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少年天子》的身体图绘
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1）的《少年天子》是一部描绘清兵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顺治政治生涯与爱情生活的小说。凌力曾非常清晰地表述了作品中的人物身体图式分布。整部小说中的人物图景呈“恒星系统”分布，恒星当然是顺治帝，而其他人都是围绕他的行星，“最近的一层，是宫廷中的人，即他的母亲庄太后与妻妾子女皇后、董鄂妃、康妃、三阿哥等；第二层是皇亲贵族，以岳东、济度为代表；第三层是朝廷的满汉大臣，如傅以渐、陈名夏、汤若望、索尼、鳌拜等；第四层，中下级官吏，有李振邺、龚鼎孳、苏尔登、熊赐履、徐元文等；第五层，是一批汉族士人，吕之悦、陆健、张汉等；第六层，民间百姓，柳同春兄弟、乔家母女姐妹等；还有一层，是蛰伏的故明复辟势力，朱三太子、白衣道人、乔柏年等”[19]。同层次人物之间有他们各自的联系，各层之间也有纵向联系，辐射式地向内指向以顺治帝为恒星的中心。表面上人物图景是以顺治帝为核的权力中心向外辐射分布，落实到身体描写与价值判断上，其背后支撑是“改革”精神。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北京召开，提出“改革开放”的口号，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此后，人们日益将重点投注到改革工作中。似乎是受到人们激情的感召，反映现实生活中城市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当时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1979）为“改革文学”拉开序幕，《花园街五号》（李国文）、《新星》（柯云路）、“陈奂生”系列（高晓声）、《鸡窝洼人家》（贾平凹）等作品陆续面世，全国文学界形成了一股“改革文学”的热潮。国家政策的实行和贯彻需要小说等文学形式的助力——1985年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出《钟鼓楼》《沉重的翅膀》《少年天子》三部作品，都是弘扬进取、改革精神，描写改革进程的作品。为国家的重大变化所鼓舞和激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凌力毫不讳言“处于改革的80年代，我被立志变革而又步履维艰的顺治皇帝的独特命运所吸引，被他那深拒固闭的传统意识压制不住的人性光华所感动，又写了《少年天子》”[20]。简言之，作者为全国上下如火如荼的“改革运动”所感召，选取了历史上锐意改革的一代君主——福临作为叙事对象。
在《少年天子》中，“服饰”是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法。凌力着意通过对福临服饰的描写，突出其君主身体。“在伏地的一片红蓝相间、如同厚厚的地毯似的人丛中，以金黄色为主调的少年从容而立，不但显得高大轩昂，而且如黄金铸就的一般闪闪发光。”[21]作者采用主观色彩极为浓厚的叙述方式极力突显福临君主身份和生理气质的完美结合。在塑造庄太后的人物形象时，为了凸显太后的尊重身份，也多次对其服饰进行描写。