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奴隶贸易中的国家与社会

奴隶贸易对大西洋非洲的许多部分都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无疑，在某些地区这种贸易阻碍了经济增长和多样性，还有人口的增长——人口至多是维持原来的水平，如果不是下降的话，这是系统性人口出口的结果。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奴隶贸易并非绝对的大灾难，非洲存活了下来。与此同时，还要提到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许多非洲人都从奴隶贸易中获利，绝大部分是上层人物，靠着奴隶制和奴隶出口，他们在次撒哈拉非洲建起了最成功和最有活力的国家体系。而且，奴隶制这种制度在非洲是相当古老的，在这个意义上，至少是在某些地区，把奴隶卖到部族之外，这并不是巨大的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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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世纪结束时，在非洲国家和社会之中，大西洋和内部的长途贸易体系已经带来了重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当然，这些社会中的许多都涉及长途贸易，输出奴隶或者是其他商品，但一直是非国家性、非中央集权的性质。位于如今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伊博（Igbo）就是这样一个例子。^[7]不过，普遍而言，这些卷入的主要政治结果就是中央集权的，尤其是重商主义的国家的创立，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融合在一起是其特征，另外就是对那些较小、较弱或非国家的族群的领土扩张。从15世纪到18世纪，在西非和中非，军事化的国家崛起，而进口的武器也常常推动一些人数较少但装备良好的少数民族去控制较大族群的人口。^[8]广泛而言，奴隶贸易导致了暴力水准的升级，为了获取奴隶常常有意发动战争，这样的暴力是极端破坏性的，有时涉及一些弱小族群的系统性毁灭。比如，这在现在的安哥拉地区表现得很明显，这里的恩东戈（Ndongo）和隆达（Lunda）帝国深深卷入到中非地区的抢劫奴隶的暴力中，这种暴力持续至19世纪后很长时间。^[9]安哥拉是少数几个欧洲贸易者直接参与奴隶劫掠的地方之一（在这里是葡萄牙人），于是白人永久定居在罗安达（Luanda）及其腹地。到18世纪中期，每年有一万奴隶经由罗安达的港口输出。^[10]奴隶既经常是其他原因的战争的产物，也常常是国家形成和扩张的产物。比如，贝宁在15世纪的军事扩张时，就向葡萄牙人出售奴隶，一旦扩张过程不受阻碍，贝宁就不再出售奴隶；到了18世纪贝宁分裂时，奴隶贸易又恢复了。^[11]同样，17和18世纪奥约、达荷美和阿善提这类扩张国家发动的战争，也向海岸地区提供了俘虏奴隶。^[12]统治精英们在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出售奴隶，在这个过程中常常变得富有，但就参与这种贸易的“逻辑”而言，出售奴隶很明显是非常讽刺的，因为非洲统治者关心的是尽量扩大人口增长。权势者出售奴隶以获得物资，有了物资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个人追随者，他们卖人是为了得到人，从这个角度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着明显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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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大西洋非洲。

有争议的一些关键领域中，有一个就是奴隶贸易对人口和内部经济增长的影响。前者可以视为极为重要，因为非洲大陆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要建立起自己的人口。奴隶贸易显然涉及非洲生产潜力的严重损失，劳动力因其价值的一小部分被出口，奴隶们通常都年轻，是一个社会最多产的成员。不过，事实上已不可能详细评估人口方面的影响了。奴隶贸易开始时大西洋非洲的人口不为人知，我们也同样无法知道人口以多快的速度增长（如果有的话），不知道如果奴隶贸易不发生的话，它可能会增长得多快。我们只能是以一般的印象来谈论。人们普遍认为，现在的安哥拉这一地区经历了人口减少，而其他被深深卷入奴隶贸易的地方——比如“奴隶海岸”及其腹地，至少是遭受了人口增长的延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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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中部非洲。引自J.E.弗林特所编《剑桥非洲史》第5卷《约1790—约1870年》（剑桥，1976），1976年版权属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许可复制。

总之，在奴隶贸易时代，大西洋非洲没有什么重要的经济“发展”，尽管也有一些地方经济从参与横跨大西洋的体系中获利的例子。伊博和阿善提的纺织业和编织业在18世纪得到了发展，而贝宁的铜手工业也因一些金属的进口而得益，约鲁巴布匹成功地出口到了巴西。^[14]然而，进口物品对本地手工业、纺织业和金属业的破坏是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至少在18世纪后期是如此。安哥拉海岸一带的布业无疑是被损害了，还有证据表明塞内加尔的本地冶铁业也因铁的进口而受损，^[15]然而进口制造品在其他绝大多数地区的影响并不是破坏性的。不过，普遍而言，进口商品也没有刺激非洲经济体系的改变或创新，大西洋腹地的运输体系也没有因海外接触而发展。除了穿越大西洋时奴隶船上需要的食品外，非洲没有重要的农产品输出，非洲农产品出口到19世纪才发展起来。奴隶制的制度本身到18世纪结束时完全有各种可能来扩展，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之所以在19世纪一直持续，在很大程度上却恰恰是对它的废除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