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理论的溯源与批评

图0-1 陈荣强：Rethinking Chine-seness

图0-2 古艾玲：Sinophone Ma-l aysian Literature

2013年黄维樑撰文批判“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新兴学术用语，认为“华语语系文学”是“Sinophone Literature”的误译。更严重的是，它在意识形态，甚至学理上大有问题：“其语系之词在学术上不专业，在意识上有分拆，对抗的主张”，因此有正名的必要。他主张应以中国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寿桐提倡的“汉语新文学”来整合中国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以及海外华人文学。对他来说，“汉语新文学”“名称正确且旨在包容”，它因此才是“正名”，而“华语语系文学”是“巧立名目”, “其名不正，其意可议”。① 作为“华语语系”理论的旗手王德威也毫不示弱地撰文回应，他虽承认自己在使用“Sinopone”这一名词时，有刻意翻译之嫌，不过他反对以“汉语文学”作为“Sinophone”的对等翻译，认为黄维樑“将所推动的‘汉语新文学’去政治化，将来自‘中国’的汉语文学视为万流归宗的隐喻”, ①没有注意到华语文学众声喧哗的现实。

回溯当代文学研究史，两岸三地学界和海外汉学对“现代文学”和“华文文学”的概念曾有着不同的阐释方式。中国台湾学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以余光中为代表，他总编辑出版过三套文学大系：巨人版《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时间跨度1950—1970）、九歌版《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70—1989》和九歌版《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89—2003》。余光中他们用的是“中华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在文集“序言”中没有解释这个术语的来源，不过以种族和语言为认知现代中国文学的角度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大陆在2002年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从此“世界华文文学”成为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学科。北美汉学界的史书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比较文学系与亚美研究系合聘教授）、王德威（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比较文学系教授）则于2007年在哈佛大学“全球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华语语系与离散写作”会议，正式将“华语语系”这个学术新词推到前台。从此，关于如何定义中国大陆文学与海外华人文学的关系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问题。“华语语系文学”是其中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学术术语，除了主要代表史书美和王德威之外，还有他们的学生辈学者，如石静远（美国耶鲁大学）、罗鹏（Carlos Rojas，美国杜克大学）、贝纳子（Brian Bernards，美国南加州大学）、白安卓（Andrea Bachner，美国康奈尔大学）、陈荣强（E.K.Tan，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古艾玲（Allison M. Groppe，美国奥勒冈大学）、蔡建鑫（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高嘉谦（中国台湾大学），以及呼应他们的学界朋友，如中国台湾地区的黄锦树（台湾国际暨南大学）、张锦忠（台湾中山大学）、林建国（台湾交通大学）、黄美娥（台湾大学）、陈大为（台湾台北大学）、钟怡雯（台湾元智大学）；新、马地区的容世诚（新加坡国立大学）、徐兰君（新加坡国立大学）、金进（新加坡国立大学）、柯思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游俊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许维贤（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张松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陈志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潘碧华（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林春美（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庄华兴（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等人。这些学者都立足学院，勤于著述，使得“华语语系”迅速成为当今海内外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理论术语。①

图0-3 石静远、王德威编：Global Chinese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图0-4 史书美、蔡建鑫、贝纳子编：SinophoneStudies:ACritical Reader

一、为什么是“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

史书美在2004年正式撰文创造“Sinophone”的时候，她的“去中心”意识还停留在整合中国大陆之外华语文学，以区别于中国大陆文学的阶段。当时，她不是那么自信，只是在该论文尾注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对“华语语系”的内涵进行定义：

我所讲的“华语语系文学”指的是中国大陆之外不同地区的华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华语语系文学”区别于“中国文学”。华语语系文学最大的创作量在台湾和九七回归前的香港。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的东南亚各地也有着很多旺盛的华语语系文学传统和实践。大量用华文创作的作家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华语语系文学”这个词的创造是必须的，它将与中国大陆本土之外发表的华文文学被疏忽和边缘化的命运进行抗争，同时也将改变中国大陆文学史中出现的意识形态作祟下专断化和建制化的状况。“华语语系文学”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英语语系文学和法语语系文学，华语被某些人视为殖民者的语言（如中国台湾）。此外，“华语语系文学”也有别于前现代时期的东亚诸国（如日本和韩国）通用的那种“笔谈”式的文言文。①

