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的变迁
——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说起[1]
张秋俭
一 现代化：动态的系统工程
以18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现代化，经230年跨洲越洋波澜壮阔地推进，今天，它的涛头正拍击着中国的海岸并进而向其腹地纵深拓展。
现代化向我们展示的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又是一个多元复合的系统工程。
说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指从其始发到如今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同时代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内容是变化的。借一句俗话说，“拳头产品”不一样：在从英国启动向西欧大陆扩散的现代化第一阶段（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以蒸汽动力、原始型的机器和不成熟的技术为特征，是煤和铁燃烧与闪光的时代；到现代化在欧洲腹地、北美（美国和加拿大）、澳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东亚日本传播开时（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内燃机、电动机和性能优良的钢质机械把现代化推向了新的水平。从蒸汽到电气，两次现代化浪潮不平衡的发展，终于在20世纪上半叶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激烈冲突，同时在战争（竞争的最酷烈形式）的拼死搏斗中加紧了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明，在战后又为新的一轮现代化大推进提供了新的能源和技术手段，石油、原子能、微电子技术、人工合成材料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使生产效益成倍增长。值此20世纪行将结束，现代化在东亚创造出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新的奇迹的时候，人们谈论最多的已是信息化了。这就是发展学家们常说的现代化推进的三次浪潮。
在现代化发展的第一阶段，恩格斯在距今一个半世纪前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指出，在18世纪后半期，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2]恩格斯在对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具体调查研究中，所主要关心的是工人阶级的处境和命运。他的卓越之处在于认识到产业革命不仅仅是生产工具的改革，而且也是社会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成果：“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气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第300页）他“依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第269页）对产业革命的第一个“完备的典型式”（第278页）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境况进行了21个月直接深入的调查，具体揭示了从产业革命中分化出的两个利益冲突的对立阶级：现代产业无产阶级与现代产业资产阶级。从对这种新的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中，恩格斯第一次认识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
但他当时并没有全面展开产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全面革命”的内容。在第一、二次现代化浪潮中，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和一般观念就是产业革命或工业革命。不过随着产业结构的分化和升级，尤其是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连锁反应，使人们日益对它在其他方面的展开给予更多的实际注意。各门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现代化在各方面的展开所引起的变革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细致的分析。经济学家着重于对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的发展的研究（主要是工业化和发展道路、战略、模式的研究），形成发展经济学；社会学家从社会学角度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分化、城市化、世俗化、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即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的人自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变迁进行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形成发展社会学；而政治学家们则对作为社会经济现代化集中体现的政治现代化的研究，提出了政治权威的理性化、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结构的分化与整合和民主与法制的制度化等重要内容，形成发展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的历史学则从现代化推进的历史事实出发，提供了世界现代化推进的具体史实，并对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及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不同文化环境中推进的特点进行了类型比较分析，形成了发展史学；等等。这些不同学科的交叉互动和综合形成了内涵日益丰富的发展学。[3]
在中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对现代化的认识仍停留在工业化上，50年代中期以后，执政党和政府把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列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领域，对现代化的理解由个别（工业化）上升到了几个特殊领域（“四个现代化”），但仍还不是对现代化的全面系统的整体性把握。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代化的推进促使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生连锁反应；同时，国外发展理论的引进，也激发了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反思和国际比较研究。这样，从宏观上看，对现代化的内涵的理解，已突破了仅仅理解为工业化（虽然，工业化仍然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四个现代化”的局限，而理解为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在内的全面的系统工程；从微观上，则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借鉴国外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步健全的各方面发展的具体指标体系，加以改造和创新，运用于对中国现代化在各方面的进展的量化分析，并逐步趋向精确化。[4]
