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星星草》的英雄图谱建构
凌力本名曾黎力，父母都于开国前参加中国革命事业。父亲曾庆良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结合凌力的家庭背景，不难想象在成长过程中凌力听过多少革命先烈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理想艰苦奋斗、英勇献身的案例。“我从小就喜欢听他讲老家的故事。打土豪分田地和偷跑出山参军的故事”[1]，凌力家中的相册也如实记载了延安时期的生活风貌：军队干部的合影“十多个人就有十多种装束”[2]，充分体现了当时物质生活的困乏和艰难；不少照片甚至“以窑洞、小山村、渡口、硝烟尚未散尽的战场乃至牺牲战友的墓碑为背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通过图像展现在凌力面前，使她身临其境感受到了历史真实的力量。凌力本人1942年出生于延安。“文革”开始于1966年，当时凌力已经24岁，已经基本完成了人生观、世界观的塑造，根正苗红的革命家庭背景，使青年凌力的价值观、看待历史和社会的视角，都“根正苗红”，是彼时时代思潮的复刻，纯正革命传统的荣光也使她坚信父辈革命事业的正确性。然而她的信仰却在“文革”时遭到深刻的挑战，引以为豪的父亲因1937年在河西走廊被俘不得不假意参加国民党军队的历史被揪出来，当作叛徒被关押在“牛棚”里，家里也数次被抄家。尽管是非混淆使她感受到了历史的滑稽，但这一切并没有动摇凌力的信念，反而成为凌力研究历史的动力，《星星草》的写作正是为处于逆境的不公、激愤所激发。
我想应该为人民做点事情。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我父亲被关在“牛棚”里，还叮嘱我们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于是我下决心研究一下历史……
在读史的过程中，捻军的英雄史实深深的感动了我。太平天国后期，捻军处于中国革命低落的逆境里，却不后退、不投降，“誓同生死，万苦不辞”，坚持抗争到底。在他们身上，我当时忧郁愤懑的情怀得到了寄托。“四人帮”横行时，不允许我用更为直接的方式说出我心中的一切，我只好借助捻军将士的英灵，借助于捻军苦斗的历史，来歌颂已经长眠于地下和仍在人间战斗的人民英雄们，《星星草》就这样诞生了。[3]
1949年之前，随着父母在革命圣地延安度过“马背上的摇篮”、与革命战士同生共死、“文革”时父亲被批斗等经历，塑造了凌力看待战争、革命、历史的独特视角，成为解读凌力历史创作的重要前提。
一 神圣身体与邪恶身体
《星星草》上、下两部分别出版于1980年和1981年，据编辑回忆，凌力是1968年开始查阅史料，1970年确定以捻军为题材进行写作。历史小说《星星草》实际上是一部借捻军农民起义的史实寄寓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歌颂和弘扬民族英雄情怀的历史小说。在捻军“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概念互换的前提下，小说中明显存在着以作者价值观为评判标准的身体区分。在作者的价值判断中，捻军所代表的农民起义是正确的，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以赖文光、张宗禹等人为代表的捻军领袖，是作者最为认可、喜爱的角色，为了实现作者情怀的寄寓，他们成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化身”[4]，渊博的文化教养、丰富的精神世界、出色的军事才能、爱民如子、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等优秀品质，罕见地完全集中于他们身上，而找不出任何性格瑕疵。
