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对象与方法
社会生产、消费、分配与交换的经济活动是不同经济学理论共同的现实对象。但是，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对经济活动性质的抽象认识不同，理论的问题、对象与方法也不同。比较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稀缺性资源配置效率作为理论问题，理性选择作为理论对象，建立了分析资源配置效率因果关系的经验实证方法，政治经济学则需要把现代化的性质、目的与原因作为理论问题，把历史范畴作为理论对象，建立综合分析历史范畴逻辑演进的辩证方法。
1.1 理性选择与稀缺资源配置
新古典经济学奠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这一范式可以用5个公式表述。①描述消费者偏好的效用函数：U=U（X1，X2）；②描述生产技术的生产函数：Xi=F（Li，Ki），i=1，2；③对稀缺性资源约束的描述：L1+L2≤L∗，K1+K2≤K∗；④描述交换与分配的收支等式（斯密等式）：piXi=wiLi+riKi；⑤描述货币供求的，例如货币数量论的M=kPy，以及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与弗里德曼的新货币数量论等。这一理论范式核心内容是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分析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首先，新古典经济学通过个体理性（Rational）选择描述经济活动配置稀缺性资源的性质：假设社会由一个个体构成，并假设个体关于（X1，X2）的偏好是理性的（偏好具有完备性和传递性），个体在生产技术和稀缺资源的约束下，选择（X1，X2），最大化效用U。新古典经济学正是从理性选择与稀缺性的概念出发，定义了人行动的经济性质：只要个体对行动的选择具有配置稀缺性资源的性质，个体的选择就具有经济内涵。新古典经济学根据人行动的这一经济性质解释价格的含义：价格反映了资源相对于偏好的稀缺性，这一含义蕴含在理性选择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均衡条件中。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通过供求理论，将个体的理性选择扩展为社会的理性选择，分析市场经济配置稀缺性资源的机制与效果。个体对行动的选择将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个体行动具有策略理性的性质。由此，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家庭与企业的供求行为与市场均衡。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帕累托最优定义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论证完全竞争市场中收支等式表现的分配关系符合社会对稀缺性资源有效率的配置，而货币数量只会影响名义价格，不会影响实际价格与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
最后，20世纪后，在理性选择范式的基础上，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着进一步的发展。例如，计量经济学对政策效果的经验实证分析，微观经济学对市场失灵的条件以及政府作用的分析，凯恩斯对货币非中性的认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对策略理性的扩展分析，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对人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特征的分析，等等。然而，理性选择仍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概念。
1.2 历史范畴与现代化的性质
当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稀缺性资源配置效率作为经济学的理论问题，把理性选择作为理论对象时，却忽视了经济学应该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转变，中国也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变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为此，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性质、目的与原因是政治经济学应该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
社会生产、消费、分配与交换的经济活动具有历史性。什么是历史？历史作为一个范畴，其外延和内涵是什么？现代历史又具有怎样的性质？对此，本文的出发点是：一切社会现象、社会存在或者社会生活都是人们的行动及其相互关系的表现，更为具体地，是人们所思、所言、所行及其相互关系的表现。历史学家通过描述人们的思、言、行描述历史，历史也是社会现象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社会现象就是历史范畴的外延。那么，历史范畴具有怎样的内涵呢？我们仍需要通过人的思、言、行及其相互关系描述历史的内涵与现代性质。
首先，人们的实际行动呈现为所创造的种种具体的文明事物，例如，人口、消费品、劳动工具、家庭、乡村、城市、法律、制度、政府、国家等。这种种的具体事物构成了人类社会现实存在的文明体系。而人类社会的文明体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性质是人类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变为现代工业文明，这一转变不仅伴随着社会商业化与金融化的发展，这些发展还推动着社会结构与法律制度的变化，推动着现代企业、现代政府、民族国家以及现代国际秩序的形成与发展。总之，工业化、商业化与金融化是现代文明的基本性质。
其次，从思想的角度，现代化是现代科学技术推动的一系列社会变迁。(8)在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伴随文明体系的剧烈变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推动着西方现代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此时，人们面临的一个具体思想任务是认识怎样的文明体系是好的（善），例如怎样的法律制度是好的。而判定一个文明体系是好的（善）的基本标准是这个文明体系是否能够真实地（真）实现人们对美好（美）生活的追求。社会的思想体系具有真、善、美的内容，使得人们对文明体系善恶性质的判定，不仅能够体现人们对自身主观目的美与丑的认识，也能够体现人们对自身行动客观结果真与假的认识。现代化也是人们思想体系的现代化，而理性（Reason）则是现代思想体系的基本性质。
最后，现代化还是人们言语方式的现代化。人们通过言语活动交流思想，言语活动是人们对语言、文字、符号的使用，使得社会具有文化属性。人们不仅通过言语活动表达和交流思想，这还使得人们通过实际行动所创建的文明体系具有了思想内涵。我们可以将社会现象看成人们通过言语活动把思想体系与文明体系联系起来的一个文化体系。历史是人类文化体系的变化发展，表现为人们的言语方式，以及文明体系与思想体系相互关系的变化发展。现代化的一个文化特征是，货币成为人们在人际交往中使用的最一般的形式符号。(9)(10)现代经济学正是研究人类文化这一形式特征背后原因的学问。(1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商品作为理论的逻辑起点，准确地把握了人际交往的商品化是现代文化的基本性质。
总之，我们不能够脱离个体行动的选择，抽象地叙述“历史”，若如此，这样叙述的历史是没有任何具体社会生活内容的历史，或者是没有任何外延的历史范畴。同样，我们也不能够脱离社会存在文明、思想与文化的具体历史内涵，纯形式化地分析所谓个体的“理性选择”，因为任何个体行动的意义总是由历史范畴的具体内涵规定的。为此，当我们把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性质、价值与原因作为政治经济学应该回答的问题时，历史范畴必然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对象。人与自然关系的工业化，人际关系的市场、货币与资本化，以及人认识与实践主客体关系的理性化，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我们需要在历史、哲学、经济学的框架下认识现代化的性质、价值与原因。
1.3 现代化的哲学内涵