从发展模式上看，在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中，早已内发的英国是唯一的典型。在第二次浪潮中，现代化向欧洲以外的地区，包括向西方以外的异质文化地区（如日本、中国和印度）传播时，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普遍看法，仍然是工业化，而就其仿效的对象性提法起初是“欧化”，以后是“西化”，如马克思关于古老亚洲的“欧洲化”[5]、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古的“脱亚入欧”论（1884年）、中国社会学家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6]，直到二战以来崛起的美国社会学大师T.帕林斯在他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一系列著作中所体现的观点更是“美国化”的“西方化”的样板。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中那段著名的经典表述，便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7]
不过他也同样交待得清楚明白：到他写这篇序的时候（1867年），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8]
在马克思晚年，欧洲仍然是现代化的主要基地，不过现代化已在北美大大推进，并将触角伸向了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主要航路的沿海地区，尤其是作为水上要冲的港口城市。但是直到马克思1883年逝世，世界上还未出现汽车，更没有现代化在非西方和异文化区域成功的先例。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时代，英国模式，再放大一点，欧洲模式，便是当时唯一的现代化模式。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是对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中第一个现代化典型，也是完全意义上的内源性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变迁，尤其是其劳资关系的典型实证社会调查。
二 恩格斯对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典型调查
恩格斯通过对经历了19世纪60、70年产业革命的英国的原始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过程的调查，向我们提供了一幅由农业的手工业织工而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的图画。人口像资本一样地集中到工矿城镇（城市化）。英国在1800年城镇人口比重已达20%，而1851年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镇人口超过乡村人口的城市化国家。（现在世界城镇化率仍不过44%，中国则仅约为1/3。[9]）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是这样描述产业革命以来的60至80年间的英国的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
60年至80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和商业，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第295～296页）
伦敦在1545年只有8万人口，在手工工场时期1700年即上升到67万，而在恩格斯1845年来到这里调查时已发展成拥有250万人口的“全世界的商业的首都”（第303页）。但是“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城市的一切文明的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的优良品质”（第303页）。当然，不仅是伦敦，其他一切随着产业革命发迹的城镇都一样。被称作“英国工业完成了自己创作的典型基地”（第322页）的曼彻斯特，在产业革命前的1770年还只有1万人口，到1845年恩格斯来到这里时人口已“至少有40万”（第326页）。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冶金和机器制造中心伯明翰的人口从1801年的7300增加到1844年的200000，设菲尔德的人口从1801年的46000增加到了1844年的110000（第292页）。而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
“美好的旧时代”的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已经被工业所消灭，从他们当中一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资本家，另一方面又分化出贫穷的工人（第300页）。一方面是冷酷无情的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工人，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那么他获得的就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么他就得去做贼，或者饿死。“英国工人把这叫作社会的谋杀。”（第305页）在伦敦的贫民窟里，住的是穷人中最穷的人，工资最低的工人、失业者，掺杂着小偷、骗子和娼妓制度的牺牲者，2/3以上的家庭只有一间破烂的房子，不分男女老幼地挤在一起，挤在一间10～12英尺见方的屋子里工作、吃饭、睡觉。这种非人的生活，比起伦敦5万人每天早晨醒来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什么地方度过的无家可归者来说，还是幸运的。“贫穷和饥饿、疾病和各种各样的恶习，以后这些东西所产生的一切惨状和一切既摧残身体又摧残灵魂的东西，这确实是骇人听闻的！”——1834年10月的《泰晤士报》写道。“我曾经看到过我国和欧洲大陆最严重的贫穷状况，但是我看到格拉斯哥的一片片像迷阵一样的小胡同以前，我不相信在一个文明国家里竟有这么多的罪恶、贫穷和疾病。在最下等的旅店里，一间屋子里面有10个、12个，乃至20个人，各种年龄的半裸或全裸的男人和女人，杂乱地睡在地板上。这些房子通常是这样肮脏、潮湿和破烂，甚至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马放在里面”——恩格斯引述政府织工状况调查委员的报告说。（第318～319页）仅仅曼彻斯特城区和郊区住地下室的就有四五万，更是惨不忍睹的“罪恶的渊薮”。（第348页）
由于失业的巨大压力，工人们彼此为争夺饭碗的竞争使每个工人的生产率达到最大限度，而由于分工，由于机器的应用和自然力的利用，又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失业后备军，造成了对在业者的巨大压力，使在业者的工资不断下降，导致工人生活也日益贫困化。在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下，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便只能在贫困和疾病中挣扎。而大量的病人当然请不起高明的医生，只能由江湖医生和各种戕害健康的假冒伪劣药品来对付，而最通常用的就是鸦片酒精溶液。（第389页）当时英国工人中的母亲们用这种在英国销路很广的被美称为“高弗莱强身剂”的鸦片酒精溶液来治疗孩子的种种疾病，孩子渐渐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身体衰弱，大部分不到两岁就死了。
工人工作条件恶劣、工资低下、生活下降、绝对贫困化、使生存权失去保障的集中体现是工人寿命的大大缩短。1840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的平均寿命是35岁，商人和光景较好的手工业者是22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15岁。工人阶级死亡率高，平均寿命短，主要是由于工人的幼儿死亡率很高。曼彻斯特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5岁就死掉了，而上等阶级的孩子在5岁以前死亡的却只有20%，而农业区各阶级所有孩子在5岁以前死亡的平均数也不到32%。（第392页）寿命的阶级差别和城乡差别，不仅体现了城市的阶级差别，也体现了工人阶级的生活质量和寿命已降到了产业革命前和当时工业化以外的乡间居民的平均水平以下，可见其劳动和生活条件之恶劣。