在黑石渡大战后，赖文光为了掩护大军撤退，领兵断后，血战两天负伤惨重奄奄一息，剩下的捻军多次寻他不得，神迹却在众人焦灼无比的时候出现：赖文光的坐骑铁青马驮着负伤的赖文光回到捻军驻地。且不说如何避开敌军的层层搜索，光是在瞬息万变的战场，能寻到旧部的踪迹，这匹战马的识途能力堪比先知。在尊重史实的大原则下，凌力在塑造赖文光的领袖身体时，无法赋予更多的夸张描写，面容清癯、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等外貌描写指向的是捻军部队筚路蓝缕，赖文光为捻军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辛劳付出。然而凌力并没有放弃赖文光身体“神性”的描写，在文中多次采用侧面描写，通过赖文光传递给他人的感受来强调他作为革命领袖非同一般的魄力。当赖文光作为阶下囚被清军审判时，他身上的不凡气度使已位极人臣的李鸿章“虽然初次与之谋面，又处于审讯者的地位，却不知不觉地不得不收敛自己的威风和盛气”[5]。赖文光身体的出现和闪耀的光辉调转了权力关系——已经经过浴血奋战被五花大绑压在审判席上的赖文光，却使堂上的多位将领“感到一种威慑他们的巨大的精神力量”[6]。作者在描写张宗禹时，在身体形象上着墨更多。张宗禹的初次出场就以身体的力量震撼了众人。武艺高强的鲁王任化邦与刘守诚短兵相接时，张宗禹远远地射出一支白羽响箭落在相接的刀剑上，阻止了一场捻军内部的血拼。“他看着任化邦，眼里送过来一片金属般的光亮”[7]，向双方交代了赖文光放行的指示后，“脸上两道剑眉直射鬓边，双目奕奕有神，衬着端正高直的鼻准，棱角分明的嘴唇，就在面临着捻军可能覆灭的时刻，也没有丝毫地改变”。[8]作者运用大量主观色彩浓烈的形容词描绘张宗禹的外貌特征，目的是“着意刻画他决心按照《资政新篇》的纲领，为创立一个美好、强盛、公平合理的新天国而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当时中国最崇高的社会理想”[9]。可见张宗禹的身体在文本是具有超现实意义的，他实际上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思想的具身化隐喻。在这种创作意图下，张宗禹的人物形象体现出极强的预设性。他不仅身材潇洒、伟岸胜于常人，精力也比常人充沛，作为捻军的左右首脑，在亲身上战场冲阵杀敌外还承担了大量军事部署的工作。从常理推断，普通人早已身心疲惫，闲暇时只愿休养生息，张宗禹却将精力集中于阅读征战时搜罗来的官府文书、来往书信，从中了解清军内部关系和民俗风情，在审判杨福昌时起到了重大作用，在联回初期也有效避免了回汉冲突。张宗禹身体的神性光辉在与清军谈判时达到了“巅峰”。作者在捻军全盘失败，清军将领刘铭传和苏子云前往捻军军营劝降时，设置了一个连环疑局，刘铭传和苏子云两人依次误会程大老坎、张皮绠、罗立海三人是梁王张宗禹。且看《星星草》中作者通过服饰对捻军将领的侧面描写：
（1）程大老坎：身着棕色长袍，袍边袖沿上滚有紫色花纹，红头巾上有一排金黄色闪亮的边饰，披了一领黑斗篷。
（2）张皮绠：滚了银边的蓝布战袍被风雨吹洗得褪了颜色，领口、肩头都缀着补丁，但平整洁净。
（3）罗立海：红巾红袍，镶饰着金黄的滚边，腰里挎着一支短剑。他的黑披风坠在身后。[10]
三人的服饰主色调与各人所属军营代表色呼应，也与各人性格经历吻合。程大老坎率领后军，棕色彰显出他的老成持重；张皮绠是得力战将，褪了色的战袍和补丁，是他身经百战的军功章；罗立海的红、金、黑的搭配，使他气势逼人。刘铭传一再将此三人误认为张宗禹，更凸显了他们卓然的气度。经过重重误会，刘铭传终于得见张宗禹真身。“他穿着一件雪白的长袍，袍边、袖口、领口都滚着深蓝的花纹；蓝色的腰带上，悬着佩剑和手枪。红头巾的金黄色边饰正中，缀了一块椭圆形的碧玉。他身上那领蓝色的披风，迎着海风翻卷着，象大海里蓝色的波涛。”白色因“无颜色”的特性给人纯净神圣的观感，在世界范围被视为崇高、神圣的颜色。多年追寻而不得见一面的张宗禹就身穿白色长袍出现在刘铭传面前，此前在涉及张宗禹服饰时，一般是蓝色战袍或蓝色长衫，如阻止了任化邦和刘守诚内讧时就身着蓝色战袍，“朝霞披在张宗禹的身上。他挺拔魁伟的身材，紧称合身的蓝色战袍，颀长宽大的黑色披风，显露出慷慨潇洒的风度”。蓝色有多种，在以白色喻圣洁之后，凌力特意强调了张宗禹披风的颜色是大海的蓝色，也是力求表现张宗禹的广博和深邃。刘铭传和苏子云果然受到震撼，他们快速地将朝廷重臣和名帅名将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深感朝野上下，无人能望其项背。
