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宇宙飞行
——开普勒给伽利略的信
——1961年苏联太空项目期间，尼基塔·赫鲁晓夫对他的儿子如是说
1957年10月5日，周六早晨，基比斯坎，我父亲叫醒我，把《迈阿密先驱报》的头版塞到我惺忪的睡眼前。上面写着俄国人的“斯普特尼克号”实现了绕地飞行，成为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我和我父亲都惊呆了。所有人都觉得美国人才会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现在情况反过来了，太空竞赛是来真的了，我们开始你追我赶。周一早晨，校长在学校的有线广播中告诫我们，若要打败俄国人，就要好好学习数学和科学。
“斯普特尼克号”带来的震动于我和天文俱乐部里的朋友倒是个好消息。我们对火箭和太空的喜爱由来已久，但没有多少人在意。现在，有那么一阵子，可爱的小姑娘们会来问我们关于卫星的问题，我们解释火箭引擎怎么工作的时候，她们会直直地看向我们的眼睛。我们努力做出不食人间烟火的火箭飞行员模样，回答我们最珍视的、令我们喘不上气来的问题：“你会去太空吗？”
20世纪50年代的佛罗里达是这个前瞻性社会中特别具有未来色彩的一部分。相貌奇特的有X标志的军事实验机飞越霍姆斯特德和卡纳维拉尔角，在和柯达彩色胶片一样蓝的天空中蚀刻出长长的、高高的凝结尾迹，我们这些小孩互换印有飞机照片的卡片。报纸上全都是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故事。汽车影院里放映着关于外星人入侵和人类飞往月球的电影。周日晨间的电视节目是一部精心制作的系列宣传片《大局面——我们的军队在行动》，由军士长斯图尔特·A.奎恩用振奋人心的口气讲述。开头就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镜头——毫无疑问这是有意为之的，放心——一颗榴弹炮向一颗核弹开火，长长的寂静之后，炸弹才远远地爆炸，并升起标志性的蘑菇云。在一些插图很有感染力的书，比如《穿越太空边境》中，火箭科学家韦恩赫尔·冯·布劳恩和维利·雷提出建造一个大的轮子形状的绕地空间站，建立一个月球基地，然后派宇航员开拓火星。我用胶水粘了一个可以把他们送过去的塑料巨型火箭模型，然后在我们前院的鲜绿色草坪的铺路石上，运用精准复杂的倒计时程序发射了它。
我们搬到基比斯坎之后，太空竞赛趋于白热化。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的火箭常常沿着海岸线，几乎从头顶直飞而过。（有一天晚上，在一个广播采访节目中，一名空军将领被问到为什么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的火箭并不飞越迈阿密上空。“哦，这种轨道的导弹总有极小概率坠毁在迈阿密市中心，摧毁建筑，引发大火，”他答道，“这会削弱我军的士气。”）火箭总时不时爆炸，这令人沮丧（例如著名的民用火箭“先锋”，它原来打算为平稳进入太空开路，以作为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的一部分；“朱庇特”“雷神”“宇宙神”也都先后牺牲），即便发射成功，也总是延迟数小时甚至数天。计划的发射时间一般是不公开的，以免这本来就万众瞩目的事变得更难堪，但偶尔也有发射会在电视上直播，给我们这些观星者一个在天空中看到它的好机会。
摘自KBAA日志：
其他发射则变成了惊喜。
