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律需要理由

（一）搞清立法缘由是学好法律的不二法门

我曾听过一个法学老师给学生开会的时候说：“我不想讨论恶法是否亦法的问题，但既然是学校制定的规则，我们就应当坚定地遵守。”对于一名老师来说，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可是，他连这些都没有做到，还说不想讨论恶法是否为法。学生原本就对学校某些制度不满，老师说不出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这就使得学生颇有微词，似乎在老师眼里，只要不解释就永远处于正确的立场上，如果真的费尽心思去解释，说不定自己也只能无言以对。不仅如此，作为理应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律人，说出这样的话，没有一点点的公民权利意识，是毫无原则地唯上和盲从。这表面上是维护学校权威，可实际上，是在培养法律学子的奴性。他还说：“工作以后，你们要做的就是执行各项规则，如果你们学生连学校要求的一点事情都做不到，以后的职业发展前景真是不让人看好。”这话当然没错，但他忽略了另外一方面：如果学校用“恶法”来压制学生，学校的发展前景就会让人看好吗？一定不会！这必然导致学生对学校的信任大打折扣，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还会造成学校受到社会上广泛的负面评价，造成声誉风险。

对恶法是否为法避而不谈，实际上是避重就轻。不去探讨，不给出一个正当的理由，谁还去信服这些制度呢？一套理论若想被他人信服，就必须拿出相对应的理由和证据来，如此才能得到普遍认同。比如北京实行车辆限行的交通措施，理由是为了避免造成拥堵，也减轻尾气污染，但出租车不在此限，这是因为它们有公共服务的属性，不单是为了自己，而是为更多的人提供方便。

学好法律并不容易，甚至有些人觉得异常枯燥，著名作家卡夫卡就把学法律比作吃锯木屑。当然，热爱它的人也是不计其数，只要用心去挖掘，自然能够感受到其中的乐趣。学习法律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搞清楚法律如此规定的理由，即立法者为什么会如此立法？法官为什么会如此判决？其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刻苦钻研的。法律解释及法律修改同样需要理由，如果搞不清楚，学习法律也只能是死记硬背，不仅掌握得不准确，也会极为劳苦疲惫，丝毫体验不到学习带来的幸福感。老师上课时，也应当阐明该条文的立法缘由是什么，这样才能真正地把每一门课讲透彻，更容易被理解接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专家建议稿）立法理由与立法意义》一书中，对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每一条法条的立法理由都做了详细说明，吸引了我的注意。现举例如下：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专属管辖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这是因为：

不动产标的便于该地法院进行调查、勘验，及时查明案件，也为了便于案件审理终结判决生效后得以顺利执行。但对专属管辖应做狭义理解，即对不动产的权属关系及分割等发生的争议才适用专属管辖，对于房屋租赁合同、装修合同的纠纷不必专属管辖，否则范围过于广泛。

 

《民事诉讼法》规定，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绝大多数判决和裁定都是可以提起上诉的。而小额诉讼程序不行，这是因为：

在权衡追求实体真实与追求诉讼效率和程序公正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小额诉讼程序通常坚持诉讼效益与程序公正优先主义。首先，民事诉讼对按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上诉并没有实质上的限制，只要上诉便应当受理，而如果小额诉讼程序允许上诉，民事纠纷经过的审级就会增多，诉讼拖延的时间就越长，不符合小额诉讼快速解决民事纠纷的设计初衷。其次，通过上诉的方式来补救不正确的判决必然增大诉讼成本，消耗更多的司法资源，这就违背小额诉讼程序的成本和费用相当性原理，不符合小额诉讼节约司法成本的设计初衷。最后，若允许上诉，小额诉讼程序就失去了与众不同之处，在功能设计上与普通程序发生重合。

 

“禁止令”是《刑法》的概念，是指禁止行为人在一定时期内进入特定的场所，接触特定的人，从事特定的活动。比如一个人因长期聚赌，后为还赌债去盗窃，因情节较轻，判处了管制或缓刑，同时下达禁止令：在管制执行期或缓刑考验期内，禁止他进入赌场、禁止接触那些“狐朋狗友”，禁止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以此矫正。《刑法》规定管制和缓刑可以适用禁止令，而假释不适用。如果你只是死记硬背，却不去搞清楚为何管制和缓刑可以适用禁止令但假释不适用，就很难理解透彻。

其实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管制、缓刑和假释都是刑罚的执行制度，它们之间确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均是有条件地不将犯人关押在监狱中。但有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施行假释的罪犯，已经被关押过较长的时间，接受了改造，司法机关认为其真心悔过，再犯的可能性几乎消失，因此才附条件将其放出。而被判管制和缓刑的被告，自从判决生效之日起，便放出来了，未在狱中关押，未接受过改造，因此再犯的可能性相对较高，如有必要就应当适用禁止令。

因此，假释与禁止令是两个不能并用的概念，否则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进行了假释，就不能再适用禁止令。如果法院认为应当适用禁止令，说明犯人并未改造得很好，还有再犯危险，根本不能假释。

 

《刑法》第263条规定，持枪抢劫是抢劫罪的加重情节，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持假枪抢劫算不算这里的持枪抢劫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应当仔细思考一下，为什么我国要规定持枪抢劫是抢劫罪的加重情节？其背后体现的法理依据何在？我想理由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枪支的危害性极大，不是刀斧棍棒这种随处可得的器械就能相提并论的，如果控制不当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必须予以严厉打击。

