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氧层
——松尾芭蕉
——塞缪尔·约翰逊
1959年基比斯坎的傍晚，星星开始闪现，我透过望远镜欣赏着金星漂亮的月牙形状，查克在调试他的手持收音机，他在短波波段之中和商业调幅广播波段之外搜索着，像挥舞魔杖一样移动着天线棒，寻找遥远的声音。这台收音机其貌不扬，但它确能“筑巢引凤”，就像我们那时候说的，能收到业余无线电操作者的声音，在我想象中他们是坐在北极圈的小冰屋内，或者是身处曼德勒的小草屋中。用这台收音机也能收听来自莫斯科、中国的“声音”，还有BBC大本钟报时的鸣响。遇到一些时变现象，比如木卫凌木时，我们就把收音机调到WWV广播[14]，聆听国家标准局的原子钟，磁带式录音机记录下我们嘎吱嘎吱的声音，这些声音标志着流逝的每一秒带动恒星过天，以及我们暗中期待的实用至上的成年时光走近。
夜晚是收听广播的好时光，因为那时候头顶的电离层会加强，可以跨洲回传信号。无线电的先驱们曾把这个反射层称作“氧层”，其命名来源是氧（氧气和臭氧），它闻起来有雷雨过后和发电机周围的味道。（电离层确实含有一部分臭氧，但它区别于“臭氧层”，臭氧层在大气层中的高度不到它的三分之一，只有20英里高。）夜间，太阳的扰动停止，电离层趋于稳定——像马尾藻一样成块聚集——广播信号于是就像长了腿一样流畅。远方的信号从背景噪声中显现出来，以一种诱人的、不可预测的方式时隐时现。
观星的漫漫长夜里，我们最喜爱的电台是田纳西纳什维尔的WLAC。我们第一次听蓝调就是在这个台。
在20世纪50年代的佛罗里达，法律和风俗都实行着种族隔离，广播电台也是如此。所有大的电台都只播放白种人歌曲——南部市场都有这样的大环境，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后来的经纪人汤姆·帕克上校断言，如果自己能发现一个可以像黑人男孩一样唱歌的白人男孩，他就可以发大财，当时他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有一小部分迎合佛罗里达黑人居民的电台，用的主要是低功率发射机，毫不夸张地说，它们都在调频旋钮最末端，而且也很少放蓝调歌曲。所以我们几乎听不到蓝调；一些黑人艺术家，比如查克·贝里、小理查德和“胖子”多米诺，他们的新歌都是把蓝调唱成摇滚——直到入夜，我们在室外星空下听着查克的收音机，发现了WLAC。[15]
WLAC是一个“清晰频道”，它是纳什维尔的5万瓦特调幅广播，由人寿与意外保险公司运营——实际上我在广播里听了太多次“生命与意外”这个短语，它成了我年轻时候的口头禅，成了人类命运迷茫不可知的一句箴言——它还把黑人音乐当作生活中的乐事，如月夜月光般自然而然。电台的格言是“健康、节俭、娱乐和教育”，而且它的广告几乎就和音乐一样令人愉快：“活体小鸡送货到家！110只最鲜活的小鸡！现在只要2.95美元！”“皇冠美发、皇冠护发，使您的秀发柔顺亮泽、时尚带感。”“厄尔尼的唱片集市！天哪，真的弄到了，店中大量有售！”
在这种风尚下，我们这两三个白人男孩围着收音机，浸淫在初生的美国黑人音乐之中，仅仅是一瞥，却引人入胜，因为它可遇不可求：声音在“氧层”的变化中膨胀和衰退，当B.B.金的吉他独奏或者是桑尼·博依·威廉姆斯的吟唱消失时，剩下的就只有呜咽。我听着查克的收音机里WLAC电台断断续续的声音彻夜观星，开始思索天文与音乐的交织，不过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开普勒曾给伽利略——一个音乐家的儿子——写信谈过关于宇宙音乐的理论。
我得到一辆汽车——一辆未改装的、可以上街的赛车，我是在被倾盆大雨冲掉了路面的棕榈滩赛道上买到它的——我成了痴迷于公路和广播的百万大军中的一员。午夜，我在双车道柏油马路上长途奔驰，穿越南部，横跨密西西比，进入西部，在朴素的驾驶座上闻着皮革、汽油和焦煳的底漆的混合气味，在双排气管的雷鸣中打开WLAC，然后是新奥尔良的WWL电台，接着是来自密西西比克拉克斯代尔的黑人音乐节目主持人厄尔利·赖特的蓝调广播的一些片段。（“这张唱片是我给你找到的，愉悦你的耳朵。”厄尔利·赖特会这么说，他并不经常啰啰唆唆地介绍这张唱片，而是假定他的听众都是懂他们的三角洲蓝调的。）车子一路朝西，接下来是芝加哥的大蓝调音乐清晰频道，在横跨巨大的河流，朝加利福尼亚进发时，它衰退成静电噪声，那是地球和太阳的低语，沿着弧形的磁场线延伸至极点，穿越墨西哥边境时被私人电台奋兴布道者阴柔的恳求打断：“女士们，如果你们怀孕了，记得来索取我们的《准妈妈祈祷小册》。只要5分钱。有个女士没有这么做，她的宝宝生下来时额头上长了个巨大的眼睛！”
一个漫天繁星的夜晚，我开车到阿比林以西。一列长长的货运火车行驶在和道路并行的铁道上，烟从双蒸汽火车头上团团升起。我超过了它，几分钟后听到了来自氧层某处的蓝调老歌，歌曲极为动人，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迫使我把车停在了路边：
