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20世纪前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分析方法与综合体系

20世纪前，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分析方法：对人的自然属性因果关系的经验分析，对人的社会属性的逻辑分析方法，以及对人的精神属性的历史分析方法。对现象因果关系的经验分析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方法，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科学方法对经济学理论发展趋势的影响。但是，对人社会属性的逻辑分析方法，以及对人精神属性的历史分析方法同样也是人们认识主客观关系不可或缺的科学方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表明，对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的综合研究需要辩证方法。

2.1　亚当·斯密的综合体系

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是西方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这一综合奠定了西方现代经济理论后续发展的基础。亚当·斯密看到了人类社会由狩猎、农耕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变不仅是人们生存技巧的变化，同时也是法律制度的变化，以及语言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亚当·斯密的学术抱负是以人际交往为出发点，探究人类的思维能力如何使得人能够从最初简单的努力开始，逐步形成复杂的现代文明体系。亚当·斯密最终正式出版的代表作是《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前者是以人际交往为出发点，分析公法形成思想上的原因，后者是以人际交往为出发点，分析私法形成思想上的原因。在对现代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分析中，亚当·斯密显示了一种将逻辑演绎、经验归纳与历史描述综合起来的辩证的研究方法。

《国富论》是一部奠定了经济学理论基本框架的伟大著作，有四个部分：经济理论（卷1、卷2）、经济史（卷3）、经济思想史（卷4）和经济政策（卷5）。亚当·斯密在理论部分提出了经济学的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增长与分工、价格（包括工资、地租和利息）与价值、财货周转与货币。《国富论》的第二部分是经济史，亚当·斯密通过对经济史的描述表达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观念。例如，在历史的变革中，封建贵族为了经济利益如何放弃了政治权力等。最后，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批判，对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的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之，亚当·斯密把现代社会的文明体系与思想体系，以及思想体系与思维方式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是把历史范畴，作为了研究对象。

2.2　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三种方法的发展

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在方法上有三种不同方向的发展。李嘉图的分析方法是逻辑演绎。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有矛盾。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经济理论三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做了不同的处理，试图化解亚当·斯密价值理论的矛盾。李嘉图并没有把增长与分工的关系作为理论的内生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分配，并认为决定分配的法则具有社会属性。李嘉图以等量劳动交换等量劳动这一社会法则为逻辑出发点，在周转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为资本家带来利润的资本品实际上也是人们通过劳动生产的一种耐用的财货，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交换的本质是长时段的劳动与短时段劳动的交换。为此，利润与工资的决定都服从等量劳动交换等量劳动的法则，由此试图建立一种逻辑一致的价值理论。在此基础上，李嘉图进一步通过不同区域土地农作物生产量的不同，解释级差地租形成的原因。总之，李嘉图通过逻辑演绎的方法分析经济活动中的社会法则。

不同于李嘉图，经济学发展的第二个方向侧重于研究生产—消费中的自然规律，其研究方法不是李嘉图以等量劳动交换等量劳动这一社会法则为前提的逻辑演绎，而是对现象因果关系的经验分析。这个方向的研究把人的消费动机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目的，在此基础上对生产、消费与分配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经验分析，并由此解释价格现象（包括工资、地租和利息），例如萨伊。⁽¹⁶⁾这种研究方法把发现具有自然属性的一般经验规律作为经济学的理论任务，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与粮食产量增长矛盾关系的发现。⁽¹⁷⁾这一方向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先驱，对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成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萨伊和马尔萨斯的贡献代表着一些经济学家力图把对现象因果关系的经验分析确立为经济学的主要方法，以便使得经济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努力。