就史书美的人生经验和学术经历而言，有两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史书美属于离散华人群体。她在韩国堤川出生，首尔长大，上的是华文学校，一直到1978年赴台湾师范大学就读英语系时，身份还是中华民国侨民。但中国对她而言，只是一种文化中国的符号，就个人情感来说，作为海外华人第二代，她对中国（这里指中国大陆）没有多少感情。之后，她赴美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并定居美国。她一直在“中国”以外的状态，这些使得她对离散/反离散、中心/边缘有着独特的个人感受。1997年她在美国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讨论华裔美籍作家汤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和韩裔美籍作家车学敬（Theresa Hak Kyung Cha）①，当时两位作家都是很边缘的亚美裔作家。到了2007年她出版的专著《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与呈现》（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2007）时，她关注的对象也是在美国学界不受重视的李安、张坚庭、陈果、刘虹、吴玛悧等人的作品。史书美曾这样描述这个阶段的研究：“在中国研究里，台湾和香港完全被边缘化了。在英文世界里，亚美研究也被边缘化了。此外，我们看到横跨亚洲和亚裔美国之间愈来愈复杂的认同。我要透过那些人来从事这种种的联结，因为那些人物真的跨越了边界，由亚洲人成为亚美人。我认为那种跨越中的典型人物就是李安，他如何同时成为中国台湾人和美国华裔。因此在《视觉与认同》的绪论中我讨论了他的电影《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第一章“全球化与弱裔化”（“Globalization and Minoritization”）讨论的是李安如何从台湾的公民成为美国弱势族裔，也就是从一个国家主体变成一个弱势主体或少数民族，从台湾人变成台美人，以及其中涉及的政治，如种族政治、性别政治，等等。”②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特点是，史书美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同事李欧旎的合作研究（李欧旎是法裔毛里求斯人，毛里求斯曾经是法国、英国殖民地）。李欧旎跟史书美一样都是从事族裔研究和区域研究，不过李欧旎做的是法语语系和法国研究，史书美是做中国研究和亚美研究，她们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弱势族群的跨国主义》（MinorTranslationalism），这次合作直接影响着史书美后期的学术思路，史书美向来对此影响直言不讳。

在2007年12月哈佛大学举办的“全球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华语语系与离散写作”（Globaliz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inophone and Diasporic Writings）会上，史书美发表了题为“Against Diaspora:The Sinophone as Place of Cultural Production”的论文，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对华人离散提出了质疑。第一是旗帜鲜明地表明“反离散”立场，强调“‘根源’的观念在此看为是在地的，而非祖传的，‘流’则理解为对于家园更为灵活的理解，而非流浪或无家可归。……把‘家园’和‘根源’分开，是认识到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缘空间，作为一个政治主体而认同当地，这种生活是绝对必需的。把家园与居住地联系起来是在地选择的政治参与，是重伦理的表现。而那些怀乡癖、中间人、第一代移民所声称的没有归属感，时常是一种孤芳自赏，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他们强烈的保守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 ①对在地华裔怀乡情结进行了解构。其次，她强调华语语系是一种超越国族边界的批评方法。“华语语系群体超越了国族边界，在面对他们原出国和定居国时，都可以持一种批评立场。在祖居之地和当地这二者之间，不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对移民及其后代的福祉显然是有害的。一个华裔美国人可以同时对中国和美国持批判的态度。在台湾，这种多维批评为一种批判性的、明确的立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这种立场不再将台湾和美国右派关联起来。所以，华语语系作为一个概念，为一种不屈服于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压力的批判性立场提供了可能，也为一种多元协商的、多维的批评提供了可能。这样的话，华语语系就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华语语系一开始是一个关乎群体、文化和语言的历史和经验范畴，而现在，它也可以重新被阐发为一种认识论。”②