备受清军看重、生性深沉冷峻的刘铭传前往捻军驻地与张宗禹谈判，面对张宗禹统领的捻军部队，平日盛气凌人的刘铭传只觉心跳气短、两腿发软，“他觉得自己作为堂堂大清王朝的赫赫一品提督，现在完全不象是要说降捻匪，倒象是焚香顶礼来朝圣一样”[11]。刘铭传朝拜的圣者自然是张宗禹。在得见张宗禹之前，作者依次细致地描写老成持重威风凛凛的程大老坎、具有“一种夺人的精神和气魄”的张皮绠、异常英武俊拔“使人觉得他那心灵象大海一样深邃”的罗立海等中层将领的外貌特征，突显他们非比寻常的气度，并有意制造误会，让他们作为张宗禹的层层衬托——刘铭传一再误会他们就是张宗禹，以此突出张宗禹的气魄和精神都在这些人之上。刘铭传的一再误会充满了“仪式感”——为了见真佛，必须经历重重磨炼。这种仪式使会谈张宗禹这件事充满了神圣感，突出张宗禹高高在上的象征意义。凌力尤其希望通过张宗禹的人物形象，体现19世纪中国革命追求近代资本主义理想的进步性。因此有着深厚的文学修养，渊博的历史知识的赖文光和张宗禹是受作者认可的重要人物；次一等是受他们影响，坚定地追随他们脚步的鲁王任化邦、张皮绠、罗立海、刘三娘、罗晚妹、鲁王嫂等捻军将领。凌力不仅不遗余力地展现赖文光、张宗禹作为捻军最高指挥的神圣光辉，对鲁王任化邦的身体描写也颇具象征意味。
在历史上，鲁王任化邦机警过人反应迅捷。捻军初期，红旗和蓝旗因首领早死，早已溃不成军。因此以皖北“蒙、毫之众”为主力的东捻军的实际首领是鲁王任化邦。[12]在经过史料的取舍、嫁接，凌力将“谋略”交给了赖文光和张宗禹，更注重任化邦身上“勇”的神威一面。他所到之处，清军闻风丧胆。
（1）任化邦横刀一抡，大吼一声：
“弟兄们，过河攻关！”
任化邦面前的蒙古骑兵被这一吼吓呆了，举止失措。任化邦刀头一削，两个清兵坠马而死。
（2）任化邦一听，把右脚狠狠一跺，地上早成了一个土坑。
（3）任化邦跳起来老高，一刀把河边的一棵古槐砍倒了半边。[13]
在凌力笔下，任化邦天生神力异于常人。牛保忠头上戴着百十来斤的石臼如无物，能将四五百斤的碌碡轻轻松松举起，鲁王的神力比他更胜一筹。两人掰手腕，牛保忠“憋住劲儿，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他感到鲁王的手臂和手腕象有铁架子支撑着，纹丝不动”，当他使出全身力量时，鲁王的手腕也只是“轻微地颤动一下，又顶住了”，最后将牛保忠的手腕和手臂一起压倒在桌上。鲁王任化邦不仅力气过人，身体感受也异于常人。在滴水成冰的冬夜，他还觉得很热，“用蒲扇似的大手直往脸上煽风”。在战场上他犹如战神，被僧王亲随马家驹暗算后，他前额射进一支箭，他顶着这支箭杀到放箭者前，命马家驹亲手把箭拔下来，“一缕鲜血顺着鲁王左颊流下来”，鲁王却像是完全没有感觉，流着血又冲进战场。鲁王任化邦不怕疼，女将罗晚妹也坚韧过人。她受伤骨折后，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毅然接受老石的接骨方案，疗伤过程中疼得咬着的下唇和抠进木板缝的指尖都鲜血淋漓仍不哼一声。罗晚妹接骨的故事实为“关羽刮骨疗伤”“刘伯承不打麻药做手术”等民间故事的变异。正是通过对任化邦、罗晚妹等异于常人特征的描写，暗示他们“天选之子”的身份，从而肯定捻军的合法性。
在《星星草》中，捻军是代表历史进步的正义方，与其敌对的清朝军队及其领导者则被作者直斥“清妖”。明确的叙事意图及情感倾向通过对清军及其将领的身体描写清晰准确地呈现。僧格林沁亲王被朝廷看重，是剿灭捻军的清军首领，是为“妖王”，其所行所事残酷、暴虐。富精阿救援不力，僧林格沁下令将他生祭阵亡将士；舒保伦战败被残酷殴打。僧林格沁“两步就跨到舒保伦面前，伸手揪住舒保伦的马褂，老鹰抓小鸡似的，一下子把他拎起来，猛烈地摇晃他，好象要把他的骨头架子摇晃散了才能解恨”，“左右开弓，乒乓一阵，扇了舒保伦十几个耳光”。舒保伦被打得“脸色苍白，嘴角流血，浑身筛糠似的颤抖，舌头打结说不出话来”。心情焦躁时，亲生儿子也是一言不合就要斩首，伺候他的人更是提心吊胆，随时准备“脑袋搬家”。