午夜专列是越狱的逃犯渴望登上的通往自由的列车。歌手是赫迪·莱德贝特，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铅肚皮”，他恳请宽恕的歌两度帮助他获得出狱的机会。听到像《午夜专列》或者类似“盲人”威利·约翰逊那无与伦比的《暗如夜》这样的歌，总令我陷入蓝调中不可自拔，也使我成为众多学习吉他谱的白人男孩之一，那些曲调的背景距离我们如此遥远，仿若来自另一个星球。我开始把美国南方的蓝调歌手想成孤独星球的族人，无边黑暗中的一点亮光。
如果你还年轻，不知道要去哪里，那么公路是个理想的选择。沿路的警官有时候会问我：“什么事这么着急？”但其实没什么着急的事。专注于高速驾驶的司机并不急于去哪里，他已经在那里了，在他所希望的地方——在高速下，汽车似乎坍缩到只有摩托车大小，摩托车坍缩到手掌和手腕那么大；车子尖啸而过时，路也会坍缩到搏动的血管的厚度，但总有足够的空间供他驰骋，他的耳朵和心都只能听到引擎的呼啸和好听有力的音乐，后者来自“氧层”。我在路上无尽地飞驰——不知道为什么，午夜过后，双车道柏油路好像总在指引你向前——凝视着车前灯的黄色椭圆形灯光，像未来世界的宇航员，漂泊在真空中，和泰坦星[16]擦肩而过。但我未曾感到孤独。我知道自己在正确的地方。
那时候的公路还很黑，星星一直陪伴着你。它们在纽约、芝加哥，甚至圣路易斯这样的大城市都已经被放逐，但在城外这些开阔的公路上，星星几乎总是和你在一起的，无数亮点汇聚成春天的花海，向你喷洒，装点在你视野周围。如果你停车抻腿，或者是呷一口波旁酒，灭掉前灯的一刹那，星光会填满你的挡风玻璃。靠在破旧的皮座椅上，透过钢化玻璃看着它们，听着太空摇滚或者是蓝调音乐在仪表盘中间的扬声器中爆裂，而气冷式发动机的顶盖和排气管回以爆裂声，你感到一阵松快。于是你理解了庄子被他弟子问到他希望自己的葬礼如何安排时的回答，他说：“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17]
电离层上面布满了洞眼，不是所有大的广播台的音乐都能传回地球。有些音乐直接穿过电离层，逃逸到太空，飞向星辰。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听到的蓝调旋律的碎片依旧在那里，在太空中以光速穿行。“胖子”多米诺的《蓝莓山》和桑尼·博依·威廉姆斯的《零下9度》到现在已经造访了数百颗恒星了吧，有些恒星还拥有行星。从理论上说，它们可能还遇到了天外的听众，如果那里也有谁守着一个敏锐得足以接收到它们的收音机的话。
原则上说我们也能听到他们的广播，同样地，从数千光年外的恒星系统有目的性地发送的强信号，现有的射电望远镜就能侦测到。
这不是新的理论——马可尼和特斯拉是无线电工程先驱，他们早就知道无线电信号可以穿越空间，也收听过来自火星的信号——但现有的技术先进到可以把这些梦想变为真实的可能性。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天文学家把二战期间由微波接收器发展而成的雷达装置拿过来，编织成了天线盘，形成了射电望远镜。这些“无线电天文学家”研究星系和星云发出的自然射电能量，然后将雷达信号反射到金星和月亮。我们天文爱好者喜欢看的刊物不再仅仅发布星系的照片，还发布他们的射电图。黑暗中这些恒星外层不可见的部分比它们可见的部分延伸得更为可观，像煎锅中鸡蛋周围融化的黄油。1960年，一个名叫弗兰克·德雷克的年轻天文学家将一架射电望远镜对准了两个邻近的类日恒星，倾听非自然的信号，开创了后来被称作SETI——搜寻地外文明（the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的项目。
20世纪末进行着好几个私人赞助的SETI项目，超过100万人在200多个国家奉献了自己的闲暇时间，在他们的家用电脑上梳理SETI数据，搜寻信号。数据大部分由波多黎各阿雷西沃的大型射电望远镜搜集，然后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分发到德国、瑞典、荷兰、蒙古、刚果，处理后的结果以同样路径自动发回。高科技公司组成团队，每家都希望自己最先发现信号，他们展开竞争，看谁能以最快的速度分析出最多的SETI数据，工作站机器彻夜轰鸣。这个在业余志愿者中发起的新奇试验被称作“SETI@home”，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计算机，执行着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计算项目。[18]
1990年的一个夜晚，我打电话给SETI机构的塞思·肖斯塔克，他正在阿雷西沃观测，我问他进展如何。他说SETI@home检查了几周前搜集的数据，对他的团队通过望远镜所做的粗略实时分析来说是个很好的补充。他对这个项目基本原理的解释，听起来很像查克和我当年在星空下用那台小收音机做的事。