史书美关于“华语语系”的第二篇重要论文是2008年发表的《什么是华语语系马来西亚文学？》（What Is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她从美国华裔文学之外，寻找到东南亚文学（主要是马华文学）作为自己构筑华语语系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在论述中，把关于英语语系（Anglophone）中的加勒比英语文学的论述方式套用在东南亚华人文学中，认为东南亚华人文学就是“Sinophone Literature”的重要体现。在这篇论文中，她深化了早期的“去中国文学中心”的想法，第一次提出了“去汉族中心、去中国中心”，试图改变“中国中心”的传统历史观。她将华语语系研究建立在三种不同的殖民历史进程之上：大陆殖民主义（Continental Colonialism）、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和移民迁徙。① 史书美从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的中国性（与中国的关系）、本土性（与本土各大族群）的关系中，找到了印证自己“定居殖民主义”的华人版例子，兴奋不已。但这种印证并不能让学界买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游俊豪毫不客气地指出史书美罔顾历史事实，他认为，“将马来西亚华人放置在定居者殖民主义的进程，是对华人移民脉络的一种误读。英文学界里的定居者殖民主义，指涉殖民宗主国的臣民移民到殖民地的迁居，例如英国人到澳洲和加拿大，形成定居者群体。中国和马来西亚或东南亚，从来就未曾构成过殖民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华人抵达东南亚，实际是移民到欧洲的殖民地里去。即使是考量到文化殖民主义的可能性，理论也难以成立。中国文化的传播，在华人移民当中并不带有强迫性，华人移民其实就是这种文化的载体。”②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俊也直言：“史书美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在她的学术论述中留下了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痕迹，使得她经由对‘华语语系’的定义，完成了对‘离散中国人’的拆解，实现了对‘本质主义’的‘中国中心’的反抗与解构，并建构起排除‘中国大陆主流文学’的‘华语语系文学’。”③

如果说将马来西亚华人文学纳入到华语语系文学谱系的时候，有套用“Anglophone”的嫌疑的话，那么之后的史书美，又将美国新清史的研究成果借鉴到华语语系之中也就不难理解了。她在2011年发表的专文《华语语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①中就直言从清代到今天的“中国”就是西方定义中的强大帝国。“当我们考量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帝国主义与东方主义进行批判时所采取的立场，我们所理解的后殖民理论，特别是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可能无用武之地，甚至有共谋之嫌，因为此立场容易沦为缺乏内省的民族主义，一种新帝国主义的反面。虽然不可否认在满清帝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承载受难者经验的时期，但这种中国受西方帝国欺凌、几乎可称为受害学的受难情结论述，有效地错置了其自身缺乏内省的民族主义。”②从这段文字可见，史书美明显接续了美国方兴未艾的“新清史”研究（其重要代表是曾任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时任哈佛大学教务长的欧立德教授）。史书美这样说过：“不同于现代欧洲帝国在海外建立殖民地，中国的殖民地位居内陆，属于所谓的‘大陆殖民’。近十五年来在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对满清帝国（1644—1911）的历史与特性考察及分析时进行理论性耙梳，将其定义为一个内陆亚洲帝国，此史学观点被称为‘新清史’。他们详尽研究清朝对北边与西边大片疆域的军事扩争与殖民统治，证实清朝约自十八世纪中叶起即成为类似西方帝国的内陆亚洲帝国，此纵深的历史观点对我们如何看待今日的中国有重大的启示。……华语语系研究突显大陆帝国从满清到今日这段一脉相承的历史。”③史书美把自己的研究直通到“新清史”，也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她“去中心化”的理论倾向。

史书美关于“sinophone”的最新论述是2016年10月的哈佛会议上的主题演讲，其主要内容如下：

奠基于《华语语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一文的立论，本讲座将思考华语语系研究如何面对多重帝国间的交织错综，而其也必须被置放在其他帝国语言研究（涵盖欧洲与非欧洲的帝国）之间的关系网络中来看待。帝国不仅彼此竞争共谋，更互相模仿。他们时而在同一地域之内共存，时而先后追随彼此的步伐。举例来说，若是缺少了对法国殖民、美国侵略以及越南曾沦为中国殖民地近千年的历史事实（至少以越南的官方历史为根据）等诸多因素的考量，华语语系越南研究将显得不够周延完整。种种帝国间性（inter-imperiality）之共构结构性地造就了在中国境外，或是中国与中国性边缘，各种多语言、多族群、多元文化的华语语系社群。因此，英语语系、法语语系、日语语系以及其他帝国语言研究不应单纯地被当作是种平行的相似性，而必须将其视为帝国间性之连锁且序列性的建构。“华语语系帝国”将探讨此帝国间性，作为华语语系研究的重要基础。①

以上演讲内容是她的新书《华语语系的帝国》（Empires of the Sinophone）的内容介绍。这本专著虽然尚未出版，但其中的主要观点已经很明白。可以说，经过2004、2008、2011、2016年四篇重要的英文论文，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概念已经很清楚，那就是从“去中国中心”（2004）、“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2008）、“大陆殖民主义、定居殖民主义、移民殖民主义三种历史进程中的华语语系”（2011）到“华语语系帝国”（2016），完成了自己对于华语语系的理论建构。

