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春秋史官记言功能考察^[1]

对于“记言”所承载的政治文化功能，班固在论及史官记言、记事之分别的同时也一并指出：“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2]很明显，史官对君王言行的记录有两大功能：一是监督、警诫君王行政；二是为世人树立法则。不过，这样的功能更多地适用于国家一统、王道强盛的时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里，帝王的言行以其“代天立言”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被视为政治之典范而为人们膜拜效法。如周初，天下方定，百废待兴，周公为适应其分封诸侯、制礼作乐等意识形态构建的需要，充分利用天命神学、先王令德的强大号召力及自身文治武功的独特魅力，以“神道设教”的形式发布了一系列诰命，其中反复倡导的“天命靡常”“殷鉴不远”“敬德保民”等思想均集中体现了周人的立国精神，具有国家法典的性质，从而为人们所效法、称扬，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传统之中，故刘知几《史通·六家》云：“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3]孔安国《尚书序》也说：“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4]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不需要思想，也不需要对话，仅需要顺从就可以了。周代册命铭文中那一声声“对扬王休”的“山呼”即为明证。

但是，至西周后期，随着天命信仰的动摇、淡褪，帝王自身的纵欲骄奢及周室权威的陵迟衰微，周王的言论也渐渐失去了神圣的光环。特别是进入春秋时期，霸主迭兴、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更令王命名存实亡，沦为标榜，以致黯然退场。然而，“百人醉而一人醒，犹可以止众狂；百礼废而一礼存，犹可以推旧典”^[5]，此时，一批饱受王官之学熏育的有识之士，以清醒的道德理性精神，以传承文王、周公所代表的礼乐文化传统自任，以为王者师、为民立命的高度自信和勇气积极献言献策、进善卫道、出使专对、褒贬时政，从而自觉地承担起监督政治和重构社会意识形态的责任和使命，成为当时活跃于“君臣关系语境言说”^[6]的主角。不过，由于言说者身份和言说语境的变化，春秋贵族君子的言说功能和史官的记言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言说者“立言不朽”的自我价值追求、记言者“善善恶恶”的劝惩经世功能两个方面，这与班固所云“昭法式”的职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