经济学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方向是以李斯特为先驱的描述性的历史方法。⁽¹⁸⁾无论是亚当·斯密、李嘉图还是萨伊，都试图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寻找理论依据，而这种理论依据通常都具有规律性或一般性，无论是先验逻辑的还是经验实证的。但是，李斯特展现了一种历史学家对理论方法的警惕和质疑，他直接在历史的基础上分析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根据，此时，理论不过是分析历史与政策关系的一个中间环节。通过这种研究方法，李斯特发现，解释不同国家兴衰的关键是一国经济政策是否把国家竞争能力作为首要目标，以及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所采取的恰当政策。而一国之民族精神则是影响国家政策选择的重要因素。李斯特强调了国家在个体与社会以及个体与世界关系构建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国家丰富的经济、社会、政治与精神内涵。⁽¹⁹⁾在李斯特之后，以罗雪尔和施穆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以凡勃伦和康芒斯为代表的美国制度学派发展了经济学的历史方法。

2.3　约翰·穆勒与马克思的综合体系

在这些方法发展的基础上，不仅如何在一个理论体系中综合分析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成为经济学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分析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矛盾，也成为经济学理论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19世纪形成约翰·穆勒与马克思的两个综合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约翰·穆勒不仅是自由主义的奠基者，在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与发展中也还是一个重要的承上启下者，对认识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区别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我国经济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较为充分，本文这里侧重于对穆勒的分析。

穆勒功利主义的分析方法来源于边沁。边沁的功利主义使得法学成为一门经验科学，良好的法律体系需要通过经验知识来支撑，而经验知识需要通过对现象因果关系的科学认识来获得，并且这些知识是可以不断增进的，由此不断推动法律体系的发展。⁽²⁰⁾穆勒发展了功利主义：首先，穆勒以个体为出发点，认为人行动的目的（效用）具有丰富的精神内容。其次，穆勒认为人们不仅会将功利主义的原则运用于个人生活中，还会将功利主义的原则运用于社会关系的处理中，此时，禁止人们在运用功利主义原则时的相互伤害是人的社会意识。由此，维护大多数人幸福的功利原则将转变为人们正义的社会意识，正义的社会意识成为法律的公正原则。⁽²¹⁾最后，在阐明功利主义个体层面的福利与社会层面公正的含义后，法律面临着如何处理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穆勒又阐述了功利主义的辩证内涵，把功利主义发展成了自由主义，即好的法律还应该把个体不加限制地运用自身的思维能力作为目标加以追求。⁽²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穆勒的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表达了功利主义的福利、公正与自由的价值观，建构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意识形态。穆勒由此也成为西方社会现代意识形态重要的奠基者。

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是穆勒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依次分析生产与消费问题、分配问题，以及交换与价格问题。⁽²³⁾首先，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第一部分，穆勒明确指出，社会的生产—消费活动服从自然规律。人类的生活水平将取决于技术进步的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上体现为资本积累速度与人口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其次，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第二部分，穆勒分析了分配问题。和李嘉图一样，穆勒认为分配有着自身的社会法则，区别于生产—消费的自然法则。但不同于李嘉图把等量劳动交换等量劳动作为分析分配问题的逻辑前提，穆勒指出社会如何分配产品本质上是政治问题，社会对产品的分配具有任意性，政治力量（例如统治者的暴力）可以任意决定分配的比例。劳动者生产出的产品未必能够归属劳动者，只不过统治者可以将通过暴力建立的分配比例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加以确认而已。穆勒明确指出了政治的经济功能，以及法律制度的政治属性。但是，社会民主化的进步必然使得法律制度面临着价值评判。面对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穆勒认为人们不能够以生产效率来判定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好坏。无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会存在着生产效率问题，也都存在着激励问题。穆勒认为，如果社会只是面临效率与激励问题，无论在哪种制度下，人类的智慧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穆勒将公正与自由的价值追求，而不是效率的价值追求，作为评判不同经济制度好坏独立的政治理念，由此奠定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并由此来分析所有制问题。总之，穆勒的分配法则不是自然法则，而是社会与精神的法则。最后，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第三部分，穆勒又用因果关系的经验方法分析价格的决定问题。穆勒把价格、工资、地租和利润作为可观测的交易现象，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解释决定这些现象的其他因素是什么。显然这些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来自供给方，一个来自需求方，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价格。由此，穆勒也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分析方法的基础。