史书美惯于用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来从事亚美文学方面的研究，这使得她的批判很有力度。“打一开始就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华语语系的定义。我不得不说，我的定义并不是一个人人适用的很和谐的定义，因为它来自一个少数、弱势和边缘化的位置。它具有某种目的性和政治性，有时候会得罪人。它也使人觉得我太政治化、太激进了，因为它不能迎合取向比较保守的学者……我比较的是在美国研究的领域，也就是说，如果你去参加美国研究协会（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的美国研究，他们只谈种族！但如果你去亚洲研究的场合，根本没人谈种族！”①正是在这一点上，史书美的理论一旦用在中国文学或者海外华人文学领域时，势必使得她的论述有着种种不合理。如关于“殖民主义”这一点，史书美所提的中国大陆的“内在殖民”与中国历代对东南亚的“海外殖民”这两种说法，前者不顾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各民族融合的进程，硬要将其类比成西方人对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进行排挤和杀戮的美洲历史，稍懂中美历史的人，都会觉得史书美的这种类比过于生硬牵强；后者也不顾东南亚的历史真实，东南亚华人移民历史中的基本事实被无视掉了，被殖民主义的理论直接强行置换掉了。史书美将华人移民东南亚的过程曲解为一种西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式的政府行为，无视了其中充满着花果飘零，落地生根的艰辛的历史真实。

二、怎样“华语语系文学”：王德威与华语语系文学理论的深化

如果说在“华语语系”的理论建构上，史书美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批判姿态，那么相较史书美，王德威则重新阐释了“华语语系”的概念，他强调华语语系文学超越华文文学的自我设限，强调兼容并蓄的文学大版图：

“Sinophone Literature”一词可以译为华文文学，但这样的译法对识者也就无足可观。长久以来，我们已经惯用华文文学指称广义的中文书写作品。此一用法基本指涉以大陆中国为中心所辐射而出的域外文学的总称。由是延伸，乃有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台港、星马、离散华文文学之说。相对于中国文学，中央与边缘，正统与延异的对比，成为不言自明的隐喻。……华语语系文学因此不是以往海外华文文学的翻版。它的版图始自海外，却理应扩及大陆中国文学，并由此形成对话。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当然无从面面俱到，从事一网打尽式的研究：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局限。但这无碍我们对其他华文社会的文学文化生产的好奇，以及因此而生的尊重。一种同一语系内的比较文学工作，已经可以开始。从实际观点而言，我甚至以为华语语系文学的理念，可以调和不同阵营的洞见和不见。中国至上论的学者有必要对这块领域展现企图心，因为不如此又怎能体现“大”中国主义的包容性？如果还一味以正统中国和海外华人/华侨文学作区分，不正重蹈殖民主义宗主国与领属地的想象方式？另一方面，以“离散”（Diaspora）观点出发的学者必须跳脱顾影自怜的“孤儿”或“孽子”情结，或是自我膨胀的阿Q精神。只有在我们承认华语语系欲理还乱的谱系，以及中国文学播散蔓延的传统后，才能知彼知己、策略性的——张爱玲的吊诡——将那个中国“包括在外”。①

因为出身并成长于中国台湾，王德威和史书美一样，在“中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名词的使用上，“边缘”的身份让他们敏感于所有“边缘”事务：“我与这个学生的经历也许可作为我们重新思考边缘政治与边缘诗学的起点。我支持这位学生抗议大陆女作家被边缘化的事实，但在她对台湾——大陆在地理政治方面的边缘地区——女作家所表现出的迟疑中，我听到了排他主义的暧昧回音。她力图推翻现代中国文学中的男性中心神话……这位学生当然可以辩白说，没有人能够一下子研究整个领域；既然女性作家在台湾已经享有相当知名度及社会经济地位，当务之急是发掘出‘真正’被边缘的大陆女作家。”②从这一段二十年前的论文片段来看，在学术生涯里，王德威与史书美有着相同的中心/边缘的感受。一方面他认同史书美关于华语因移民的流动扩散形成的“多音”（Polyphonic）、“多字”（Polyscriptic）的混杂与在地化现象，借此强调“语系”的特质，同时批判汉语中心主义。而另一方面，他们都视“华语语系”为世界上以汉语，包括各种官话、方言为载体的文学表达，强调一种“对话关系”，包括海外华文和中国大陆文学，甚至中国大陆内部的汉族与非汉族文学，达到一种众声喧“华”的多元局面。