除此以外，其余清军将领无不贪婪、残暴。僧格林沁的亲随杨福昌贪财，利用常接近权力核心的特殊地位，公然向求见僧格林沁者索取例银。僧格林沁如此残暴，随从敢于收受贿银，可见已得到默许。小小一个随从索取的“过路费”，少则二百两银子，多则上千，晋见的见面礼就更为可观。舒保伦是满族富家子弟，傲慢奢华，“长得相当漂亮，但有斜眼看人的习惯”。贪图享乐在小说中是所有清朝权贵的共同特征，舒保伦表现尤其突出。在行军阵战之中，舒保伦依然有闲心把帐篷布置得华美舒适，坐着舒服的靠椅“摆弄着一对刚刚弄到手的水晶鼻烟壶，对烟壶内壁雕镂的精美花纹赞叹不已”。舒保伦的生活方式从侧面给读者提供了窥视僧格林沁日常生活的窗口：仪仗远胜于舒保伦的僧格林沁生活必然更加奢靡。另一个僧格林沁的宠信陈国瑞生性残暴，多以僧格林沁精神继承者的面貌出现。陈国瑞相貌丑陋，“身姿粗大，皮肤黧黑，半截眉下鼓出一双金鱼眼，闪着桀骜不羁的光。下巴向里收缩，使他大而薄唇的嘴更显得突出。当他咧开嘴笑起来，露出两颗白厉厉的又尖又长的犬齿时，他的面貌就更象一只凶恶的、贪得无厌的黑豹”。陈国瑞嗜血，经常拿活人当活靶练射击，和好友吴礼北分吃陈老五的眼睛。吴礼北“左手掌中托着两个血淋淋的团球”，“把一个滴着鲜血的眼睛塞进嘴里，呼噜一口吞了下去”，陈国瑞也接着呼噜吞了另一个眼球。作者不惜以惊悚恶心的情节来刻画以陈国瑞为代表的清军的凶残和兽性，指向清军有违天道亦违民心，喻意清朝腐朽已到极点，并以此从侧面烘托捻军的善良和正义，确证捻军顺民心、行天道的合法性。
凌力曾明确表示，她写历史小说是“想要表现和颂扬那些使人类奋发上进的精神品质，颂扬过去、现在、将来都被人们追寻的真善美”[14]。《星星草》中的捻军代表人类真善美的品质，尽管是“失败的英雄”，依然是革命的新生力量，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张宗禹有着“挺拔魁伟的身材”“剑眉乌黑，鼻梁高耸，眼神炯炯”；赖文光身材清瘦并不高大，“但是结实、挺拔、匀称”，眼睛里“始终燃烧着一朵火焰”，依然是“眼神炯炯”的另一种表述；任化邦“魁梧得象座铁塔”；罗立海也拥有“长方的脸膛”和“炯炯有神的眼睛”。与此相对，清军是作为被批评的假丑恶形象出现。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政治、文化、经济、道德等多种意识形态都需大规模重建的历史背景，英雄人物身兼示范、榜样的“偶像式”重任，人物“脸谱化”是可以理解的，也作为一种时代特色在历史长河中具有不可埋没的地位。“脸谱化”身体书写的真正问题在于对身体的单向度理解。时间是流动的，身体也不可能保持某种状态凝滞不前，必然会经历低落、疾病、衰老、消亡等变化，真实的人的思想也会出现犹疑、徘徊。但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竭力回避了这一点。如《星星草》中的赖文光，成为清军的俘虏后，依然保持了绝对的身体优势，不仅李鸿章等满堂清军将领折服于他的气度，身为在押犯受到一段时间的监禁折磨后，赖文光“象甩开一滩烂泥似的猛踢左腿”，仍能把向清军投降未受折磨的原捻军魏王李允踢到“一个仰巴跤子甩出去丈把远”。“一丈”约三米，而魏王投降前也是捻军的佼佼者，为了烘托赖文光的精神“伟光正”，不惜违背常理塑造出一个功力惊人的身体，借此反映出人物的思想之坚定，似乎身体状态的改变就意味着思想的动摇。当“脸谱化”的身体书写出现在历史叙事中，就导致另一个问题：身体与历史的脱节。塑造了一批“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身体后，捻军的失败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事情。读者很难想象赖文光、张宗禹有着如此逼人的气度、高强的武艺、缜密细腻的心思，还有高尚的人格，为何还有郭正武、李允的叛变，也很难想象一个军纪如此严明、思想如此先进的军队为何会战败。英雄人物的身体形象越是“高大全”，与真实的历史之间越缺乏合理的过渡，因为“身体”不再是真实的、鲜活的身体，而是概念化的、单向的，文本所试图陈述的历史也变成机械的、物化的历史，这恰恰与作者重现历史现场的初愿南辕北辙。