“我们基本上都是实时处理数据，”肖斯塔克告诉我，“现在我们监控着2000万个频道。我们一直挑拣着那些看起来像外星人的信号——每分钟就有几条——几乎每分钟我们都会在其中发现一条不错的候选信号，然后我们会立刻将其发送到第二台望远镜进行检查。这很重要，因为千秒差距（3260光年）之外或更远的地方一旦有信号，都意味着一次星际闪烁——闪烁程度随信号强弱变化——它由恒星之间炽热的气体云产生。从某些方面来说，它类似于你在调幅收音机中听到的声音。在加利福尼亚，你可能有那么一两分钟会收到芝加哥的WLS台，一分钟后又收不到了，因为电离层在变化。类似的情况可以发生在星系中更远的地方。你可能听到什么，回去找它，发现它又不在那里了，因为你回去找时，由于星际闪烁，它的振幅又衰减了。”[19]
对天外无线电信号的探测也许可以对整个科学史都做出贡献，但没人真正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尽管已有一些关于具有高等智慧的外星人教我们治愈癌症或终止战争的想象——我怀疑这反映了他们的想法非常狭隘——但我们并不知道外星消息能否被解码，或者如果能解码，信息中表达的世界观是否足以和我们自己的世界观产生交集，以至于两者能够彼此理解，更不用说互相沟通。我自己的预期是就算信息不是极难翻译，也会冗长繁杂，要理解和吸收它，可能要建立完整的机构，类似于当年建立欧洲的大学是为了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但那是因为SETI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拓。哥伦布也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据说迈克尔·法拉第在19世纪30年代试验发电机的时候，英国财政部大臣威廉·格拉德斯通问他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我不知道，”他答道，“但我打赌将来有一天你的政府会向它课税。”[20]如果一项事业的结果是我们能够预见的，那它就不是开拓。
我们不禁要问，假定一个绕着遥远恒星旋转的行星上的先进文明，拥有渊博的学识和我们这样的婴儿文明（开始广播信息不过一个世纪）根本无法超越的技术，那它为什么要烦神发送我们能侦测到的信息，或者聆听我们古老的广播？如果我们把外星文明想象成一个整体，那么这样的尝试似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除非他们可能是想充实自己对各种生物系统和社交系统的研究——不带感情地注视我们，就像透过一台解剖显微镜似的。但我们自己的行星已经证明，智慧的社会群体并不需要是完全统一的。相反，他们也许是靠多样性来繁荣，允许个体只做他们自己喜欢的事。在这层意义上，我们接收到的第一条信息也许并非是负责星际联邦的大长官发送的，倒有可能是相当于高中业余无线电俱乐部的外星团体发送的。第一个收到《杰克·本尼秀》节目和电视剧《我爱露西》的外星人，并不一定得是仙女座γ星上用触手操作大型射电望远镜表盘的科学家。他们可能就是像查克和我这样的孩子，正在搜寻着“氧层”，试图发现新东西。
一定有很多人觉得懊恼，我们留给外星人的第一印象居然可能是WLAC的《阿莫斯和安迪》或是比尔·“霍斯”·艾伦的午夜秀。但我要说，幽默和音乐是对政治家严肃的官腔官调的反抗，在某种意义上，古老的广播节目是带有偶然性的，更接近真正开拓者的野性灵魂。
20世纪70年代，我制作了一张唱片，它随两个“旅行者号”星际空间探测器升空。这是地球文化的一个样本，是给航天器在百亿年漫游旅程中遇到的人的馈赠。“旅行者号”唱片中保存了27段音乐——从巴赫、贝多芬到爪哇佳美兰音乐，一首中国古琴曲片段，还有“盲人”威利·约翰逊的《暗如夜》——我们还放进去一首摇滚歌曲，那就是查克·贝里的《约翰尼·B.古德》。它描述的是一个乡下年轻人希望自己的演奏可以在大城市里帮他获得名声：
这首歌还触发了喜剧电视节目《周六夜现场》的灵感，在节目中它变成了一个滑稽片段，讲地球科学家收到来自外星文明的无线电讯号，外星文明拦截到了“旅行者号”航天器并播放了这张唱片。他们给地球科学家发的消息是：“多发点查克·贝里的歌！”
在不安分的青年时代，我数次横跨美国，彻夜奔驰，收听氧层的无线电，但最终一切都改变了。那时候的公路是自由的一种象征，我们现在仍能听到这种“公路歌”。
但现在这样的大路愈发少了。双车道柏油路被便道截断，在深夜，遥远的州际公路都能堵成一段一段。大部分时间里，你开着车，就像在一列没有尽头的火车的一节车厢里，尾灯在挡风玻璃上，前灯在后视镜中。现在真正的大路只有向上求索——穿过电离层和氧层，抵达行星与恒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