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种境地：他们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长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第380页）他们已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他们可以走的路只有两条：或者饿死，或者革命”。（第584页）
恩格斯详细地考察了当时英国工人斗争的实际情形和经验：从最原始的捣毁机器的自发斗争到组织工会在政治领域里进行斗争。从小工会组织联合成工联，通过组织工人罢工来捍卫工人的利益。工人运动在遭到镇压后，反而激起工人阶级更强烈的阶级仇恨和反抗。在政治领域，工人阶级举起宪章主义的旗帜，向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日益自觉的斗争。随着斗争的激化和深入，在组织上有些转入了秘密，爆发了零星的武装起义。宪章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斗争转变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
恩格斯在“二十一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第278页）他得出的结论是：
我坚决认为：现在已经间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进行着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覆地的浪涛。（第587页）
恩格斯这个预言现在整整过去了230年，它在英国本土似乎直到现在并未出现——尽管当时零星地发生了一些反对资本主义新秩序的暴力行动，一支劳动大军还是建立起来，并终于接受了工厂纪律。一个半世纪来英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英国已成为发达的高福利的国家，甚至那条当年被工业革命污染得生物绝迹的泰晤士河，也已被治理得令阔别已久的鱼儿重返于故道。
那么，这是否就证明恩格斯的预言完全落空了呢？又是什么力量赋予了英国和世界文明化的力量呢？
请看下节的历史的回答和我们的分析。
三 社会矛盾冲突的转移和缓和
恩格斯的预言与其说是落空了，不如说是在空间上转移了，转移到了欧洲大陆，转移到了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侵略到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因而在斗争的规模上比这个只占世界2%的人口的国家要大得多，此起彼伏延续的时间更长得多，尤其斗争的多重性质更复杂得多。而究其根本的社会经济根源，却正是恩格斯考察的这场产业革命所引发的世界性的连锁反应，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体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10]
英国工业革命的捷足先登，使它把原始资本积累引发的社会矛盾冲突，连同商品一同首先输出到了相对后发的邻近的欧洲大陆，以后是更落后的遥远的殖民地。而由于英国在技术上，归根到底在劳动生产率上和由这种生产率创造的利益上的优势，特别是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掠夺，养肥了自己，得以相对减轻了对本国工人阶级的剥削率，避免了国内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从而使工人运动得以逐步导向了和平斗争的轨道。
而在相对落后的欧洲大陆，就在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预言英国工人阶级革命即将暴发后不几年，在1848年前后便出现了席卷欧洲大陆的政治大革命，1865年美国芝加哥爆发了20万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大罢工，接着是1871年法国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并建立工人革命政府的最初尝试，这些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最接近恩格斯预言的例子。所以在近半个世纪后，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写的序言中，恩格斯还写道：“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其中包括青年人的热情使我大胆做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当时恩格斯24岁——引者注）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经实现了。”[11]
在现代化第二次浪潮大推进过程中，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所积累的经济、政治、民族和宗教文化各方面的矛盾，进而在20世纪上半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从20世纪初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到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以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还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
那么，为什么后发展国家反而会成为政治革命的中心呢？概括起来有两个主要的基本原因：一是现代化的传播在这些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中注入了新的生产力及其他连带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促发了其固有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解体；二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愈是落后，愈是被动挨打，所受的压迫、剥削愈深。以中国工人阶级为例，就要受本国的封建的和外来的资本主义列强的双重的剥削和压迫。如20世纪初上海工人的工资仅为西方同工种工人工资的1/7、日本的1/4；当西方国家的工人已争得每天8小时工作制半个多世纪后，中国工人每天的工作却长达12～15小时。（1845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载的工作日为10小时）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工、矿部门的剥削率大多在一倍以上，有的甚至在10倍以上。[12]这就是中国这样一些后发展国家在被纳入现代化发展的世界体系之后，立即陷入社会动乱，特别是长期残酷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根源。说到底，这就是争取民族的和阶级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斗争。中国人就是经过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苦斗才争到了这个独立自主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