从《星星草》面世以来，已有众多研究者总结归纳小说人物形象创作的得失，读者的反映也表示，与“高、大、全”的捻军和“假、丑、恶”的清军相比，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等湘军、淮军的将领更有层次感，有善也有恶，显得更为真实、动人。然而在谈及创作时，凌力曾坦言，直到第四稿《星星草》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依然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初稿对他们的描写也是“极尽丑化之能事”[15]。将人物明确划分为善良与邪恶、美丽与丑陋等描写方法，实与“文革小说”“样板戏”等人物描写方式一脉相承。自提出无产阶级文学开始，中国文学就逐步加强与政治的联系。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直接表明，文艺工作要“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6]1949年后，中国当代文学承继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遗产，在必须巩固政权，肃清敌对反动势力，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时代要求下，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新政权的建立提供合法性论证，成为文化指导工作的最直接要求，也是当时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
“文革”文学的叙事方式与时代精神为凌力所内化，自觉地运用“三突出”的创作方法表现代表历史进步的革命英雄人物，已经成为作者心中的创作激情和主要动力。在《星星草》中，除了被歌颂的正义方捻军和假丑恶的清军，还有大量如赵得祥、牛保忠、苏子云、回军任生彦等下层兵士和李如秀、郑玉燕、郑玉莺等普通老百姓，凌力对他们的态度都有所保留。李如秀文质彬彬书法过人，郑玉燕、郑玉莺花容月貌倾国倾城，但都性格怯懦，对清朝心存幻想，在忠于朝廷和投诚捻军之间摇摆不定，颇似“十七年文学”与“文革小说”的中间人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关于如何对待中间人物的方针：“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在中间人物写作方针的指导下，李如秀和郑玉燕等都善良美好，但作者并没有给他们一个美满的结局。李如秀妻子郑玉燕被童荣抢走，两人相隔咫尺却无法相认，饱受生离之苦，郑玉燕最后被郭正武凌辱自杀身亡。李如秀数次遭劫难，被当作捻军的探子抓进监牢，三次成为陈国瑞练射击的活靶差点死掉；摆摊代人写信刚能维持生活，遭同行串通诬告差点被淹死；迫于无奈做了汪洋大盗童荣的书记，险些被清军当作盗贼同伙抓获……他的种种遭际成为清王朝已经腐朽之极必然灭亡的明证，反映了凌力对于中间人物犹豫、纠结、不彻底的不满，她要用自己的笔使他们醒悟。
凌力选择捻军作为创作对象，还有更为直接的因素。如她自述，她是被“文革”中的不公和逆境所激愤而创作的，老革命父亲的遭遇使她清醒地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历史的一种倒退，“同情当时被打倒的大批的革命干部，为他们鸣不平，想讴歌在逆境中坚持斗争的英雄”[17]。《星星草》手稿送到编辑手中时已经是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新时期开始之际，《星星草》（上）于1980年出版，其间经过了多次修改。当时“文革”已经结束，对人们心灵造成的创伤仍难以愈合，反映“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物质上的伤害和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反思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成为创作主流，旨在弘扬人间正气、鼓舞人心、批判邪恶力量的《星星草》显然亦是对伤痕、反思文学思潮的一种回应。