当现代化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对象，我们又应该如何认识现代化的目的与原因？这就涉及对现代化历史范畴理性内涵的哲学认识。现代自然科学发源于西方社会，现代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有两个重要的来源：一个是源于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学公理化的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另一个是源于文艺复兴以来对可观测现象因果关系的实验。现代自然科学不仅仅是获得经验知识的方法，还是一种人文精神，使得人们相信人可以通过发现正确的思维方式创造新的思想体系与文明体系，由此实现人自身的目的，创造人存在的价值。总之，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西方人认识到，人自身而非上帝是他所生活的世界的创造者，人的理性（Reason）是这种创造力的原因。
笛卡尔对主体与客体的明确区分及其对两者关系的分析，不仅奠定了现代科学“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理性精神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出发点。(12)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从主客体关系出发，力图完整地认识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理性内涵。但是，西方现代哲学对理性内涵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例如休谟对因果关系经验知识客观性的质疑，边沁对因果关系经验知识功利性质的认识，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对真善美思想体系理性内涵的逻辑分析，以及马克思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等等。在西方现代哲学史的基础上，如何认识历史范畴的理性内涵，本文概括如下三条原则。
第一，人们思言行的社会现象是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与实践，在实践上表现为文明体系，在认识上表现为思想体系。人们通过言语活动将思想体系与文明体系联系起来，并赋予文明体系思想的意义，使得社会成为一个文化体系。人们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与实践是本文对历史范畴的哲学抽象，即人们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与实践是历史范畴。第二，人在主客体关系的认识与实践中同时具有主体性与客体性，并体现着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人在对主客体关系不同属性的认识与实践中展现着人不同的价值追求，即福利、公正与自由。第三，人在福利、公正与自由的价值追求中展现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人的思维方式表现为范畴体系形成概念并运用概念的逻辑过程。历史也是范畴和概念变化发展的逻辑过程。
总之，从哲学的角度，人们在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中所面对的问题不仅是如何理性地（Rational）配置稀缺性资源，更应该是如何创造性地认识与实践主客体关系。此时，理性（Reason）是人们探索人自身创造性原因的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一问题既具有客体性内涵，体现人行动的客观规律性，也具有主体性内涵，体现人行动的主观能动性。经济学所要发现的规律不仅是社会经济生活中资源配置效率的经验规律，并在形式逻辑上将经验规律系统化，构成一个无矛盾的理论体系，还应该是人类创造现代文明、思想与文化的辩证逻辑。恩格斯指出，理论自然科学具有狭隘的形而上学性质，还需要学会掌握2500年哲学发展的成果，才能一方面可以摆脱任何单独的、处在它之外和凌驾于它之上的自然哲学，另一方面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13)恩格斯还指出，近代自然科学的第一个时期——在无机界的领域内——是以牛顿结束的。从自然史的角度，无机界基础上形成的有机界会产生思维着的精神，而人的正常状态是一种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状态，是需要他自己来创造的状态。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既不能把握自然史的这一演进，也不能把握人创造的状态。为了把握自然史的演进与人创造的状态，现代科学需要从形而上学向辩证法这一高级思维方式复归，而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是辩证法的两种形态。(14)“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于是，在以往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的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15)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仅重视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也要重视辩证法的综合方法。
1.4 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综合方法
当我们把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性质、价值与原因，而不仅仅是稀缺性资源的配置效率，作为政治经济学需要回答的问题时，就需要把历史范畴而不是理性选择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对象。当我们考察现代化的性质、价值与原因之间的关系，或者考察现代文明体系、思想体系、文化体系的理性内涵时，可以进一步提出三个具体的理论问题：第一，如何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认识工业化、商业化与金融化的现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第二，现代文明与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与人的福利、公正、自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三，货币表现的价格现象（包括工资、地租、利息）与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与人的福利、公正、自由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显然，相较于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这三个问题都具有历史性，政治经济学可以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把握历史进程的辩证逻辑。
本文下面通过20世纪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说明经济学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形成了两种发展趋势：一种趋势是对人在主客体关系中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进行有所侧重的研究，由此发展出了不同的分析方法；另一种趋势是辩证综合地认识人在主客体关系中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新古典经济学是第一种趋势中的多种理论成果之一，侧重研究了人的自然属性，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则是第二种趋势的一个理论成果。总之，对现代化的性质、价值与原因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或者对现代化的性质与理性关系的不同认识，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我们还需要通过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这一性质，结合中国经济思想史，认识我们如何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