使包括早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共同受益，并使社会终于得以避免陷于敌对的残酷的“社会战争”或者说得以从这种斗争中脱出走上现代化的文明发展之路的，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以人口寿命为例，按前述恩格斯所调查的资料，1840年利物浦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平均寿命只有15岁，主要是婴儿死亡率高，就是上等阶级平均寿命也不过35岁。这里，我们要顺便指出的是，直到1850年，全世界任何一个稍大的地区平均寿命都没有超过35岁。随工业革命而迅速升级的科技革命，尤其医学的进步，使人口特别是婴儿的死亡率迅速下降，平均寿命迅速上升；如过去导致儿童死亡率30%的天花，由于18世纪末牛痘免疫的发明在19世纪以来的广泛应用，到1979年10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这一天为人类天花绝迹日。20世纪以来磺胺类药物、抗菌素、维生素以及滴滴涕等杀虫剂的发明、生产和推广使用，各种疾病预防和治疗水平的提高，使传统的常见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多已下降到很低的程度；再加上日常生活条件，尤其营养卫生条件的普遍改善，使世界各国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而且死亡率的降低与经济的增长正好是相关对应关系，如人均产出翻番，英国从1780～1838年，用了58年；美国从1839～1886年，用了47年，日本从1885～1919年，用了34年；中国从1977～1987年，用了10年，[13]呈显著加速度趋势。相应地，英国从1850年起用了110年时间才把死亡率从23‰降到11‰，而日本从1920年起只花了30年时间就走完了同样的路程。[14]而新中国成立后仅用了8年时间便把人口死亡率由1949年的20‰降到了1957年的10.8‰[15]。现在英国人的平均寿命已高达75岁[16]，而作为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已达70岁。全世界平均寿命则为64岁[17]，大约比一个半世纪前提高了一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婴儿死亡率甚至已低于纽约。
可见，正是工业革命加速了科学技术和整个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日益丰富；同时，工人阶级为改善自己地位争取自己利益的各种斗争的发展，才使劳动条件逐步得到改善，劳动时间缩短，生活和福利水平逐步得到提高，这就大大缓和了这些先发达国家国内的阶级矛盾。
这种社会文明化的加速发展，表现在各方面，与前述平均寿命的延长相应的另一方面就是劳动时间的缩短。如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宪章运动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就是“十小时法案”（第523页），20年后美国芝加哥工人大罢工争取的是每天8小时工作制；而每周只工作5天则是美国著名汽车老板亨利·福特从给工人更多的休息时间以便花费更多的钱出发提出来的。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已通过了一周工作40小时的新劳动法。在中国20世纪初工人每天工作时间如前述长达十多个小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1994年改成每周工作五天半，1995年5月1日，也实行了每周工作5天，40小时工作制。目前世界上175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144个国家实行5天工作制[18]，也可见世界文明的普遍进程。
这种全球性的文明进步的根柢，首先就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20世纪初，世界科技进步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为5%～20%，此后这一比例逐步上升。据世界银行的计算，1950～1970年间，发达国家这一贡献率为49%，有些国家高达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5%）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社会各方面的文明化。人类历史的客观进程，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趋向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昭示我们：确实“发展才是硬道理”。[19]贫困、社会冲突及许多社会问题，说到底都只有通过发展——尤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才能逐步解决。当然，迅速推进的不平衡发展，尤其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正如历史所证明了的，容易引起新旧各种不同矛盾和利益的冲突与社会的震荡及人们的种种不适应性。因此，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高速推进的改革和发展中的国家，把握住发展这个硬道理才是根本出路，同时在具体操作上又要慎重控制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稳定的程度及其互动关系。这就是一个半世纪后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重温恩格斯对第一个现代化典型社会的劳工状况的调查，总结两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的变迁所获得的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3.张琢：《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本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5期。张秋俭，原中国工运学院院长，教授。本文为“八五”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专题研究成果之一。
[2]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281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3]参见张琢《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参见张琢《中国现代化与发展理论的构建》，《当代学术信息》1995年第6期。
[5]《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14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3，中译本，第28卷，第272页。
[6]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第五章《全盘西化的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7]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中译本，第23卷，第8页。
[8]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中译本，第23卷，第8页。
[9]《城市成为驶向现代化的火车头》，《人民日报》1994年6月1日。
[10]《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6，第6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中译本，第22卷，第317页。
[12]参见王方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稿》，北京出版社，1982，第44页。
[13]世界银行《1991年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中文版，第12～13页。
[14]胡焕庸、张善余编著《世界人口地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2，第35页。
[15]《中国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第80页。
[16]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文版，第239页。
[17]《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3期，第118页。
[18]《每周工作五天工作制溯源》，《中国合作经济报》1995年6月16日。
[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