看过几次火箭怒吼升空，我们就被牢牢吸引。我父亲会打电话给一个记者朋友，他叫本·芬克，负责美联社卡纳维拉尔角地区的新闻报道。本会把预定发射时间透露给我们；然后查克和我就爬上屋顶，把借来的相机设置好，接下来等待。我们知道火箭待发时会被笼罩在强光探照灯下，我们紧盯北方地平线，确信如果地平线变“暖”，我们就知道要发射了。因为发射经常延迟或取消，我们每次都在屋顶上等数小时才能真正看到火箭，所以最好是用观星来打发时间。屋顶倾斜不平，条件并不理想，但我们还是设法把望远镜拖了上去，用我母亲的熨衣桌放星图。有一天晚上，一个巡警发现大半夜我家屋顶上有我们和设备的影子，于是摁响了门铃，叫醒了我母亲。
“夫人，”他有礼貌地说，“您知不知道您家屋顶上站着两个人，他们好像还拿着步枪？”
“哦，我知道的，警官，”她一边打着哈欠系上睡袍，一边答道，“一切正常。”
1960年8月12日，我16岁生日的前两周，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将一个银光闪闪的聚酯薄膜太空气球送入轨道，气球直径100英尺，名叫“回声1号”。它可以把无线电报从东海岸传到西海岸。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这显示了无源通信卫星的可行性，而我关注的则是“回声1号”用肉眼就可以看见。它宛如太空中一盏明亮的信号灯，像天尽头一艘高桅帆船一样轻易可见。我的天文台日志里，1960年8月14日至17日的泛黄纸页上记载着，我看它在夜空中滑过，然后黎明前醒来再看它一次，四天里观测到它七次。我觉得自己像远古时候在海中凝视陆地的肺鱼。我们是可以上天的。
我16岁的那天拿到了驾照，我借了我母亲的车，开到卡纳维拉尔角去，本·芬克帮我和我朋友订了汽车旅馆的房间。沿着美联社办事处的门厅往下走，就能在露台看见恢宏的发射台。我震惊了，我这些年一直在读罗伯特·海因莱因和其他科幻小说作者对宇航中心的想象描写，现在看到了它真正的模样。它壮美的外观表达了它雄心勃勃的意图——闪闪发光的火箭立于湛蓝色的天空和翻腾的白云之下，恰如飞机卡片上的一样。掩体在发射台数英里之外，安检大门又在掩体数英里之外的更远处。梦想变成了现实，绵延在佛罗里达平原上。
学校老师和顾问（名副其实的顾问）都建议我说，当作家谋生太难，而我要想成为一个科学家的话，老早前就得学习拉丁文了，于是我转而在西北大学学习英文和传播学，立志做一名律师。我从四年级中期开始就和学校疏远了，我把对学习漫不经心的态度也带到了大学里，我很少打开课本，倒喜欢在夜晚读诗和哲学，在一把破旧的钢弦吉他上创作歌曲。我唯一上过的科学课程是一个胡子拉碴的天文学家教的，在我们新生眼里，他是个老头子。他在课堂上说，“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将来有一天可能会飞上太空”。礼堂里响起一阵怀疑的低语；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觉得我们生得过早，不适合怀抱这种梦想。但结果是，当时那个房间里确实有一人进入了太空，那就是他自己，我们尊敬的教授。他的名字是卡尔·海因兹，我毕业那一年，他离开讲堂，加入了宇航员队伍，参加了1985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任务。数年后我在一次宴会上碰到他，开一辆保时捷载他夜行。我们达到高速时，卡尔大声笑起来，喊道：“这是我们宇航员应该开的车。”卡尔于1994年去世，年近70岁，他死于攀登珠峰时的缺氧。他的遗体就葬在那里，在2.2万英尺的海拔高度。
我不好意思说自己几乎没怎么上过卡尔的课。我耽于女生和车，逃掉了大部分实验课，几乎挂科。最后一次实验课会议，是在星空下的密歇根湖湖滨举行的，当时我看见一颗卫星正朝东飞去。
“抱歉，”我对一个正滔滔不绝地发言的研究生说，“对不起，打扰了，但我想大家可能都有兴趣看到这里有颗卫星过境。我本应过会儿再说，但如果我计算准确，那么它马上就要进入地球的影子了。”
我们都朝上看去，看卫星沿着永恒的牛顿落体曲线滑行。几分钟过后，它消失了。那个研究生在黑暗中笑起来，于是我通过了这门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