虽然穆勒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具有综合性，但穆勒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有五个重大的区别：首先，不同于穆勒从生产—消费的自然属性的角度描述资本、劳动和土地的性质，马克思描述的是资本、劳动、土地的社会属性。其次，穆勒虽然坚持了分配的社会与政治属性，但实际上放弃了劳动价值理论。再次，不同于穆勒将生产与消费的自然法则与分配的政治法则割裂开来的做法，马克思强调了物质财富生产技术的变迁对体现分配关系的所有制形式变迁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现代国家以及国际秩序的阶级属性。⁽²⁴⁾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²⁵⁾，建立了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复次，两者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不同认识也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对福利、公正、自由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不同。穆勒的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马克思的哲学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与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后，穆勒构建经济学的方法是基于形式逻辑基础上的经验分析，而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基于辩证法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试图建立一个涵盖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²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周转理论作为其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并把这种周转理论发展成为一种历史理论。马克思把历史看成一个“生产”的周转过程，社会不仅生产物质财富，还生产人和社会结构、法律制度以及思想体系。马克思在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基础上，把这个历史过程描述为逻辑演进的过程。进一步，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将劳动价值理论发展成为剩余价值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分析资本积累，由此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劳动过程与资本运动过程的矛盾。马克思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综合性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之间的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的分析预期共产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的逻辑演进趋势。

2.4　理性选择与新古典经济学

边际效用革命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边际效用革命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强调经济学应该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强调在数量上对因果关系的精确分析，不仅在数学形式上探寻经济学原理，也试图将经济学原理与现实经济制度联系起来，从而揭示现实经济制度背后的数理逻辑基础。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不仅放弃了劳动价值理论，也放弃了亚当·斯密的历史分析方法、李嘉图的逻辑演绎的分析方法，以及穆勒对生产—消费的自然法则与分配的政治法则之间的区分，试图在生产—消费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确立经济学所谓纯粹的理论对象。⁽²⁷⁾

首先，边际效用理论把消费中的自然规律作为解释价格出发点，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可以从消费的角度解释效用和价格的关系，例如回答了水与金刚石的悖论。边际效用理论也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概念的逻辑基础。其次，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把边际效用理论的分析方法扩展到了生产的时间过程中，其时差利息理论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资本的基础。再次，克拉克的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将边际效用的分析方法扩展到工资、利息和地租的决定上，把劳动、资本和土地都作为生产要素看待，并把社会的分配法则归属为生产—消费中的资源配置的效率法则，由此排除了分配的社会与政治属性。最后，马歇尔在供求理论的框架下对新古典经济的理论内容进行了综合。马歇尔通过所谓的连续性假设，将不同阶层社会成员经济活动的动机都归结为性质相同的动机，所有社会成员都是经济人，并把这种同一的经济动机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力图把收益—成本的分析方法确立为经济学的一般方法。进一步，马歇尔把货币看成人类所发明的大规模度量人经济动机的工具，使得货币脱离了其应有的政治属性，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实体经济与名义经济关系分析的基础。

总之，亚当·斯密之后，在萨伊、马尔萨斯、约翰·穆勒等学者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从生产—消费的自然属性出发，通过对个体选择的数学抽象，建立了一种形式化的理性选择概念——约束条件下的目标优化，把理性选择作为理论对象，将经济学的问题描述为稀缺资源配置问题，理性选择也成为经济学家通过分析人的行动增进经验知识的逻辑基础。这种对现象因果关系的数理分析方法，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上去更像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然而，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毕竟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是在功利主义基础上构建的自由主义。需要指出的是，功利主义仅把科学理解为对现象因果关系的系统化认识，而马克思认识科学需要认识现象背后的本质。马克思把历史范畴作为理论对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体现，也是论证社会主义科学性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