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描写翻译研究与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求同与求异之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与“后现代”思潮之间的辩论在西方多个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翻译学界现代派和后现代学派的辩论也于世纪之交达到顶峰。1999年西班牙举办了“威茨论坛”，有来自25个国家的31位学者参加，探讨翻译教学新趋势。论坛出人意料地演变成了语言学派、实证学派以及文化研究学派等流派之间的大论战，描写学派与后殖民学派之间的辩论尤为激烈（Tennent, 2005: Ⅴ-ⅩⅩ; Gentzler, 2001：160-163）。描写研究的领军人物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与后殖民研究领军人物阿罗约（Rosemary Arrojo）应《目标》杂志之约，联名起草了《翻译研究之共同基础》一文（以下简称“共同基础”）（Chesterman & Arrojo, 2000：151-160），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三年之久的大辩论。

此时正值中国译界的“理论沉寂期”（林克难，1998：9），国内学者尚不熟悉后殖民翻译理论，因而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辩论一直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后殖民翻译理论大约在2000年之后在学界掀起热潮（王东风，2003：3-8；李红满，2003：105-109；蒋骁华，2003：63-67；胡德香，2005：56-61；28等），学者大多关注这一新兴理论与传统语言学研究学派之间的差别，而对其与描写学派之间的分歧鲜有详细的论述。例如，后殖民理论对翻译中权力差异的关注，“正是传统结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文本静态对比分析的盲点”（王东风，2003：4），因而“对传统翻译研究构成巨大挑战”。（李红满，2003：11）翻译研究经历了文化转向和后殖民转向，每次转向都伴随着对上一个时期的否定和发展。如果说传统翻译研究与翻译文化研究的差别之一在于前者是规定性的，后者是描写性的，是“求同”与“存异”之分别（朱志瑜，2007：Ⅶ-ⅩⅢ），那么描写研究与后殖民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界定呢？虽有学者指出，多元系统翻译理论追求中立、客观的描写性研究，立场是学术的，而后殖民理论认为中立的研究不存在，学者有其政治意图（孙会军，2005：24），但他们并未深入探讨这一分歧背后的原因。笔者认为二者的分歧不限于此。

“共同基础”一文分两部分，首先通过研究两大学派达成30点共识，然后针对双方无法兼容的观点撰写了“结语”部分，从中可见所谓现代派（这里主要是描写翻译研究学派）和后现代派（这里主要是后殖民翻译研究学派）的冲突和妥协。本节拟对此文进行解读，结合之后参与论战的多位学者的观点，分析两大学派共同关注的主要议题，剖析产生无法调和的矛盾的根本原因：一是是否承认意义的稳定性，二是是否承认描写研究的客观性。

“共同基础”一文主要围绕三个议题展开：①“翻译是什么”探讨翻译的定义以及翻译研究的对象；②“为什么这种翻译是这样的”探讨如何从多个方面对翻译现象进行解释；③“翻译的结果是什么”探讨翻译的功能和影响，以及如何去研究这种影响。本节对这三个议题涉及的30个话题逐一进行解读，带序号部分是有关译文，紧跟其后的是笔者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