“在海外华人学者中，使用并推广‘华语语系（文学）’概念最为有力者，非王德威莫属。……王德威接过了‘华语语系（文学）’的汉语传播大旗，成为汉语学术界传播这一理论最有力的推动者和最权威的阐释者。”①王德威也自言：“‘华语语系’一词则是出自我的中译。‘语系’在语言学研究有严格定义，但此处必须以广义的诠释视之。”②这些年来，王德威的《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2012年10月28日，新加坡报业中心礼堂演讲）③、《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台湾）2012年12月第22期）④、《“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众声喧‘华’：华语文学的想象共同体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12月18—19日）⑤和《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年第1期）⑥等论文对华语语系都有着重要的阐释，后面三部后被结集为《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2015年版）。他实践和建构着自己的“华语语系”理论：“历来我们谈现代中国或中文文学，多以‘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称之。这个说法名正言顺，但在现当代语境里也衍生出如下的含义：国家想象的情结，正宗书写的崇拜，以及文学与历史大叙述（master narrative）的必然呼应。然而有鉴于二十世纪中以来海外华文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或‘中文’一词已经不能涵盖这一时期文学生产的驳杂现象。尤其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观念的激荡下，我们对国家与文学间的对话关系，必须作出更灵活的思考。……我无意将华语语系文学视为又一整合中国与海外文学的名词：我更期望视其为一个辩证的起点。而辩证必须落实到文学的创作和阅读的过程上。就像任何语言的交会一样，华语语系文学所呈现的是个变动的网络，充满对话也充满误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无交集。但无论如何，原来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应该产生重新思考的必要。”①那么王德威跟史书美关于“华语语系文学”论述的最大不同之处在哪里呢？

首先，王德威认为中国是一个现实和历史文化的综合体，“华语语系”有着其不同于其他语系的自身特点，不能简单地套用后殖民理论来刻板对待。对于海外华人历史，王德威受到王赓武的影响颇大，王赓武认为“单一的华人一词可能越来越难于表达日益多元的现实。我们需要更多的词，每个词需要形容词来修饰和确认我们描绘的对象。我们需要它们来捕捉如今可以看到的数以百计的华人社群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②其中多元的看法启发着王德威。由此，王德威认为：“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是二十世纪以来的现象。在此之外，中国也指涉一个朝代兴亡的漫长过程，一个区域文明合纵连横的空间，一个文化积淀或消失的谱系，一个杂糅汉胡、华夷的想象共同体。我们必须在更深广的格局里，建构或解构‘中国’。……论者或可依循后殖民主义、帝国批判，强调‘中国’就是帝国殖民势力，对境内的少数民族，境外的弱小土著历来有强加汉化的嫌疑。这类观点长于政治地理的分疏，却短于叩问‘何为中国’的历史意识，所呈现的华语语系版图，因此难免复刻冷战时代以来的模式。”③基于这一点，王德威提出华语语系的“三民主义”④，即“移民”“夷民”和“遗民/后遗民”。“移民”是背井离乡，另觅安身立命处的人；“夷民”是受制于异国统治，失去文化政治自主权力的人；“遗民”是逆天命，弃天朝，在非常的情况下坚持故国黍离之思的人；而“后遗民”指的是遗民们“无中生有”地重构“我们回不去了”的中国想象和实践。在王德威眼里，华语文学地图如此庞大，不能仅以流放和离散概括其坐标点，因此“华语语系文学”论述是一次命名的理论尝试。在他看来，华语语系文学泛指大陆以外，台港澳地区、东南亚、欧美澳等地的华人社群，以及更广义的世界各地华裔或华语使用者的言说、书写总和。