第二，持有枪支还侵犯了另一个客体——国家对枪支的管理制度。我国禁止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非法持有枪支，否则会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刑法》第128条）或非法携带枪支弹药危及公共安全罪（《刑法》第130条）。行为人在获取枪支的过程中，必然费尽心思，通过各种不正当渠道以达目的，而这本身正是违法行为。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持假枪抢劫不属于持枪抢劫，理由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假枪没有社会危害性。诚然，假枪有时确能起到真枪的作用，产生强大的威慑力，令受害者陷入极度恐惧之中，但并无潜在的杀伤力，不会造成人员伤亡。况且，假枪一定比真刀危害低得多，举重以明轻，就连持刀抢劫都不是加重情节，更遑论假枪。

第二，持有假枪没有侵犯国家对枪支的管理制度。假枪随处可见，随处都能买到。

第三，《刑法》虽然没有特别规定假枪是否属于“枪”，但按照社会一般观念来理解，这里的“枪”，只能解释为真枪。如果把假枪都解释为枪的话，就超出了人们可预测的范围，是在刑法文义范围外进行解释，是类推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完全相悖。如果假枪是枪，那么假钱也是钱了，冥币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市场流通了；机器人也属于人了，“杀死”一个机器人，就能定性为故意杀人罪了，这显然是极其荒唐的。

综上所述，持假枪抢劫不属于持枪抢劫。

 

当然，对于纯数字的条文不必纠结，因为这没办法说清为什么。难道你还要问：普通诉讼时效为什么是2年而不是3年或4年？为什么18岁算成年人而不是17岁或19岁？为什么男性满22岁能结婚而不是20岁或23岁？为什么刑事诉讼二审上诉期限是10日而非20日或25日？为什么派出所可以决定500元以下的行政罚款而不是600元或700元？立法者要做的就是在合理区间内选择一个最佳答案就可以了，如果数字不合时宜，自然会进行调整。但是，如果是两组在适用范围上相类似的数字，可以探求之所以不同的原因。例如，许多国家的公民满十五六岁就能结婚，我们可以在历史传统、人文环境、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来综合分析我国为何与之不同，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有这样一个经典的外国法律案例：

 

某国有个市政委员会颁布了城市管理规定：在市区的公园内，不得通过和放置任何机动车辆。可有一天，几个军人驾驶一辆“二战”时期他们使用过的军用吉普车进入了市中心公园内。公园管理人员说不行，而军人们说，此车绝非一般车辆可比拟，它象征着国家军队在战争中的艰辛与光荣，将车摆在公园里，是为了让人们在享受幸福欢乐的时候不忘和平来之不易。就这样，吉普车就被搁置在公园的草坪上。把车放在公园以作纪念，人们也没觉得有何不妥。可是市政委员会有令在先，也不能违规行事啊，这该怎么办呢？

于是，公园找到军人团体代表商议，劝其将车拉走，但军人毫不退让。公园管理人员无奈，只得找到法院帮忙。公园一方说，法律条文清清楚楚，没办法，被告只能将车拉走。但被告说，这车放在公园不是随意的，它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战争与军人。法院明确了这个问题：既然规定了机动车禁止入内，而吉普车确属机动车无疑，因此，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吉普车必然是禁入公园的。

然而，法院并没有局限于规章字面的含义，而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市政委员会禁止车辆进入公园？即为什么机动车辆不能停放在公园里？想来想去，答案应当是这样：如果车辆任意进出，既影响安全，又会产生噪声和尾气，还会给游人逛公园带来不便。吉普车停在公园，根本不会对安全和环境造成损害，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记住军人的不易，热爱和平，更为公园增添了好风景，这何乐而不为呢？因此，法院最终认定可以停放。

（二）立法者应“自证清白”

任何一部法律都有自己的目的。如果立法者在立法时不知道立法为了什么，那我们会说他是非理性的。同样，如果司法者在司法时不知法律条文规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也会说他是非理性的。因此，法律不仅是条文，它还包括目的；司法时不仅要看条文，而且要想目的。严格依法办事不应该处处唯条文是举，将目的视为法律的一部分，法治才会更加理性。法律解释是弥补法律漏洞的一个重要手段，而目的解释是法律解释的重要方法之一。这种目的解释，既可以指之前制定法律时的目的，也可以是当前进行法律适用时的目的。适用法律有时也应当灵活一些，不要过于僵硬死板，否则表面上看起来是依法办事，但实际上并不合理，是违背法治精神的。

法律需要理由，立法者需要“自证清白”，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证明其所立之法合情合理，即符合良法标准。如果立法者说不出合理理由，便可推定其法律不合理。对于各类单位，诸如企业、校园也是如此，也应当证明自己的规章制度是合情合理的，否则应当视其为不合理。这与《侵权责任法》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类似，这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司法。习近平指出：“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培根说，一次犯罪是污染了水流，但一次不合理的判决把水源也污染了。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必须把裁判程序、事实认定、判决理由等说清楚，这才能让当事人心服口服。如果判决书不讲道理，就意味着司法不讲道理，老百姓就没有可以说理的地方了。一份充分说理的判决，本身就表明法官在裁判过程中是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这可以有效地减少社会对法官的质疑，能够有效地规范自由裁量，防止司法专横、恣意裁判。这是对法官提出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