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与历史建构

中国需要学习西方实现现代化，然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又不同于西方，我们需要在历史、哲学、经济学的框架下比较中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不同，并在这种不同中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较为全面地引入中国，目前，中国经济学者也大多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中国问题。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说西方经济学是不科学的，也不能无视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性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需要在中国现代化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在实践与理论上，认识中国政治经济学自身演变发展的逻辑。由此，一方面，我们不会将中国现代化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割裂开来；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反思和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并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上升到理论认识上，以中国自身历史过程为内容，创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共产党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领导中国民众进行现代化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如何将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需要解决的认识论问题。对此，中国政治经济学有其自身的演变发展。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阐释中国革命的认识论。1939年，毛泽东等写作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阐述了对中国现代性质、目的与原因的认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迅速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入社会主义建设，并将四个现代化明确为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内容，以计划经济模式展开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重新设立了“两步走”在20世纪末让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文献中阐述了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新文化的探索失去理性，中华民族蒙受灾难。1976年中国共产党通过拨乱反正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78年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国在认识论上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开启了改革开放。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称赞这一决议写出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初稿。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决定》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了通过构建中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完成中国现代化转变的目标。在中国现代化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着中国人民对中国现代化性质、目的与原因的理论自觉，展现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这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本身。今天，我们需要在理论上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任务毕竟是揭示中国自身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需要全面认识这一历史进程的性质、价值与原因。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理论任务不仅决定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范畴，也决定了其历史范畴外延和内涵的规定性。这一历史范畴的外延是以中国人民自身的所思、所言和所行为内容的中国现代史，其内涵是中国的现代文明体系、现代思想体系以及现代文化体系形成与发展的性质。进一步，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范畴是中国人民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与实践。当我们通过分析中国人民对主客体关系认识与实践的创造性，认识中国现代历史的逻辑时，就需要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认识中国现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认识中国的现代文明与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以及与中国人民的福利、公正、自由之间的关系，认识中国人民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追求，中国政治经济学需要在回答这些问题中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中，我们应该学习马克思建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方法，在中国自身的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基础上，创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综合性地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²⁸⁾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是对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²⁹⁾中国现代史是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流中形成新文明、新思想与新文化的历史，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理论自觉，需要在综合中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理性重建，创造新理性。⁽³⁰⁾中国政治经济学需要有对中国现代化性质与理性关系的独立自主的认识，并由此认识来源于西方的经济思想相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学建构的理论价值。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西方现代科学的某些基因，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方法是推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一个基本内容，表现为中国人民在现代史上对科学技术与工业现代化不懈的追求。对现象因果关系进行数理分析与经验实证是现代科学的基本方法，由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不同层面的经济管理与相互协调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家庭、企业与政府经济决策的相互关系以及经济制度和政策的效果与机制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在市场经济中，任何决策者的经济决策总要有会计核算的内容，并需要与他人交流一定的经验知识。社会需要一种建立在会计核算基础上的、解释人们经济决策与市场运行关系的共同的知识体系。显然，这种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市场经济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属于这种共同的知识体系，其有助于人们总结与沟通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³¹⁾例如，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在这样的共同的知识体系下不同决策者之间的良好沟通。⁽³²⁾

其次，我们应该确认，中国的现代化革命与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中国所建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着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中国政治经济学需要认识中国人民对自身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认识与实践，完整地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性质、价值与原因。但是，对中国现代史演进逻辑的完整把握不是通过一种理论或一门学科就能单独实现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应该是对管理学、经济学、其他社会科学、哲学与历史学相互关系的建构，并在这种关系中认识不同理论与学科的作用。此时，哲学是将不同学科联系起来的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应该成为我们综合性地建构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哲学基础。

最后，我们还应该以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实践为出发点，广泛地认识其他西方经济思想和理论的价值，扩展我们对历史范畴辩证内涵的认识。例如，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西方非主流经济思想中国意义的认识，⁽³³⁾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从哲学的角度对西方学者关于福利、公正、自由理性内涵多样性认识的比较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