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数字经济：回顾现有知识

1.3.1 定义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这个术语有着大量的定义，这或许并不意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从狭义上讲，数字经济被视为在线平台和单从这些平台产生的活动，但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它可以包括所有使用、存在或关联数字数据的所有活动（Reinsdorf and Gabriel，2018）。根据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一份报告，当今数字经济的价值约为12.9万亿美元，预计到2025年将增长到23万亿美元（Huawei Technologies Co.，2018）。Tapscott （1996）作为最早预见到数字经济的远见者之一，指出数字经济包含约12个独有的特征：专注于创造内容和知识；将上述知识以数字形式存储；可以将实物转换为虚拟物品；传统的结构让位于灵活的工作环境；出现深入、多层次的整合；去中介化；标志着计算、通信和内容之间的融合；以信息通信技术（ICT）驱动的创新为基础；引导工业从大规模生产转向大规模定制；客户的临场感；全球化；在部门和流程分裂过程中出现冲突和漠视。在定义数字经济时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行业变化的速度——在今天还紧密相关的定义，到明天可能差之千里。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将数字经济视为三个相互关联部门的重要产出，即落实数字化举措所需的基础设施、数字交易，以及用户创建和访问的内容（Barefoot et al.，2018）。甚至有人表示，我们已跨入了新数字经济领域，先进的机器人技术、自动化，以及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数据来源一起推动这个领域向前发展（ICT Policy Section，2017）。谷歌首席经济学家Varian（2016）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影响经济部门和活动：数据收集和分析，或数据公司能够收集的数据量大幅增长；个性化和定制化，特别是针对个人需求优化的商品和服务交易；实验和持续发展，特别是系统的自动化及使用大数据来指导流程；在核实绩效方面的合约创新；以及改善协调和沟通，特别是使用移动技术。本报告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数字经济：通过或立足于信息通信技术或其各自的基础设施实现的各种平台、应用、功能和经济活动的集合。

1.3.2 定义数字南方

与“南方国家”重叠，本报告认可“数字南方”一词的使用。这个词指的是各国当前的数字化状态，各国随时间推移的数字化速度，以及数字北方与南方之间由此产生的数字鸿沟，代表了在使用互联网能力上的差异，进而导致在参与数字经济能力上的差异。根据Digital Planet 2017可以对数字北方和数字南方进行定义，该报告涵盖了6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Chakravorti et al.，2017）。国家在数字鸿沟上的位置取决于数字演化的四个驱动因素：供应条件，包括接入程度、交易和实现的基础设施；需求条件，即消费者参与的能力、数字支付普及率、设备普及率和密度；制度环境，包括政府和私营部门；推动创新和变革的机会。显而易见，“数字化”一词不同于简单地使用技术。

数字化程度领先的国家分为“突出区”（Stand Outs）和“失速区”（Stall Outs），前者代表数字化程度高且表现出强劲前进动力的国家，后者代表数字化程度虽高，但在保持数字增长的能力和渴望上面临挑战的国家。“突出区”的典型国家包括英国和新加坡，而“失速区”的典型国家包括美国、瑞典和韩国。数字化进程中的国家分为“爆发区”（Break Outs）和“警觉区”（Watch Outs），前者代表数字化得分虽低，但突飞猛进的国家，后者代表数字化得分低，且表现出有限增长前景的国家（Chakravorti et al.，2017）。根据“数字演化指数”，中国、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肯尼亚和俄罗斯在“爆发区”国家和地区中领先，而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希腊、西班牙、南非、泰国、秘鲁、埃及、巴基斯坦和阿尔及利亚则属于“警觉区”国家和地区。[6]

对于包括“数字南方”在内的后两组国家（Chakravorti，2018），一些趋势反映了其与“数字北方”之间的差异。第一，数字南方的居民在网上正花更多时间，特别是通过移动互联网。第二，他们普遍被视为数字乐观主义者，相信技术会为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提供机会。第三，虽然过去几年，在数字化上突飞猛进的国家更加信任这些工具，但这种相关性目前正在发生变化。数字南方的国家和地区现在对其在线信息，以及政府和私营部门参与者收集、出售和使用信息的方式更为谨慎。第四，虽然数字南方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作为新闻来源，但使用率远低于数字北方的“突出区”和“失速区”国家。第五，数字南方似乎越来越乐意为获得服务交换个人数据（Chakravorti，2018）。

然而，有许多国家不属于这些分组中的任一个。2017年，估计发达国家84.4%的家庭、发展中国家42.9%的家庭、最不发达国家14.7%的家庭能连接到互联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不断扩大。分地区来看，欧洲能上网的家庭比例最高，达到85%，而阿拉伯国家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比例略高于一半，非洲尽管自2011年以来进步迅速，但仍只有18%。总体而言，世界上仅有略高于一半的家庭（约53.6%）能连接到互联网，使用互联网的人数超过35亿，占全球人口的48%，并且除美洲以外，在数字化上的性别差距非常明显[7]。对于南方国家，移动蜂窝网络越来越普及，移动宽带服务的发展也十分迅猛（ITU，2017a）。重要的是，世界上近一半的家庭从未使用过互联网，发展中国家平均有近20%的人口不使用移动电话（ITU，2017a）。这些统计数据与宽带的承受能力相关，连接互联网的相对成本横亘在数字鸿沟之下（Ojanpera，2018）。完全不能访问互联网的国家谈不上数字化，但根据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原则，“数字南方”一词必须包含这些国家。

数字南方包括尚未开始数字化的国家，其主要特点是从网络到云端的数字基础设施都相对薄弱，并且糟糕的制度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一个应当关注的重点领域是发展更好的制度，以帮助培育和维持创新。要提升动力，需要通过增加可上网移动电话的数量来改善对互联网的访问（Chakravorti et al.，2017）。这些为提升动力开具的处方也适用于尚未开始数字化的国家——事实上，这些是必不可少的先期步骤。如果数字经济包含更多传统的经济部门，数字北方和数字南方之间将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只有使数字化先行，才能让全球或数字南方不至于落后更远。各种趋势和展望表明，数字南方和数字北方的数字化并未趋同（OECD，2017；Graham et al.，2018）。需要关注的趋势之一是网络上将产生新的不平等，因为发展中国家使用的是第二代（2G）的移动网络（ITU，2017a），发达国家使用的是第四代（4G）并即将迎来第五代（5G）移动网络，相比2G网络拥有相对更高的系统容量和更快的网速。

综合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在数字南方的一些国家，数字经济的渗透率不断提高，但人们对它的看法、使用和交互是不同的。事实上，数字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可以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效益。根据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的数据，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竞争力以及提升生产力的机会，通过访问数字产品和服务可以帮助优化流程和生产，减少交易成本，实现供应链转型……这一切让企业可参与全球价值链并直接接触海外市场的客户”（Arbache，2018）。然后，客户可以访问更广泛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创新、创业并创造就业机会（Arbache，2018）。这些效益还只是开始。当然，数字技术同样带来了未来需要克服的挑战和问题。南南合作是应对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机遇和风险的最有希望的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