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形成的历史脉络
要把握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就必须将它置于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体系中去理解。马克思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清晰的历史脉络，这一过程是和他的思想转变联系在一起的。
《莱茵报》时期可以看作马克思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在政治立场上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哲学立场受到黑格尔哲学深刻影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学问题的最初动因。”[23]此间，马克思主要的代表作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在这些论文中，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站在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从“人民理性”这一概念出发，批判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探讨了出版自由问题。马克思认为，既然思想的客观性在于它的人民性，那么出版物就是客观思想的真正的体现，因此，反对出版自由就既违背了国家和法的概念，也是反人民的。自由的出版物“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变物质斗争为精神斗争，而且是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理想化的获得体现的文化”。[24]各个等级对于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是缘于他们代表不同的利益，因而各个等级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发出声音。“辩论向我们显示出诸侯等级反对出版自由的论战、贵族等级的论战、城市等级的论战，所以，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等级。”[25]由于莱茵省议会是由诸侯等级、骑士等级、贵族等级和乡镇等级这四个等级的代表组成的，贵族等级占大半，因而，省议会就成为维护特权等级的工具。第二，初步探讨了国家、法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国家和法受贵族阶层（林木占有者）的支配，法律压榨着劳动群众，而对于特权等级，“法律不但承认他们的合理权利，甚至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欲求”。[26]在这里，马克思从理性原则出发为穷人利益进行辩护，他认为林木占有者试图从他们根源于中世纪的“习惯权利”引申出林木盗窃法，而穷人的贫困则是形成“习惯权利”的客观基础，“习惯权利”对于立法者来说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基于从黑格尔哲学中引申出的“理性国家”观念，马克思对践踏理性和法律的特权等级进行批判，认为当法律成为保护林木占有者的工具时，就失去了理性和正义的光辉。在1843年1月发表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制度，并极力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种植葡萄的农民的权利进行辩护。在当时，政府对当地农民的贫困状况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推脱责任，或者认为农民的贫困状况是“虚构的”。马克思指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27]也就是说，对于摩泽尔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政府和农民各持己见，持不同态度，这是由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马克思认为，人民贫困的根源并不在于政府或者某个官员的冷漠，而在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本身。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从物质利益出发来探讨各个等级、阶级的存在及其社会地位等问题。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出，马克思当时还不能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而只能从法学和伦理的角度来阐述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方案。
《德法年鉴》时期，即1843年3月至1844年2月，马克思实现了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论证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主要是通过对鲍威尔的批判，说明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宗教解放并不是政治解放，在当时的德国，犹太人只是获得了政治解放而没获得人类解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明确地把实现阶级解放的使命赋予无产阶级。德国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28]“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9]在这里，马克思为无产阶级赋予了特殊使命，这个戴着镣铐的被囚禁、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肩负着推翻阶级压迫的重任，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无产阶级人性的回复。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一个遭受普遍苦难又必将结束这些苦难的阶级，无产阶级只有实现对私有财产的否定，才能获得普遍的自由，而阶级解放主体的选定是历史前进的必然，在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解放阶级的重任。这表明马克思已经超越了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转向共产主义。他开始诉诸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诉诸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未完成的著作中，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被资产阶级绝对神圣化的对象，而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最大资本，必然使从事具体劳动的阶级成为他们压榨的对象，这一被压迫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分析了市民社会内部的分裂，他认为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和相互间的差别，作为个人生存的基础，在阶级或等级的意义中体现为现实的矛盾。
从《莱茵报》到《德法年鉴》，马克思逐渐摆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从对决定阶级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动因的初步探索，深入到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追寻。这是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重大转变。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生学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初步分析了导致阶级产生和阶级对立的经济原因。第一，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角度，分析了阶级划分和对立的经济基础。工人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是最廉价的商品。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竞争使大资本家迅速实现了资本的积累。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工人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有产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第二，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首先，劳动者与劳动结果相异化。“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就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0]其次，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31]再次，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是类的存在物，人只有作为自由的普遍的存在物活动，才能确定自身作为人的本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活动被降低为维持自己动物式生存的手段，导致了人同自身的类本质相脱离。最后，人与人相异化。由于“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32]，这就必然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分离和对立。可以看出，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经济学考察，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对立产生的经济实质。
在1845～1846年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史观的确立。他们运用新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分析了阶级现象。第一，在论述唯物史观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33]这就为分析阶级现象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即阶级的产生以及阶级对立的根本原因应该到社会经济因素中去寻找和说明。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而形成的几种所有制形式中的阶级关系。一是部落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存在着“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二是古典时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时分工已经比较发达，随着私有制的发展，产生了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三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此时，“等级结构固然表现得非常鲜明，但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34]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详尽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从萌芽到产生的过程后，提出大工业不仅造就了资产阶级，还造就了无产阶级，“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35]第三，提出了阶级斗争的多样形式。“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36]第四，分析了个人和阶级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37]就是说，个人隶属于阶级的社会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够消除。
写作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被列宁称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的头两部著作”。[38]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正式诞生。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主要阐明了以下观点：第一，阶级斗争的多样形式。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政治上坚持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出工人应该放弃一切暴力斗争，用“和平”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对劳动者的一种欺骗，工人不仅不能自动放弃斗争，还要利用一切形式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在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中，经济斗争是基础，政治斗争是手段，政治斗争为经济斗争服务，它们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第二，暴力是革命的主要手段。对于工人阶级革命问题，马克思指出，工人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能推翻旧的阶级统治。在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后，从建立统治到阶级消亡的过程中，必须要经过一个“工人阶级的统治和专政”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政权的力量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为实现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最终建立能够使人们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积蓄力量。因此，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并不是革命的结束，而仅仅是革命的开始。第三，第一次论述了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发展为自为阶级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有着共同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价值诉求，但是，在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初期，工人阶级处于自发状态。随着斗争的深入，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本阶级的利益，并把自己的利益看成本阶级的利益，进而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逐渐团结起来，这时工人阶级就转变为自为阶级。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3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详尽论述了他们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第一，提出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都有不同的经济结构，都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和阶级，不同等级、阶级的成员之间都存在着由不同的根本利益所带来的冲突和斗争。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社会形态的更替都没能消灭阶级对立，只是用新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代替了旧的剥削和压迫。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40]奴隶和封建社会的阶级机构是通过等级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41]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简单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和冲突。第二，说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42]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发挥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瓦解和摧毁了封建社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关系，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43]无产阶级境遇悲惨，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一无所有，他们的生活条件是现代社会非人性生活条件最极端、最普遍的表现，一切反人性的形式都在这个阶级身上得到了体现。这些苦难造就了无产阶级，使其成为最革命的阶级。第三，提出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著名论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阶段，从最初的自发的经济斗争到有目的的政治斗争，提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44]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在革命过程中，首先要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剥夺资本家的财产，镇压敌对分子的反抗，进而逐步改造社会，建立、巩固和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消灭私有制的目标。第四，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基本原则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45]在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46]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在法国、瑞士、波兰以及德国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策略原则。他们特别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和继续革命论。第五，提出无产阶级联合的思想。“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47]
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揭示了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充分表现了阶级斗争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马克思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写作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阶级斗争理论。第一，进一步完善了不断革命的策略原则，提出了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的必要性。“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48]第二，马克思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经济因素对法国的各阶级政治立场的影响。由于经济地位和要求的不同，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态度、作用和地位各不相同。第三，提出工农联盟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工农联盟。
马克思1852年3月5日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书信中，对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新贡献做出了三点说明。马克思的这一基本观点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在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中形成、发展的历史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