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以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处的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18世纪后半叶，从英国开始工业革命已经逐渐扩展到欧洲各国，大工业的发展导致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为封建的自然经济状态所隐蔽的阶级关系变得简单化、明朗化。“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3]作为当时社会最先进阶级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最先发现了现代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贡献是初步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并由此出发，从经济上对社会各个阶级及其斗争状况进行分析。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看成了解中世纪以来重大历史事件的钥匙，并依此来研究社会历史。
（一）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阶级理论
19世纪上半叶，欧洲政治格局相对平衡，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大陆最终确立。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他们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逐步加深，因而他们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并日益尖锐化。在法国，虽然资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但在复辟时期，代表封建旧贵族势力的思想家极力否定资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主张恢复封建君主专制。为了捍卫革命果实，梯叶里、基佐、米涅等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组成了一个学派，这就是后来的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派。他们站在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法国革命史，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以及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的必然性。他们的这种革命热情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肯定。恩格斯指出：“复辟时期的历史编纂学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4]
奥古斯坦·梯叶里（1795～1856），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历史研究的十年》《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诺曼人征服英国史》等，他被马克思称为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
梯叶里尝试用征服理论和种族冲突来解释阶级形成。他说，农奴制是过去几个世纪最大的不公平，是一个种族入侵、征服另一个种族的结果。就是说，种族冲突导致了社会利益的分化，最终形成阶级冲突。由此出发，他把17世纪和18世纪的两次革命看成“被战胜者”的报复。梯叶里承认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存在，并认为利益是导致斗争的真正原因。而历史发展正是处于阶级斗争中的人们创造的。当然，他所谓的人民群众是指资产阶级，而不是劳动者阶级。
基佐认为，阶级斗争是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针对从人们的头脑中找寻历史的最终根据，人们的思想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的观点，基佐认为，政治变动就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是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由经济利益决定。物质利益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经济因素是政治制度的基础。对于这种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观点，恩格斯认为，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推动历史发展的唯心史观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支配了人们的思想，直到法国复辟时期历史编纂学家出现，才使唯心史观的地位发生了动摇。
基佐主要致力于研究欧洲革命史。他在《欧洲文明的历史》一书中强调了公社解放运动是法国资产阶级形成的关键因素，也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原因。他说，公社的解放是城市居民为反对自己的领主而发动的起义，解放运动的最终结果就是到处产生了新阶级，资产阶级这一强大社会阶级的形成是资产者地方性解放运动的结果。他认为近代欧洲就是从这些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中产生的。他指出，阶级斗争是填写历史新篇章的战斗，各个社会在经历斗争的过程后，新欧洲诞生了。阶级斗争是直接推动欧洲文明史诞生的重要力量。
米涅把当时法国社会分成了特权阶级、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三个组成部分，认为阶级斗争不仅促进了阶级的形成，而且还加剧了他们之间利益的分化与差距。与上述两位思想家一样，米涅认为，阶级斗争源于利益对立。有利害就有冲突，有冲突就需要党派，而政党使阶级斗争的规模不断扩大。米涅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总结，认为每一个阶级都力图建立有利于自己的政府，享有特权的人想建立一种反对农户和资产阶级的秩序，资产阶级想建立一种反特权和人民的秩序，而人民想建立一种反对所有人的制度。他强调阶级斗争为欧洲新社会的到来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英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贡献在于：他们指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的存在；用阶级斗争来分析、研究和解释历史上和当时的重大事件；把阶级斗争看成历史的主要内容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思想家的阶级斗争理论存在历史局限性。他们没有科学地揭示出阶级的起源和本质；他们虽然承认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的合理性，却否认并反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看成是社会的自然规律。列宁指出：“法国复辟时代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他们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整个法国历史的锁钥。”但是，“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5]
（二）古典经济学家的阶级理论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是伴随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使经济学研究由流通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由此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了划分，试图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生产内部联系的基础上，找到其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
弗朗斯瓦·魁奈是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依据人们在“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将社会成员分为生产者阶级、不生产者阶级以及土地所有者阶级三个组成部分。生产者阶级包括农业劳动者和农业资本家。不生产者阶级是指从事农业以外工作，主要靠商业活动取得收入的阶级，包括工商业劳动者和工商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阶级，即依靠“纯产品”生活的那部分人，包括贵族、官吏、僧侣等。
魁奈依据社会成员与“纯产品”的关系，即与农业剩余价值的联系来划分阶级，这对于人们进一步认识阶级划分与生产的关系确实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认识不清，魁奈混淆了阶级之间的界限，比如将农业资本家当作生产阶级，将工商业劳动者当成不生产阶级等。这样，他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或人们在生产中的经济地位等在阶级划分过程中起的决定作用，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配第最早提出劳动价值论。他提出了“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著名论断，认为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了价值。在《政治算术》中，配第以工资和地租的关系为例，对价值问题进行了简单论述。工资和地租都来源于小麦的价值，它们此消彼长，按相反方向变化。工资增加，地租减少；工资减少，地租增加。得到工资的工人与得到地租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利益相互冲突。这就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对立。
