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一 关于地区工资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
（一）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涉及地区工资收入差距的状态、形成的原因、不利的影响和解决地区工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政策建议等。研究的实证分析方法主要包括聚类分析方法、空间计量方法、Kernel密度估计法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法、分解方法等[4]。关于工资收入差距的测算与分解，目前研究采用的评价指标主要有：一是工资绝对差距，即工资最高水平与最低水平的差额，这个指标主要反映工资的差异程度；二是工资相对差距，这类指标较多，包括变异系数、工资差距系数（即工资高低倍数）等；三是工资基尼系数，表示全部职工工资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四是泰尔指数。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认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要素禀赋的差异、劳动力流动障碍与市场分割、对外开放程度、市场潜能、产业集聚程度、政策体制以及地区创新能力和住房价格等因素都会对地区工资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学者们亦从提高落后地区市场潜能和开放程度、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落后地区产业升级、打破市场分割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加大落后地区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及进一步推进国家均衡发展战略、加大政府对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等多个方面提出了缩小地区工资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二）国外研究概况[5]
国外关于地区工资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较多，多数文献采用不同统计分析方法通过实证数据来分析地区工资差异中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同时，不少学者也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角度分析市场潜力和空间工资结构的关系。
1.关于地区工资收入差距现状
就工资收入差距状态而言，大多数国家不同地区工资收入差距不大，且近年来大都呈现逐步收缩的趋势。部分国家工资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倍数见表1-4。
表1-4 部分国家工资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倍数
2.关于地区差异影响因素及程度
（1）韩国地区工资差异。U.lim和S.Chul Cho（2009）采用因素分解法解释了韩国首都地区和非首都地区之间的工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首都地区工资差异的约26.9%是由与生产力相关的劳动特点差异造成的。Kye S.K.，Insik M.和Yong S.C.（2015）使用Juhn-Murphy-Pierce（JMP）分解法研究了韩国首都地区同其他地区工资差距的动态变化。他们发现由生产力相关特征引起的低工资地区工资提高或高工资地区工资恶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小；当低工资地区的工资决定因素的相对回报增加或高工资地区的相对回报下降时，也可以缩小地区工资差距。作者认为，传统的静态分析，如Oaxaca-Blinder分解法有其局限性，而使用JMP分解法进行区域分类，就能够了解每个因素（可观察或不可观察，质量或价格）在影响区域管理差异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
（2）墨西哥地区工资差异。D.Chiquiar（2008）通过研究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地区工资差异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加剧了地区工资差距，即全球化推动了边界地区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但相对于本国其他地区而言，技术溢价在下降。
（3）德国地区工资差异。Badi（2012）从劳动力市场的地理位置视角出发，在研究德国的工资曲线时考虑了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检验了近邻地区的失业率是否影响一个地区的工资水平。R.T.Riphahn.和D.D.Schmo-tzlei（2016）通过描述德国地区间工资流动性的数据，基于RIF回归的分解测量及与流动性变化相关的因素的作用，研究发现就业和就业特征有助于劳动力流动性下降，但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转变是工资流动性整体发展的核心。
（4）美国地区工资差异。Blanchard和Kats（1992）结合美国的历史数据研究发现，在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外部冲击（如战争、国外移民等）对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是暂时性的，而对就业冲击的影响则是永久性的。工资增长可能会出现发散趋势，初始收入高的地区工资收入增长更快，初始工资收入低的地区工资收入增长更慢。
3.应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市场潜力和空间工资结构的关系
（1）巴西地区工资差异。Thibault F.，Rodrigo P.和Cristina T.（2010）结合个人特征，采用新经济地理学方法估测了市场和供应商准入对巴西各州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和供应商准入对各州的行业工资溢价产生积极而显著的影响，其中市场准入的影响强于供应商准入的影响；国际市场准入比国家或当地市场准入影响更大。在对公司生产力、税收、监管、禀赋等变量进行控制以及使用工具变量之后，市场准入对工资的积极影响变得更为强劲。作者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市场准入水平（国际、国家或地方）等变量并使用了工具变量后，发现市场准入水平和工资差异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2）欧洲地区工资差异。K.Head和T.Mayer（2006）将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关于需求空间分布的两类理论结合，采用57个欧洲地区数据，分析了工资和就业如何就地区实际市场潜力差异性而做出反应。
由以上介绍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地区工资收入差距适度性问题的研究鲜有涉及，这方面可资借鉴的文献资料并不多，这就使得本书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面临一定困难，同时也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开拓创新的可能性。
二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问题的研究
虽然理论界对于地区工资收入差距适度性问题的研究较少，但关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问题的研究较多，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和参考。
国内关于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的探讨中，开始进行收入分配合理性的理论思考，到21世纪初期开始大量出现关于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学者们一方面在理论上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内涵及判断标准；另一方面采用单一指标、几个指标组合或者通过构建收入差距适度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式，使用现有函数和经济系统协调度测量模型等，对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情况进行观察和分析。
（一）关于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内涵和判断标准
