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古代刑法史上赃物犯罪的沿革

在我国古代刑法史上，赃物犯罪经历了一个从事后共犯到被规定为单独犯罪类型、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

根据现存史料的记载，我国掩饰、隐瞒赃物犯罪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基本上是一句话概括：“掩匿盗赃与盗同罪”，如《左传·昭公七年》中有：“先君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藏器，与盗同罪。”到了秦朝，留存至今有据可查的法律文件相对全面了一些，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中记载了有关赃物犯罪的内容，如“甲盗，直（值）千钱，乙智（知）其盗，受分赃不盈一钱，问乙何论？同论”，即对乙以盗窃罪共犯论；“甲盗不盈一钱，行乙室，乙勿觉，问乙论何也？毋论”，即对乙不以犯罪论；“甲盗钱以买丝、寄乙，乙受，弗知盗，乙论何也？毋论”。即行为人只有在对上游犯罪知情的情况下才作为犯罪处理，将那些主观上对上游犯罪并不知情的行为排除出去，这反映出中国古代刑法中就孕育了一定的责任主义的思想。“与盗同论”这种将赃物犯罪与上游犯罪视为共同犯罪的处理模式，一直沿用到南北朝时期，北朝《北魏律》中规定“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

及至唐朝，立法相对更为完备。《唐律》中《贼盗律》规定：“诸知略、和诱及强盗、窃盗而受分者，各计所受赃，准窃盗论减一等。知盗赃而故买者，坐赃论减一等。知而为藏者，又减一等。”《诈伪律》规定：“知情而取者，坐赃论；知而买者，减一等，知而为藏者，减二等。”《唐律》承袭了《秦律》的规定，继续强调赃物犯罪应以知情为前提，如果行为人不知道财物是犯罪而得，就不应作为犯罪。《唐律》对于赃物犯罪的量刑相较于之前更为缜密，在刑罚幅度方面以赃物的价值为准，在刑罚体系方面体现出层级，尽管窝赃、分赃、买赃都论罪受罚，但分赃犯最重，买赃犯次之，窝赃犯最轻，表明了中国古代极为朴素的刑罚观，付出对价的买赃犯罪责要相对轻于无偿分赃者。

宋、元、明、清诸朝大都沿用《唐律》有关赃物犯罪惩治的规定，将赃物犯罪分为分赃、买赃和窝赃三种情况。如宋《刑统赋》规定：“若买人盗、诈、枉法赃者，杖一百。知而为藏者，杖九十。其余之赃，知而故买及为之藏者，律无别条，从不应为律科罪；流以上从重，徒以下从轻。”《明律》规定：“若知强窃盗赃而故买者，计所买物坐赃论。知而为藏者，减一等。其不知情误买及受寄者，俱不坐。”

以上观之，清末以前我国的刑法中一直把赃物犯罪作为事后从犯，系共犯的一种，定罪上基本上是以“坐赃论”，罪名与本犯是一样的，量刑时考虑到其危害性毕竟相较于本犯来说要小一些，故相对减轻处罚，即“减等”处理。

1911年正式颁布的《大清新刑律》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的刑法典，分总则、分则2篇，分则共有53章，其中第35章专门规定了赃物犯罪，改变了整个封建时代赃物犯罪一直规定在贼盗篇中的体例，其位置居于强盗及窃盗、诈欺、侵占罪之中，前后皆是侵犯财产权的犯罪，该章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受人赠与赃物者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搬运、受寄、故买或为牙保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大清新刑律》的起草者已经认识到赃物犯罪既与财产犯罪紧密相关，同时又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在定罪量刑上值得独立出来，这种对于赃物犯罪二重性的认识，摒弃了事后共犯的思想，不再将赃物犯罪以“准窃盗论”减等处罚，或“坐赃论”，而是认为赃物犯罪与侵财犯罪并列而不依附于后者，意义极为重大，被学者高度评价为“因而完成了总结赃物罪的历史任务。”[2]

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沿用了《大清新刑律》，在第三十五章作了同样的规定。新中国成立之前，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草案）规定：“窝藏或表分赃物者，视其情节轻重，判处有期徒刑或死刑，并没收本犯之全部财产或处以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