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需求不足吗

从表面上看，机器人和AI应用的扩大将加剧工作者之间收入的不平等（我将在第6章中讨论该问题）。这似乎是有道理的。同样，对于第一种情况，如果政府不采取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行动，以扩散来自机器人和AI应用获得的利益（或许可通过征收机器人税实现，其收入用于资助全民基本收入，我将在第7章和第9章中讨论这一点），其影响可能是以牺牲工资为代价来提高利润。

即便确实会发生这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或者两种都发生，我们也不能轻率地假定它们必然会导致需求不足。若机器人和AI革命如其狂热者宣称的那般影响巨大，那么整个社会都将发生根本性改变。如果基于完全不同的社会状态和结构中的经验来断言，自信地认定收入分配对总需求的影响，这是不明智的。这恰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事情，当时的经济学界漫不经心地设想，战争的结束将引发20世纪30年代的需求不足的回归。而结果是，投资和消费支出的激增带来了强劲的总需求。

另外，在机器人时代，不管收入分配如何变化，总需求很可能会受到一些重要的补偿因素影响。在过去的20年中，这个世界曾遇到过两股削弱总需求的强大力量。

首先，由于人口老龄化，西方很多地方的人更青睐于储蓄而不是消费。但许多西方国家的人口年龄平衡很快将发生巨大变化，相对于工作者，退休人员的数量将会大幅增加。这不仅会减少劳动力供给，而且退休人员通常会花掉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甚至常常会耗尽其积蓄。因此，在很多西方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储蓄减少和支出增加，从而产生更强劲的总需求。

其次，在进入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和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世界上的高消费（且低储蓄）国家（如美国、英国）和低消费（且高储蓄）国家（如中国、石油生产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前者往往存在巨额贸易逆差，而后者则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一如既往，逆差国家承受着通过减少开支来降低逆差的压力，而顺差国家则没有相应的反方向压力。全球层面存在着消费不足（过度储蓄）的趋势，这给世界经济施加了通缩压力。与之相对的是各种扩张性货币政策，这些政策产生了各自不同的问题，包括导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多种因素。

近期，造成这种国际不平衡的根源之一已经逐渐消失到无关紧要的程度，即因为石油价格一直急剧下跌，石油生产国的顺差几乎已降至零（请注意，这种情况会一直变化，实际上，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已经改变了）。此外，中国的顺差也已大幅下降。

全球贸易不平衡程度的降低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有助于在不诉诸不可持续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维持总需求。目前，国际不平衡持续的主要来源在欧元区，尤其是德国。但无论如何，我怀疑这也会改变［对欧元区及其对全球不平衡的贡献的分析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对该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我的《欧洲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Europe） 一书，该书修订并重新出版后更名为《成功脱欧》（Making a Success of Brexit）］。[9]

与此同时，银行体系正逐渐从2007—2009年的几近崩溃和随后的监管限制冲击中恢复过来。它们变得更加有能力且有强烈的放贷意愿。这也刺激了总需求的增长。

除了削弱总需求的各种因素在逐渐消失，我还看得出，一种可以增强总需求的重要新力量出现了。机器人和AI应用的普及释放出了新机会，加之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进步，应该会提供广泛的投资机会。我可以轻易地想象到，AI经济会出现投资支出蓬勃繁荣的特征。因此，即使机器人和AI革命确实会使收入从工资转向利润，我们与局部需求不足的前景也还离得很远，但这也未必会导致总需求疲软。情况或许恰恰相反（我将在下面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