图0-5 清朝驻新加坡首位领事左秉隆题新加坡天福宫匾，“显彻幽明”,1886年

其次，华语语系承接的是“文化中国”的理念，认为海外华语文学的出现，与其说是宗主国强大势力的介入，不如说是在地居民有意无意地赓续了华族文化传承的观念，延伸以华语为符号的文学创作形式。华语语系文学力图从语言出发，探讨华语写作与中国主流话语合纵连横的庞杂体系。王德威对华语文学最开始有着“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①式的包容，这种包容在他的“华语语系”的论述中一以贯之。他反对史书美和石静远的看法，认为前者强调中国境外的华语社群，以及中国境内少数族群以汉语创作的文学，并有意以华语语系文学挑战中国大陆文学的霸权；而后者提出“语言（和政治）对立表相下，协商总是若隐若现地进行；所谓的‘母语’言说和书写有成为国家文学的可能性，却也暴露其理念上的造作。”②王德威认为她们虽然高谈华语离散多元，却有意无意将中国大陆——华语语系争辩的源头——存而不论，这是抽刀断水之举。他认为华语语系研究学者如果想真正发挥这一方法的批判力，借以改变目前中国文学史封闭的范式，就必须将研究范围从海外扩大到中国本土。华语语系研究必须同时在中国文学（和领土）以内，思考华语文学背后关联的政治文化、社会文化以及情感书写，而不是站在简单的对立立场，批判中国国家、文学、语言霸权，这样将会陷入冷战思维的老路。

最后，华语语系倡导的是“多元文化”的思维方式，它旨在反映华文文学众声喧哗的历史与现状，反对独尊汉语书写，反对寻根、归根这样的单向运动轨道，从而强调“华语语系文学”根在海外的主体性。王德威认为世界各地华族子民以汉字来书写是作为族裔传承的标志。“华语语系观点的介入是扩大中国现代文学范畴的尝试。华语语系所投射的地图空间不必与现存以国家地理为基础的‘中国’相抵牾，而是力求增益它的丰富性。当代批评家们扛着‘边缘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全球语境’、‘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等大旗，头头是道地进行宏大论述，却同时又对中国现代性和历史性的繁复线索和非主流形式视而不见，这难道不正是一个悖论么？”①其中的第一句“扩大中国现代文学范畴的尝试”，道出了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最重要的价值。

结语：华语语系文学的偏见与洞见

在史书美第一篇关于“Sinophone”的论文中有一句“Xiaoshuo（fiction） has been called by the same name from time immemorial to the present day in Chinese and ‘sinophone'literature”, ②其中将“Chinese Literature”和“Sinophone Literature”并列，这其中透露出很明显的“去中心化”的倾向。不过，就史书美的个人经历而言，她的用词虽不为中国大陆学者所喜欢，但这是她所处的环境使然，并非她刻意营造对立。高嘉谦、蔡建鑫曾这样概括史书美的“华语语系”:“华语语系研究试图打破旧有的、汉人中心（Han-centric）与中国中心（China-centric）的典范，并以比较的理论观点，重新启动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与不同宗主国之间对话”, ①这或许是我们认知史书美的“华语语系”的出发点。

有学者曾指出史书美的台裔美国人身份，可以让她从一种边缘的身份去考察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文学和文化的复杂的关系。② 平心而论，史书美是一位很严谨的学者，她对华语语系的研究有着自己的偏见和洞见，但她对这个学术术语的阐发和坚持是有其学术逻辑的。虽然其中有着“内涵与外延无限扩大”“概念本身的混乱不清”“摒弃大陆的汉语写作也是过于偏狭”的种种缺陷，③但我们还是不能否定她的努力。当单德兴问起她从事华语语系研究后被美国学术界冷落时，她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学术坚持：“我看到这个架构——不管如何定义，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能赋予一个发言的位置，说出一些学者自己的关切与立场，能从事一些很边缘化的研究主题，甚至给他们某种认同感，我就觉得非常心满意足。即使人们批评我，那也是一种奖赏，不是吗？因此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我必须说，自从我有关华语语系的作品出版以来，自己经历了非常非常有趣的旅程。那其实也促使我写文章继续讨论华语语系研究，因为人们一直问我问题，我所到之处人们总是问个不停。”④这足见其坚持的毅力和决心。

