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是对了还是错了

《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发表后的那个时期，人们对凯恩斯既友好又刻薄。他在1928年首次发表了这篇论文，经过各种修订，于3年后发布了最终版本，至今还不满100年。但是，就在我写本书时，结论已经相当清晰。

首先，让我们公平地对待这个人。在英国经历了很多年糟糕透顶的经济表现之后，以及在世界经济即将陷入大萧条之际，凯恩斯提出了这些令人震惊的想法。当时，生活水平在百年内提高4—8倍的想法看上去像一种幻想。

然而，至少在发达国家，这种貌似漫无边际的物质进步幻象已经成为现实。具体情况完全取决于你以哪一年为起点，以及采纳哪种“生活标准”定义。在美国和英国，2018年的生活水平是凯恩斯提出其愿景时的5.5—7倍。而在我撰写本书时，距离凯恩斯发表这一想法的百年期结束还有10年（有趣的是，在他的《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他对不发达国家只字未提，如今我们称之为“新兴市场”。接下来，我也将聚焦于发达经济体，但我会简短地把新兴市场的情况介绍给大家）。[7]

然而，尽管凯恩斯关于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将总体提高的观点基本正确，但工作终结甚至每周工作时间降至15小时的设想尚未发生。目前，大多数成年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全职工作，每周工作30—40小时，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更多。因此，关于如何利用所有那些休闲时间的问题根本没出现。

此外，现代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关键特征与凯恩斯的设想完全相反。事实上，很多专业人士的工作时间似乎更长了。股票经纪人过去过着相当安逸的生活，他们的正常工作时间是每天最多六七个小时，而且这段时间中的大部分还专用于“午餐”上。相比之下，如今的金融专业人士往往早上7点就坐在了办公桌旁，上帝赐予的每个小时都要工作，而且还没有“午餐”时间。

同样，虽然法律专业人士通常上午较晚才开始工作，但他们的工作时间也非常长，常常要工作到深夜（我无法解释金融专业人士和律师之间昼夜平衡状态的不同）。这与法律行业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早期到20世纪80年代的运转方式相去甚远。直到比较近的这个时期，一些成功的英国律师还能在上午处理他们的法律事务，然后在下午和晚间去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

说到政治，在19世纪，英国首相们可能会在夏季到欧洲大陆或乡村庄园待上几个月。现在，他们应该几乎一年到头都很难做到这一点。当一些国家灾难袭来时，如果他们碰巧被发现在国外晒日光浴，那麻烦就来了。有意思的是，这种更大强度的努力或至少是表面上的努力，似乎并未明显改善政府的工作质量。

相比过去，如今的普通办公室职员通常也要为生计辛苦工作更长时间，除了正式的办公时间，往往还有可观的通勤时间。另外，在漫长的通勤时间中，他们很有可能会花费大量时间在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上工作，而且他们还可能会在所谓的闲暇时间里在家继续做这些事情。

与此同时，在外工作的女性数量大幅增加。[8]如今，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夫妻双方都外出工作，与旧模式形成对比。在旧模式下，有一人（通常为女性）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和家庭。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对很多人来说，工作结束回到家里后的时间并不是一段较长的休闲时光，相反，它只是另一种工作。对所有这些工资和薪金的“奴隶”来说，凯恩斯关于休闲生活的愿景，以及如何利用所有那些时间的想法，似乎都来自另一个星球。

甚至有证据表明，很多人（即便不是专业人士）自愿在工作中投入比规定工作时间更长的时间。在美国和英国，工作者有选择工作时间的能力，其工作时间远远超过欧洲国家的正常水平。在欧洲，工会政策和法律对工作时间都做出了限制。美国的人均GDP比法国、德国的高30%—40%，但在一年之中，美国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也比这些国家的人要多30%—40%。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之间这方面的差距一直在扩大。1970年，美国适龄劳动者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24小时。到了2004年，该数据为25小时。[9]

如何解释现代人对工作的明显偏好，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大部分英格兰人的祖先）的世界中？只有找到了该问题的某种答案，我们才能就未来AI经济中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关系形成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