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问题

近年来，转型升级一直是中国经济调整结构、促进发展的主题，是当今中国管理领域的重大实践，也是新兴经济体最重要的企业行为；企业升级之所以是新兴经济体的独特现象，是因为新兴经济体企业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大的升级压力，同时蕴含着巨大的升级空间（毛蕴诗等，2015）。网络和高新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企业纷纷重塑商业模式实现转型升级或跨界发展（江积海，2014）。虽然新进入者看起来比那些拥有大品牌、高端人才和重要资源的在位企业更能获得一个新商业模式（McGrath R. G., 2010），但是，在位者商业模式重塑策略关系到企业能否获得可持续性竞争优势，关系企业生与死（李永发，李东，2015），对在位的传统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对于各行业的传统企业来说，他们都是在位者，面对网络、新技术、新进入者等带来的挑战，通过商业模式重塑和创新实现企业转型升级也是必然的选择。

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出版企业又面临着急剧变化的技术和市场环境，竞争者也更为多元化，跨界竞争层出不穷。而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在新技术的推动及市场的拉动作用下，出版企业开展了广泛的转型升级实践，使出版业在近年来获得较大的发展，在出版领域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出版企业的转型升级实践是广泛存在的，但是这些实践又呈现出点状分布的特征，大部分实践是分阶段开展和分散开展的。例如，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很多出版企业开展数字出版转型升级实践，然后又开展融合转型实践等。分散开展的出版企业转型升级实践甚至出现了“孤岛现象”。例如，出版企业在转型升级实践中建成了数据库，但是缺乏应用；不仅是外部出版企业或相关企业没有使用数据库，甚至该出版企业自身也没有应用过。在分散进行的转型升级实践中，人们对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内涵也有差异化的认知。有人认为，提到出版业转型升级就是数字出版转型升级；有人则认为数字转型升级不是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全部；现在又有很多关于融合升级的提法。即使是涉及数字出版转型升级或融合转型升级的内涵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认知。同时，在关于出版业转型升级的问题上，很多人也在思考如何实现价值创造和价值传递。例如，实体书店大规模转型升级，那么，书店是否实现盈利、书店如何盈利等。分散的转型升级实践和差异化的内涵认知对出版业转型升级甚至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来说，只具有分散的经验和策略应用层面的指导，对于推动出版业转型升级发展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提炼的研究问题主要是以下两个。

第一，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实现机制是什么？

第二，商业模式创新与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是怎样的？

通过对上述研究问题的解决，实现以下三个研究目的。

第一，系统界定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内涵，从而拓展和完善转型升级的概念内涵；

第二，从商业模式创新的角度揭示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实现机制，探索商业模式创新与出版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

第三，以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实现机制为基础，探索非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特征。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关于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很多学者关注的是作为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基于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参与低端产品制造，成为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一个环节（Gereffi, 1999; Humphrey and Schmitz, 2000; Ernst, 2004）。作为全球价值链的组成部分，我国的制造型企业通过转型升级，经历了从全球供应链中从事低附加值工作环节到较高附加值工作环节的历程，即从委托代工制造（OEM）到研发设计制造（ODM）再到自主品牌制造（OBM）的过程。正是由于制造型企业转型升级极具特点，现有的关于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多以制造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如杨桂菊，2010；孔伟杰，2012；奚菁等，2016；等等）；即使有通过问卷调查进行转型升级研究，调查对象中也呈现出以制造型企业为主的现象（如吴家曦，李华燊，2009；程虹等，2016）。事实上，传统的文化企业也在转型升级，且与制造型企业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研究以出版业的企业转型升级行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转型升级的形式和实现方式，深度挖掘其独特性，有助于理论定义的扩展和完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的企业转型升级研究有所补充。同时，从商业模式创新的角度分析在位企业和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也是一种较新的尝试，对在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也是一种补充。

从现有的出版业转型升级研究来看，多是从宏观层面开展的政府政策建议类研究（如王关义，2010；王关义，顾萱，2014；等等），关于出版业转型升级的问题对策类研究（如孙韵，2016；朱静雯等，2016），基于企业独立实践的分散研究（如董铁鹰，2007；金旻，2016；等等），或从数字出版转型及融合转型等方面开展的应用型研究（如付国乐，黄睿，2015；陆强，2017；等等），如果能够系统地研究出版业转型升级，就是对相关研究领域的补充与完善。

（二）实践意义

不同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般过程（从OEM到ODM再到OBM的形式），出版业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精神文化层面的丰富内涵，其转型升级也具有独特的特征。本研究从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形式入手，对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实现机制进行研究，对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有所启示。主要实践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宏观层面来看，出版业转型升级研究有助于政府制定宏观层面的政策。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走出去”等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目标之一，出版业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实现机制等研究成果能够对政府制定指导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具体政策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成果对出版业在转型升级中的价值创造逻辑提供了支持和指导，对宏观政策中出版业转型升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实现提供了依据。

第二，从中观层面来看，出版业转型升级研究有助于行业内部企业间制定协同发展的对策，也有助于从行业层面理解和实践跨界融合策略促进出版业转型升级。一方面，出版业转型升级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体现在行业内实践中，有助于出版企业实现基于产业链延伸的转型升级，有助于出版企业间搭建转型升级的综合平台（如综合数据库、“社店通”数据平台等），有助于优化行业结构、实现出版业升级，有助于版权运营、健全市场体系等；另一方面，出版业转型升级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体现在产业间融合实践中，有助于推动跨界融合实践，实现出版业转型升级。

第三，从微观层面来看，出版业转型升级研究有助于行业企业选择适当的转型升级路径，从外部环境和内在资源等方面出发，制定符合企业自身条件的转型升级策略；对企业明确转型升级的实现方式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基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出版业转型升级研究成果对企业梳理价值创造思维、整合价值创造资源、制定价值创造策略等有着直接的应用价值。

此外，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出版业主要提供出版服务和发行服务；转型升级过程中及转型升级后的出版业还提供信息服务、阅读体验服务和文化服务等。作为一种服务业，出版业转型升级研究对服务业转型升级及制造业服务化也有一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