王德威和史书美的理论学说被马裔台湾作家和批评家奉为理论风向标，两人也对马华文学及马华历史特别感兴趣，他们评论的对象包括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的小说，陈大为的诗歌，钟怡雯的散文，还有张锦忠、林建国的文学批评，李有成、李永平、胡金伦的文学编辑活动，等等。值得指出的是，除了英文翻译的用词差异、个人学术背景的理论差异之外，有时马裔学者的一些言行的播散作用，也使得两位汉学家被大陆学界误解。如最新出版的《华夷风：华语语系文学读本》①中，其选入的三十一篇作品努力显示各区域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对话的关系，其中入选了韩少功、马建、阿来、杨显惠、刘慈欣、李娟六位大陆作家作品，而入选作品中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是当年引起《人民文学》杂志社被要求集体检讨的作品，②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在2010年被改编成电影《夹边沟》，这部电影在中国大陆被禁演，这些都让王德威处于很不利的境地。再如张锦忠曾这样谈到过华语语系文学的范围：“尽管中国学界早已以‘华文文学’称之，中国既以‘海外’或‘世界’的空泛空间概念将‘华文文学’‘包括在外’，另一方面又将之‘包括在内’，收编之为‘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境内建制化这方面的研究，或收编入中国文学典律，最近的例子为《中国新诗百年大典》。职是之故，王德威与史书美等人提倡华语语系文学概念，实有其必要，也契合此历史时机。”③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将“中国大陆”排斥到外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换言之，“包括在外”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台港澳文学”是被“收编”恐怕不妥，毕竟“一个中国”的意旨，就是包括台港澳，况且港、澳地区早已回归祖国，这些都是深受文化台独影响的学者必须面对的。史书美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她的一些重要论文，只要经过某些台湾学者或者学术后辈的翻译，就立刻变得很具有政治攻击性，其论述中的“去中心化”努力，一下子就有了“去中国化”的嫌疑。

王德威曾经提醒学界要注意“宅兹中国”和“从周边看中国”这两个观点的互补和对话关系，他这个观点来自葛兆光的说法：“我们对于中国的自我认识，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学会从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在这些不同的多面的镜子中，重新思考中国。”①史书美跟笔者谈到她能接受王德威的“包括在外”的时候，她说：“可以接受，因为我的定义原本就有策略性的模糊。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华语语系的概念能做什么，而不是它的定义是什么。”②结合王德威与“三民主义”、葛兆光、史书美和后殖民主义、新清史，透过这些错综复杂的理论杂糅，我们似乎能够找到华语语系研究的方向，那就是对中国/周边、普通话/各种华语的关系进行更加历史化、多元化的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非此即彼的单一思维。而我们重审华语语系的理论源头和批评方法，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学习和理解另外一种观看中国文学的方式，它可能不是一种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理论，但绝对是一种片面而深刻的批评方式。

① 黄维樑：《学科正名论：“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新文学”》，香港：《文学评论》2013年8月总第27期，第33—41页。

① 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高雄：台湾中正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① 根据笔者和罗鹏教授查证和整理，他们的师承关系是这样的：石静远和古艾玲是李欧梵的学生，不过古艾玲也跟王德威学习过。罗鹏、白安卓是王德威的学生。贝纳子是史书美的学生。陈荣强是徐钢的学生，而徐钢又是王德威的学生。王德威自己在《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高雄：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2015年版）一书中整理了一份“本书征引文献”，其中开列了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的代表著作：（1）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2）高嘉谦：《汉诗的越界与现代性》，台湾政治大学博士论文，2008。（3）Tsu, Jing.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4）张锦忠：《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1年版。（5）黄锦树：《马华文学与中国性》，台北：麦田出版社2012年版。（6）Tan, E. K.Rethinking Chineseness:Translational Sinophone Identities in the Nanyang Literary World. Cambria Press,2013.（7）Alison M.Groppe.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Not Made in China.Cambria Press,2013.（8）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版。（9）Shih, Shu-mei, Chien-hsin Tsai, and Brian Bernards, eds.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10）金进：《马华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① Shih, Shu-mei.“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PMLA, Vol.1 1 9, No. 1, Jan.2004, p29.

①Shih, Shu-mei.“Exile and Intertextuality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China Men.”The Literature of Emigration and Exile, edited by James Whitlark and Wendell Aycock.Texas Tech University Press,1992, pp.65 77．史书美：《放逐与互涉：汤婷婷之〈中国男子〉》, 《中外文学》（台湾）1991年6月第20卷第1期，第151—164页。

②单德兴：《华语语系研究及其他：史书美访谈录》, 《中山人文学报》（台湾）2016年1月总第40卷，第7页。

①“Against Diaspora:The Sinophone as Place of Cultural Production.”edited by Shu-mei Shih. 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2013, p38.

②Ibid., p39.