厉以宁（1994）提出用“收入分配合理”取代“收入分配公平”的提法更为恰当。李冬梅（1996）认为，能够提高效率、显示公平的收入差距就是适度的收入差距。杨云龙（1996）认为界定收入差距合理的度应遵循按劳分配、效率优先、社会稳定和共同富裕的原则。1996年《经济参考消息》发表的一篇题为《收入分配合理是稳定转轨的前提》的匿名文章，这是截至目前笔者发现的较早也是较为系统地提出关于合理的收入差距判断标准的文献。该文认为：①在某一时期内可能存在一个合理的收入差距但在某一时点上则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合理收入差距的取值是一个数域而不是一个数点；②收入差距合理是相对的、动态的，这个时期是合理的，到下一个时期就可能会由于合理性赖以存在的依据的丧失而变得不合理；③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利益格局处于不断的调整变动之中，相应地，人们的心理变得较为脆弱，因此在转轨时期，合理收入差距的取值比转轨后合理收入差距的取值要小。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1）将是否激励经济增长和公众主观承受力高低作为判断收入差距适度性的两个标准。周青梅（2008）在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研究的基础上，将低收入者是否处于合理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作为收入差距适度性的第三个评价标准。李炯和张鹰（2007）认为，合理的收入差距是指收入差距的存在与扩大能够产生生产性努力与经济增长激励。刘承礼（2008）认为，公平与效率是制定分配政策和衡量分配效果的常用标准。王少国和王镇（2009）提出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水平的判断标准，是既能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又能保持持续增长的能力。任红艳（2010）认为，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是指在一定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成员收入分配结果所达到的一种协调状态。这种状态下的收入差距既有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又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与公平。她认为收入差距适度性从量上看要处于合理区间，从质上讲也应是“健康”的，不会危害社会公平且不会对社会稳定产生根本性破坏，因此判断收入差距是否适度既要坚持效率原则，又要坚持公平原则。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一些学者还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提出了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量化判断标准。如沈时伯（2005）认为，基尼系数处于0.3～0.5时的收入分配差距是较为适度的。顾海兵和王亚红（2009）将适度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为三个层次，即以世界银行发布的各国城乡居民差异系数1.5 为标准的最高适度水平，以作者设定的2.4安全底线为标准的中位适度水平，以中国社会学网设定的3.2适度底线为标准的最低适度水平。
（二）关于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评价指标
学者们对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实证研究时所使用的评价指标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使用某个单一指标作为判断收入差距适度性的依据。如沈时伯（2005）认为基尼系数位于0.3～0.5的收入差距就是比较适度的；文魁和任红艳（2007）依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基尼系数推导出收入差距合理指数，对收入差距进行价值判断。
第二种是使用几个指标组合作为收入差距适度性判断标准。由于单一指标本身难以克服自身的缺陷性，学者们尝试使用综合指标来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如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收入差距课题组（2001）分别采用基尼系数、倒“U”拐点和各收入分组收入占比、各收入分组收入增长率、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距比率[6]等辅助指标来衡量收入差距适度性；牛飞亮（2002）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以及人口收入份额度量方法，分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王培刚和周长城（2005）运用基尼系数、泰尔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比，对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进行分析；樊丽淑等（2005）探讨了农民收入差距适度性判断标准，分别选择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和若干辅助指标作为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判断指标。
第三种是构建收入差距适度性评价指标体系对收入差距适度性进行评价。如朱平（2001）认为，贫富差距合理性指标主要包括贫富差距、承受力、主体可选择资源占比、最低收入群体年收入变动情况以及雇员的基本工资待遇、劳动条件、健康和安全保障等；文魁和任红艳（2007）综合采用主观、客观指标设计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指标体系，具体包括基尼系数、受教育和培训程度、拥有的财富量、投入的劳动量（劳动量用个人劳动能力与劳动积极性的乘积表示）等；马晓丽（2009）将收入分配差距适度性指标体系划分为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三个子体系；张敏和张一川（2010）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适应度指标体系分为收入差距和社会经济发展两个子体系；董立峰（2012）、孙敬水（2014）、钱力（2015）等从收入分配、经济增长、资源配置和社会稳定四个方面选取若干指标，构建收入差距适度性评价指标体系；叶艺勇（2016）将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居民收入差距指标、经济发展指标、社会稳定与公平指标三个方面；等等。
（三）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测量模型
学者们在对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时，大都采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使用现有函数和经济系统协调度测量方法对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进行测度。代表性模型有以下三种。一是结合生产函数的基尼系数测度模型。如任红艳（2010）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基尼系数，并以此衡量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该模型计算简便、易于比较、可操作性强。二是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如马晓丽（2009）对所选取的评价指标进行直线型无量纲化处理，综合运用变异系数和复相关系数法对每个指标进行客观赋值后，采用加权几何平均公式计算出全国和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指数，并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各省份进行分类和分解评价。三是系统协调性测度模型，这也是较为常用的模型。系统协调度模型是学者们在研究诸如经济、资源、环境、人口等发展问题时较为重要的方法，模型种类较多，主要包括变异系数最小化协调度模型、距离协调度模型、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基尼系数协调度模型、数据包络分析（DEA）协调度模型等。其中，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距离协调度模型在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如张敏和张一川（2010）运用距离协调度模型对1985～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适度性进行评价；孙敬水（2014）、董立峰（2012）、钱力（2015）等则运用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测度居民、地区和城乡收入差距适度性[7]。
由此可以看出，理论界对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这些成果为本书在思路和方法上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现有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关于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的内涵存在概念界定不清晰、界定过于狭窄；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评价指标选择主观性较强且标准不一；测量方法出现两种极端，或采用单一和少数几个指标评价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科学性和稳定性有一定的欠缺，或建立较为复杂的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数量过于繁多且代表性有待提高；同时由于运算机理不同，各种测量模型的结果也存在明显的差异；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本书应着力避免和尽量加以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