And The Rain My Drink（[《餐风饮露》],1956，新加坡版 1958）、The Mountain is young（[《青山不老》],1958，新加坡版1960）、The Four Faces（[《面面俱圆》],1963）；中篇小说集Two Loves:Cast But One Shadow and Winter Love（[《两小无猜：孤影与冬情》],1962）。1956年，美国好莱坞根据《恋爱至上》改编拍摄成电影《生死恋》，获得1955年第28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服饰设计、最佳原创音乐及最佳音乐等奖项。

②李星可：《译者序——汉素音其人及其作品》, 《餐风饮露》（上册），新加坡：青年书局1958年版，第3—4页。

③新加坡：《南洋商报》1956年7月16日第6版。

① 章星虹：《韩素音在马来亚——行医、写作和社会参与（1952—196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2016年版，第82页。

①从西方文学史来看，启蒙主义是现实主义文学中比较主流的文学思潮，人道主义是它在西方文学演变中的一个变态。但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中就没有人道主义吗？不能这样说的，我在这里只是设定这个框架，这个创作倾向我称之为“人道主义”。在本篇论文中，笔者所用的“人道主义”是一种有别于革命文学的信仰，是一种秉着知识分子良心的文学创作。

②韩素音：《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陈德彰、林克美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③“Suyin:20th Century Will See Women Gain Full Equality,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18 January 1959, p.5.

①李星可：《译者序——汉素音其人及其作品》, 《餐风饮露》（上册），新加坡：青年书局1958年版，第5页。

②韩素音：《中译本前言》，韩素音著、殷书训译：《韩素音自传：凋谢的花朵（1928—1938）》，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3页。

③萧文增：《作家、学者、医生唐光瑚女士访问记——她以“汉素英”笔名写成两本书，风行英美及欧陆》，新加坡：《南洋商报》（特写）1952年6月30日，第5页。

①《汉素音女士在南洋大学演讲/以作家的立场看东南亚/历述东南亚作家们在写作上的困难》，新加坡：《南洋商报》1958年5月26日，第7版。

②Han, Suyin.“Foreword.”translated by Ly Singko, edited by Ly Singko and Leon Comber.An Anthology of Modern Malaysian Chinese Stories, W.Heinemann,1967, pp.1 21.

③汉素音著，李哲译：《马华文学简论》，新加坡：《新社文艺》1970年3月第13期，第4页。

④赵戎：《论李汝琳的创作与功业》, 《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1967年版，第82—83页。

① 参见章星虹：《韩素音在马来亚——行医、写作和社会参与（1952—196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2016年版，第313—317页。

①英国殖民者于1948年6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集中优势兵力以攻击已重返马来亚森林的马共游击队。由于马共大多数是华人，所以，一时华人对马来亚联邦的忠诚，也受到严重的质疑。加上1950年6月开始英殖民者大规模实施“布利格计划”（Brigg's Plan），一方面驱逐有马共嫌疑的华人一万五千人出境（至1952年止），一方面于1950年6月开始将所有约50万散居于郊外与山林边缘的华人居民，强制迁移于全马各地约550个左右的“新村”，以断绝马共的物质供应来源。参见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713页。

②王国璋：《马来西亚族群政党政治，1955—1995》，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0页。

③韩素音著，陈德彰、林克美译：《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7页。

④章星虹：《韩素音在马来亚——行医、写作和社会参与（1952—196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2016年版，第52—53页。

① 韩素音：《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陈德彰、林克美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281页。

①韩素音：《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陈德彰、林克美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第331页。

②同上，第459页。

③同上，第28页。

④“Han Suyin, of Johore, Writers a Bes-t Seller”, The Straits Times（Singapore）,22 June 1952, p10.

⑤韩素音：《韩素音自传——吾宅双门》，陈德彰、林克美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页。

①韩素音：《瑰宝》，孟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瑰宝》系 A Many-Splendoured Thing 2007年大陆简体字版。

②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英文版序（1952），韩素音：《瑰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① Han, Suyin....and the Rain my Drink, Jonathan Cape,1956.pp.103 104.

① 许杰：《马戏场中》, 《椰子与榴莲》，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版，第95页。

①萧文增：《作家、学者、医生唐光瑚女士访问记——她以“汉素英”笔名写成两本书，风行英美及欧陆》，新加坡：《南洋商报》（特写）1952年6月30日，第5页。

②同上，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