①Shih, Shu-mei.“What Is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第五届马来西亚国际汉学研讨会，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现代语文暨传播学院外文系中文组主办，2008年9月12日到9月13日，第1—2页。（此处译文由本文作者翻译）

②游俊豪：《马华文学的族群性：研究领域的建构与误区》, 《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65页。不过，史书美认为“游俊豪读错了我对马来西亚定居殖民的讨论。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如兰芳共和国，马来西亚的华人才形成定居殖民。身为少数，不符合定居殖民的定义”,2018年4月21日笔者与史书美的通信。

③刘俊：《“华语语系文学”的生成、发展与批判——以史书美、王德威为中心》, 《文艺研究》2015年第11期，第54页。

①Shih, Shu-mei.“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PMLA vol.126, no.3, May 2011, pp.709 718.

②Ibid.,709.

③Ibid.,711.

① Shih, Shu-mei.“Empires of the Sinophone.”华语语系研究：新方向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哈佛大学2016年10月14—15日，第1—2页。（此处译文由史书美翻译）

① 单德兴：《华语语系研究及其他：史书美访谈录》, 《中山人文学报》（高雄）2016年1月总第40卷，第9页。（原文为英文采访，此处译文由本文作者翻译）

①王德威：《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 《联合报》（新北）,2006年7月8日、9日。

②王德威：《世纪末的华丽——台湾·女作家·世纪末·边缘诗学》，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265页。当时王德威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副教授，他蜚声海内外的两大文学观点——“华语语系文学”和“中国文学中的抒情传统”——还没有成型。

①刘俊：《“华语语系文学”的生成、发展与批判——以史书美、王德威为中心》, 《文艺研究》2015年第11期，第55页。

②王德威：《序言》, 《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2015年版，第ⅱ页。不过，王德威跟笔者谈起，认为“史书美在中文版《反离散》中提到华语语系中文翻译是她和译者先提出。但2006年我在不同语境中提出此一翻译，的确考虑和语言学定义的出入。”2018年6月19日笔者与王德威的通信。

③会后，此文被时任南京大学文学院的黄发有教授约稿，后发表在《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④此文后发表在《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3期。

⑤此文后发表在《华文文学》2014年第3期。

⑥这篇论文是本文作者推荐给该刊主编李良先生的。

①王德威：《序言》, 《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2015年版，第ⅱ、ⅳ页。

②王赓武：《单一的华人散居者？》，刘宏、黄坚立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赓武教授论文选》，新加坡：八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③王德威：《导言》，王德威、高嘉谦、胡金伦编：《华夷风：华语语系文学读本》，台北：联经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④关于华语语系的“三民主义”的内容，参见王德威：《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 《华文文学》2014年第3期，第13页。

①Tsu, Jing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itors.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Critical Essays.Brill Press,2010.

②Tsu, Jing.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此处译文由本文作者翻译）

①王德威：《序言：“世界中”的中国文学》,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9页。本注释采用的“引文内容”和“页码”均来自王德威所赐的“编辑定稿”，在此特向王教授表示感谢。

②Shih, Shu-mei.“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PMLA, vol.1 1 9, no.1, Jan.2004, p19.

①蔡建鑫、高嘉谦：《多元面向的华语语系文学观察——关于〈华语语系文学与文化〉专辑》, 《中国现代文学》第22期，第2页。

②Donald, Stephanie.“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y Shu-mei Shih.”The China J ournal, no.60.Jan.2008, p216.Shih's identity as a Taiwanese American, one who eludes and celebrates the hyphen, allows her glance to fall on the Hong Kong-Mainland relationship as much as on the multiple textual conversations and stand-offs that occur between 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 Chinese state and homeland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cific.

③刘大先：《“华语语系文学”的虚拟建构》, 《文艺报》2016年1月22日第1版。

④单德兴：《华语语系研究及其他：史书美访谈录》, 《中山人文学报》（新北）总第40期2016年1月，第9页。

①王德威、高嘉谦、胡金伦：《华夷风：华语语系文学读本》，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

②1987年2月20日，新华社报道，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作家协会就“发表丑化藏族同胞小说造成恶劣影响”一事（《人民文学》1987年1、2期合刊发表马原描写藏族风情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引起事端），责成《人民文学》编辑部做公开检查，《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停职检查。当年9月，刘心武恢复《人民文学》主编职务。

③张锦忠：《前言：哇赛，那风万里卷潮来（“华语语系文学论述”专号前言）》, 《中山大学学报》（新北）,2013年7月第25卷，第viii页。

①葛兆光：《从周边看中国》, 《中华读书报》2010年6月9日，第10版。

②摘自史书美与笔者的2016年11月10日的电邮，在此感谢史书美教授接受笔者的电邮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