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繁荣

在我们的历史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3年（即欧佩克石油价格首次猛涨的那一年）是一段非凡的时期。上面讨论的几种经济增长来源同时出现：

●战争造成破坏之后，战后重建成为迫切需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提供的财政援助极大地协助了这一工作。

●20世纪30年代和战争年代遗留的一些发明和开发成果，未曾完全被用于商业用途。这一点加上新进步的点滴注入，带来了技术改进的稳步、持续发展。

●经济运行在非常高的总需求和高就业水平上。

●多亏了上述因素和低利率，投资量很大。

●国际贸易体系逐渐自由化，结果是带来了国际贸易的腾飞，从而实现了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所称赞的专业化分工收益。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对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是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从1950年到1973年，西方大多数国家都享受到了史上最棒的经济扩张期。在这些年里，世界总体GDP年均增长4.8%。即使因每年近2%的人口增长而做调整后，人均GDP平增长率仍有2.8%。这一平均值包括了很多根本没有多少增长的国家。而且，从所有国家平均水平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一些国家的增长率要高得多。在此期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5.6%。

尽管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增长率令人惊叹，但在未接受过正规经济学教育的人眼里，它们也许看起来很不起眼。而复利（Compound Interest）是个绝妙的东西。若复利累积23年，则2.8%的增长率可产生近90%的人均GDP总体增长。对于5.6%的年增长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实现过），总增长将达到250%。难怪对整个工业化世界来说，经济学家通常称这一时期为“黄金时代”（Golden Age），也难怪德国人将其叫作“Wirtschaftswunder”，即“经济奇迹”（Economic Miracle）。

但好事同样也有结束的时候。该时期之后，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大幅回落。在大约15年内，记录在案的全球经济增长仅勉强高于1870—1913年的水平。造成这种急剧变化的原因仍然存在争议，但似乎很明显的是，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两次石油价格的剧烈上涨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随着基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Fixed Exchange Rate Regime）的崩溃，国际货币体系（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崩溃了，通货膨胀率飙升。

20世纪70年代，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通胀后，各国央行和政府采取各种政策用以再次降低通胀，包括高到天际的利率。他们最终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但代价是非常高的失业率。这是术语“滞涨”（Stagflation）开始被广泛使用的时候。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开来。

随后，经济增长开始回升，最初以发达经济体为中心，后来又受到新兴市场快速增长的推动。2001—2007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近4%。虽然没有“黄金时代”那么高，但比那之后的情况要好得多。这给人的印象是，好时光又回来了。但实际上，这些全球总量具有误导性。除去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的超高增长，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增长率呈下降趋势。

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并非源于一些新的、变革性技术驱动，这种激增多半源于其人均GDP与西方相当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为追赶型增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新兴市场国家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采用西方已经使用的技术，然后像变戏法一样，快速增长随之而来。我说的是“他们所要做的全部事情”，这可能会缩小/消除或者至少减少与西方差距所需的变革规模，它涉及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然而，随着新兴市场日益靠近领先者，仅靠追赶就可能实现的增长开始回落。虽然其持续到现在，但开放国际贸易对产出和生活水平的巨大推动只是一次性的变革。因为你无法一直保持开放。

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市场的迅猛增长拉动了整个世界的增长率，使得亿万人口摆脱了贫困。虽然有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帮助，但其来源本质上是商业和政治，而非技术。

然后发生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事件。[23]碰巧的是，它们也不是技术性的。对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Global Financial Crisis，简称GFC）及其导致的随后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来说，其根源在于金融领域，而非技术领域。此外，尽管涉及所谓的金融技术出了问题，但说到底，GFC的原因还是在于人性、制度和公共政策中始终存在的某些弱点。[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