《星星草》的不足显而易见。“主观上，是由于我把农民英雄理想化，试图把所有起义领袖的美好品质都集中在主人公身上，歌颂他们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而不忍心去写他们的错误和缺陷。客观上，长期存在的极‘左’思潮，文艺创作上‘高、大、全’的唯心主义创作观念和方法，对我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突不破束缚和框框，表现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18]这段剖白式的创作总结指出了一个文学工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意识形态、历史、文化、思潮运动等时代潮流对作品创作尤其是人物身体叙事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多种社会意识通过对身体的规训为作家所吸收、内化，形塑为作家的主体意识，转而在作品的人物身体描写中呈现。
二 宗族血缘与阶级血缘
在《星星草》之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作者进行的对血缘关系建立的家庭概念的刻意模糊和消解：鲁王、鲁王嫂和小虎头一家虽然同在捻军，却被拆散到各个不同的军营，即使是亲密母子，鲁王嫂和身在童军营的小虎头也不得经常相见。这实际上是对以血缘为核心建立的家庭关系的消解，因其会促使人放弃集体利益而倾向自我或家庭利益的满足，从而破坏“大一统”的形成。作为个人隐私庇护的家庭从形式上被解散，个体无处遁形，唯一安置自身的方式是融入集体，以阶级身份成为集团的一分子。悖论的是，在对原始家庭消解的同时，集体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被刻意强调：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捻军首脑都将刘三娘当作义母对待。通过对“孝”的强调，捻军部队无形中用“家庭”概念将更多的个体纳入集体话语之中，只要有着共同的阶级身份，人人亲如手足，这种“小家”与“大家”概念的置换，也体现了集体话语对个体话语的淹没。作为英雄母亲刘三娘对回归的亲生儿子的质问更充分体现了对阶级情感高于血缘亲情的强调。
一片阴云升上三娘的眉间，赶走了刚才充溢在整个脸膛上喜悦的神采。她冷冷地望着儿子，久久地沉默着。她忽然变得象冬天裸露在高山之巅的石块一样冷峻。她一字一句地缓缓问道：
“你们，从哪里来？”
“从……扬州江都一带转回来……”
“没有回淮北老家？”
“没有，……攻不过去。”自知理亏的儿子一直低着头。
“你这把腰刀向清妖缴过？”严峻而低沉的声音，猛然高起来。
……
“你吃过清妖的血腥茶饭？你打过清妖的肮脏龙旗？”三娘一句接一句地逼问上来，目光象犀利的长剑，直刺在儿子惊呆的脸上。
这段描写中出现了三次“儿子”。三娘的态度则表明，如果亲生儿子曾向敌军投降，她将毫不犹豫亲手了结儿子的性命。因为只有在肉体上对叛变者进行彻底消灭，才能保持阶级血统的纯洁性。同为女性将领的罗晚妹与张宗禹的感情线贯穿全文，当他们终于冲破个人理性结合后，罗晚妹说，“宗禹！要是刚才……你，能给我留下一个儿子，那该多好啊！”个人情爱之私与无约束的激情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不为集体至上的伦理观所容。但由于情欲为生殖繁衍所必需，不能完全消除或回避，所以必须加以管束和指导——只有在繁衍革命接班人的前提下，情欲的发生才具有合法性。在传统社会中，婚姻和血缘关系是联结财产所有权和人的身体支配权的关键机制。通过对血缘家庭的消解和阶级家庭的强调，以及“性”的控制，国家话语成功将个人话语融入集体话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