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朱熹去世后师统与学统之争初现端倪

本书第一章的讨论表明，朱熹在世时已经意识到了片面依赖师统传道的弊端，因此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朱熹都始终谨慎地保持师统与学统的平衡，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发现“成就得一二人”的希望渺茫：“亦欲接引后辈一两人传续此道，荷公们远来，亦欲有所相补助。只是觉得如此苦口都无一分相启发处，不知如何，横说竖说都说不入。”后继无人的前景让朱熹想起当年程颐身后的凄凉景象。当陈文蔚问，何以二程如此谨严，二程门人却不谨严，乃至后来有失节背叛师门者，朱熹厉声回答：“是程先生自谨严，诸门人自不谨严，干程先生何事？某所以发此者，正欲才卿（按：陈文蔚字才卿）深思而得，反之于身，如针之札身，皇恐发愤，无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陈文蔚得此回答后，竟然又问：“李先生（按：李侗）资质如何？”朱熹更加不悦，指出陈文蔚此问与自己的回答“全不相干涉”，根本不理解朱熹之意不是要品评程门传人，而是鞭策寒泉精舍诸弟子努力向学，陈文蔚可谓麻木不仁。这段语录的记录者沈僴描述当时朱熹的神情：“先生意甚不乐。”[1]据《朱子语录姓氏》，沈僴所录在庆元四年（1198）以后[2]，而朱熹逝世于庆元六年（1200），这些话可以代表朱熹对庞大门人群体的最终评定。这样一来，贯穿朱熹毕生的文本建设、经典解释工作所建立的“学统”，就为朱子学在师统授受统绪中失传的可能前景做了有效的备份。

但是，朱熹去世后，随着“嘉定更化”后其政治行情的逐渐走高，对自朱熹发端的师徒授受统绪的崇拜也逐渐兴盛起来，从而威胁到了朱熹生前所极力维持的师统与学统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