“皇太后高坐在宝座之上，因为穿了全套礼服而显得越加庄严高贵：三重宝石冠顶上，珍贵的东珠围绕着一块硕大的红宝石，九只镶了珍珠的金凤环集在皇冠的四周，金凤嘴里各衔着五串珍珠垂挂，前面的垂向前额，侧后方的垂至耳下肩头；马蹄袖的深紫色朝袍外，罩着石青色绣行龙朝褂和披肩，上有山海日月龙凤图案，显示着无上的尊严。”朝廷重臣傅以渐训诫下人不得多嘴议论国家大事时，穿的不是日常着装，而是象征着身份和权位的朝服。“他那魁梧的身体几乎挡住了半扇红门，团龙朝袍、仙鹤补褂、青金石朝珠、红珊瑚顶子朝冠”，这一身上朝的礼服，不仅衬托出傅以渐的威严，也为他责罚下人的权力增添了说服力，显示出一种官民秩序的既定性。前明降臣陈名夏和龚鼎孳同游顾园，“两人都是文士装束。陈名夏身着满式无领蓝衫，外面罩一件貂皮镶边暗蝙蝠花纹的烟色缎马褂，头上一顶瓜皮小帽。龚鼎孳穿的却是前明秀士常着的直领蓝衫，夹里对襟，胸前以绦带随便一系，头上无帽”[22]。服饰显示出两人际遇、心态的差别。龚鼎孳虽然降清，仍以中原文化为傲，内心依然充满对前朝的眷念之情，赋闲在家，心情郁结，陈名夏则更识时务，得到朝廷重用。
《少年天子》中的服饰描写，比《星星草》更进一步，不仅是塑造人物要点，还承担着还原历史现场、推动叙事进展的重要职能。福临二次大婚时，命百姓“人人须穿红戴绿”以示普天同庆，是一种帝王权威向百姓日常生活的渗透，彰显出权力对身体的强大规训力量。在圈地事故中，吕之悦和陆健身着满式服装，走近村民时，“村民们对他俩一打量，立刻变了神色，眼睛里透出一股冷冰冰的敌意，像是避瘟疫似的纷纷躲开了”。汉族村民因满式服装，流露出对其他汉人的排斥。在村民中，“虽然都已薙发留辫，但衣裳大都是前明通行的交领衫、直领袄，妇女还是短襦、长裙、发髻，全套汉家服饰”。显而易见的排斥、满汉服饰混搭的历史情境，喻示当时清朝贵族和汉族平民之间的激烈矛盾，为改革的必然性埋下铺垫。
顾媚生为激励龚鼎孳向清朝权贵示好以求复出一段中，服饰的描写占据了大量篇幅。顾媚生先是特意换上明末妇女流行装束：
云髻高耸，双头凤钗左右贯穿；光灿灿的金步摇缀着点点水钻，垂向前额，垂向双耳和双肩，仿佛闪烁在乌云间的星光；点蓝点翠的银饰珠花，恰到好处地衬出黑亮的柔发和俊俏的脸；月白小缎袄外，披了一幅湖蓝色绣着云水潇湘图的云肩，一颗鲜红的宝石领口在下颏那儿闪光；玉色罗裙高系至腰上，长拖到地，鲜艳的裙带上系着翡翠九龙珮和羊脂白玉环；长长的、轻飘飘的帛带披在双肩，垂向身后，更映出那潇洒出尘的婷婷风姿。
这身装束触动了龚鼎孳今非昔比之感，随即顾媚生换上满式服饰：
鬓角抿得油光水滑，头上的高髻不见了，头发全梳到脑后，做成两个短燕尾；戴着金丝点翠的发箍，两边各插一朵拳头大的朱红娟花；耳戴三孔三坠的金环；身穿长及脚背的宽大氅衣，银红的底色上绣了八团翠黄的秋菊图案，周身镶宽白缎绣花边，外压狭花绦子；脖子上围一条长及衣裾的雪青绸巾；衣裙下露出一双金钱绣云头的高底花盆鞋；右手拿着乌木细长杆烟袋，铜烟锅，杆上坠着红缨穗的烟荷包，左手拿一只钿子。——这是目下时兴的满洲贵妇出门作客的打扮。[23]
顾媚生实际上是通过服饰的比较来促使龚鼎孳充分意识到前明已经覆灭，天下已是清朝的天下，从而激励他放下戒备和自尊向清朝权贵示好以达到复出的目的。女性身体在不同的服饰中，体现出不同的美态，也是顾媚生意欲向龚鼎孳表达，无论什么朝代，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不会出现大的改变，衣食住行仍是生存的终极追求。