亚当·斯密在吸收魁奈等人思想观念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他第一次以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和获得收入的方式为依据，将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级——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并认为这三者有各自不同的收入：从事劳动、“以工资为生”的人构成社会的工人阶级，“以利润为生”的人构成社会的资本家阶级，“以地租为生”的就构成社会的地主阶级。他指出：“工资、利润和地租对于一切交换价值可以说是三个根本源泉。”[6]在这三种基本收入中，斯密认为只有工资是劳动的收入。他还进一步指出：“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劳动者都想为提高工资而结合。雇主却想为减低工资而联合。”[7]斯密认为，上述三个阶级的各自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是不同的，同社会利益趋于一致的是“以工资为生”的工人阶级和“以地租为生”的地主阶级，而与社会利益相违背的是“以利润为生”的资本家阶级。这一观点是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大卫·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认为，土地生产的产品会在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工人这三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分配[8]。比斯密更进一步的是，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探讨地租、工资和利润三个经济范畴之间量的关系。李嘉图强调，在工资、利润、地租三者对立中，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是主要的。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李嘉图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地主阶级的利益不仅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相矛盾，而且同整个社会的利益相矛盾。马克思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9]
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的阶级观最大的贡献是，他们都是从资本、利润和地租的构成上把社会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级，并认为其他阶级的收入都源于这三大阶级。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他们看不到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对立的实质，更看不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忽略了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斗争，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简单化。
（三）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称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指出：“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10]
圣西门是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交替时期的不平等现象的亲身经历者，因而，他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无情的批判。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11]在《日内瓦书信》中，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病，圣西门指出：“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12]在阶级划分问题上，圣西门把阶级划分为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游手好闲者包括封建残余势力，如王公贵族，以及其他不从事生产的人。生产者主要指手工业者，包括工厂主、银行家和从事生产的工人。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是颠倒黑白是非的真实世界的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劳而获者的奢靡与劳动生产者的贫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会是“有才华的人被没才华的人统治着，善良的公民受没德行的人支配，犯过小错的人被大罪犯惩罚”[13]。同时，圣西门认为，所有灾难和贫穷都可以从经济中找到根源。恩格斯曾高度评价圣西门的思想：“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14]
傅立叶主要从经济（商业）和道德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应该说，在对资本主义的揭露上，他比圣西门更为全面深刻。恩格斯在谈到傅立叶的理论贡献时说：“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5]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劳动人民的地狱，“文明制度的机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奴役穷人和使富人发财致富的组织”。[16]他认为，资本主义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劳动者和压迫者的对立。在这种文明社会里，受苦最深的是劳动人民，而富人过着寄生虫的生活，他们不仅依靠别人的劳动来生活，而且对社会进行各种破坏，给社会带来严重的损失和灾难。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利，失业成为普遍的经常的现象，许多人沦为乞丐。二是所谓文明，实际上就是富者对贫者的战争。傅立叶认为：“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个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17]
罗伯特·欧文生活在当时经济发展程度最高，产业革命获得巨大胜利的英国，因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的认识比圣西门和傅立叶更加深刻。在欧文看来，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所有罪恶和灾难，并不在于个人，而是由社会环境（即制约人的制度）造成的。这种社会制度包括三个方面，即私有制、宗教和建立在这两者基础上的现代婚姻制度。欧文把这三个方面称作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祸害”。其中“私有财产是造成全世界贫困、犯罪和灾难的根本原因”[18]，它使人们彼此斗争，使社会分成各个不平等的阶级。一旦到这些底层的贫苦人民不能忍受压迫和剥削的时候，革命就会爆发。私有制成为社会中一切仇视以及不间断发生的欺诈和勒索的根源。而要彻底地根除这些罪恶和灾难，就必须消灭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如果只对社会制度进行局部改变，那就不能消除灾祸，人也不能愉快地享受合理而又幸福的生活。”[19]欧文是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中唯一主张彻底废除私有制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欧文以高度评价，恩格斯指出：“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20]欧文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更是一个共产主义思想的践行者。“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尊敬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官方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21]
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都从无情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中揭示了社会阶级的形成和产生，以及社会阶级贫富差距两极化现象，同时指出这种两极化现象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他们都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揭露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和不平等阶级，无一例外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并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他们在具体考察历史时并没有把自己提出的观点贯彻到底，没有明确地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提出推翻现有不合理制度的途径，而只是用一种理性的政治观点来解释。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