《少年天子》全书主要线索，是以福临为代表的改革派和满洲贵族势力为代表的保守派之间，围绕体制改革所展开的一系列矛盾和斗争。围绕这个线索，凌力将书中人物进行了区分。通过多年写作经验的反思和总结，作者已经尽力掩盖自己的个人倾向，《星星草》中泾渭分明、高下立见的人物身体刻写方式不再出现，然而我们还是看到作者对福临、乌云珠、庄太后等人物的偏爱。其中关于福临外貌的描写散落文中多处，除了“团团的脸”“高耸的鼻梁”“眸子非常明亮”等普通的外貌特征描绘，文中还多次出现包含主观色彩的描写。“福临穿了一身射猎的便服，披了一幅黑丝绒披风，骑着他心爱的玉骕骥，英姿挺拔，神采焕发”等描述体现了凌力对他君主身体的强调。即使是微服私访，福临的气质依然高贵不凡胜于常人。福临穿着普通军士的服装出现在孤高的熊赐履面前，熊赐履内心暗暗称赞“虽然此人貂帽、旧袍、黑马靴，装束毫不起眼，但面若冠玉，眼似晨星，神采奕奕，顾盼生辉，绝不是一般的旗下军士；但说他是贵公子，看去却不油滑；说他是皇亲，又不骄矜”。作者不吝赞美福临的气质，塑造他的美好形象。汤若望爱戴福临，暗自赞美：啊，他的发如冬之夜的黑，他的颈如夏之雪的白，他的脸如晨光之红。对于支持福临改革的乌云珠、庄太后、安郡王岳东等人的身体描写，也明显多于其他人物。岳东器宇不凡，“身材高大，两肩宽阔，四十以下年纪，一双眼睛亮闪闪的，气度很是轩昂”，他有勇有谋且宽以待人。在董鄂妃的陪葬队伍通过时，阿丑以为妹妹容姑身在其中，“趁着谁都没有拉着她，猛跳起来，像受惊的鹿，向前飞跑”，把脸挤在铁栏杆之间盯着从面前走过去的殉葬者。安郡王当着皇宫卫兵的面呵斥责打阿丑，意在通过对阿丑的责罚，表明自己对她有处置权，再命护卫将阿丑交给安王府总管，使阿丑免于被皇宫卫兵责罚而送命。安郡王收养弃婴、救助阿丑，体现出其性格中温厚仁慈的一面，是他和吕之悦成为朋友、为顺治帝和康熙帝倚重的基础，也使他成为小说中的正面人物。
作者赋予改革者诸多美好品质，对于反改革者着力批评。人物的形象塑造是作者价值批判的重要呈现。简亲王济度是反对顺治帝改革的重要人物，他性格狭隘、残暴、虚伪。虽然自己也喜欢汉族饮食，欣赏汉妆，还是固执己见，要求“满洲家要严守古朴祖风，这汉俗汉风一点不能沾”。他残暴、冷酷，立下家法，新奴仆进门必须先接受一顿鞭打，“直打到他无声无息，鞭子抽在身上劈啪响，像打着石头木头一样”。与新入关的清朝贵族相比，想要反清复明的朱三太子显然更缺乏改革精神，也是书中最为人所不齿的人物。朱慈炤假借为前明皇室血脉传宗接代的名义奸淫多个妇女；贪生怕死，以为清军围剿时吓得瑟瑟发抖；生性残暴，常常虐打梦姑；狠心将亲生的双胞胎女儿抛弃荒野；眼看复明无望时还要“妃嫔们”自杀殉葬。强奸幼女容姑未遂还振振有词：“我们祖上就讲究选幼女进宫伺候，叫作采阴补阳。哪一年不选个二三百！专要八岁到十二岁的。”面对乔柏年对他意图强暴容姑的谴责，他还扬扬得意说：“姐妹共事一君，乃千古佳话！”以为他看上容姑是容姑的福分。作者对朱慈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前明的大好江山，不就是因为一代代皇帝荒淫无耻、昏庸腐败而断送”。朱慈炤“国君”身体对晚明国体的讽喻显而易见。此前在描述文人们鉴赏戏子双手的淫秽场面前，龚鼎孳曾发表狎弄莲官的点评，作者特意强调龚鼎孳是“老风流、老名士”，这种强调实际上是将朱慈炤、龚鼎孳、李振邺、张汉之流，一并归为晚明腐朽文化的代表。狎妓、玩弄男宠曾被视为文人雅士的风流韵事，朱慈炤奸淫幼女“采阴补阳”的说法在历史上也有迹可循，作者将这几人塑造成纵欲丑陋的形象，通过对他们的批评揭露中国封建文化中荒唐不堪的糟粕一面，着意揭示正是因为晚明统治阶级追求享乐、放纵身体欲望，才导致民不聊生、战火绵延。朱慈炤的身体是晚明国运的隐喻，他的纵欲和无道象征了晚明的腐朽和不堪，他的暴虐残忍正是晚明社会秩序混乱以至灭亡的最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