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迁都栎阳和献公的初步改革

献公名师隰，又名连，他是秦灵公之子。秦自从穆公死后，国家政权逐步为权臣所掌握。从秦怀公到秦献公的三十年中，秦曾六易其主。献公的曾祖父怀公执政仅四年便为权臣逼死。他们拥立了怀公的孙子灵公，灵公去世，太子献公不得立，反而立了灵公的季父悼子为君，即历史上的秦简公。简公以后，惠公、出子相继为君。尽管这个时期，秦国也有“初租禾”这样适应封建经济发展的改革，但和东方各国相比，还是落后多了，在东方随着三晋政权的建立，秦国落后被打的局面日显突出，出子二年，秦的河西地全为三晋的魏国所夺，并把领土扩展到河内地区；韩则先后灭宋、郑；赵国则占领了今天河南东北及河北南部大部分地方。诚如《史记·秦本纪》所说：“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国际压力的增大，直接导致国内矛盾的激化。这个时期，流亡魏国的公子连在大庶长菌改等权臣的支持下，回国发动政变，杀了出子母子。公子连即位，他就是历史上的秦献公。献公即位后，为了摆脱权臣干政的局面，防止大权的旁落，他把菌改的爵位由庶长降为官大夫，不仅使其权力大为降低，而且将其调离开权力中心。在政权相对稳定之后，他马上下令把都城迁到栎阳，并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

献公即位的第二年（前383年）开始营建栎阳。并将政治中心迁之于此。

据《中国考古学·两周卷》，栎阳城遗址位于今天陕西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的关庄和玉宝屯一带。栎阳城城址东西长约2500米，南北宽约1600米，目前仅发现南墙和西墙，城寛8—10米，城内勘探出秦汉时期的道路6条。其中，东西向道路3条，最长2300米，宽在7.2—17米之间；南北向的三条道路度比较短，最长的550米，宽9.8米。在城内共发现秦汉时期的遗址10处。其中，4号遗址位于关庄南，东西长100米，南北宽150米，1963年，曾在该遗址出土8块秦代金饼。8号遗址位于玉宝屯西南，东西100米，南北150米，遗址西南有大量炼渣、铁渣、红烧土块，中部有一东南通往西北向的地下陶水管道，遗址内出土的拱形花纹砖上有“栎市”印文，此处遗址应为手工业作坊区。《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代的栎阳，“北却戎狄，东通三晋，亦多大贾，”交通发达，经济繁荣。

秦献公在位24年，在秦国历史上地位非同一般。《史记·六国年表》曾这样评价他：“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狄，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

秦献公之所以能“常雄诸侯”，这和他能够针对时弊，面对实际，实行了一系列利国利民强大国力的改革是分不开的。

秦献公即位的当年，便宣布废除人殉制度，即“止从死”。人殉，即以人殉葬。这是一种野蛮的奴隶制度。文献记载，秦国的人殉制度始于武公。《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但考古资料发现秦的人殉制度要早得多，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的先公墓葬就已出现了以人殉葬的先例。礼县大堡子山M2、M3在墓葬中均设二层台，M2“东、北、南三面二层台殉葬七人，均直肢葬，都有葬具，有的还系漆棺，随身多有小件玉饰”。M3“北侧二层台上殉一人，仰身直肢葬。”赵坪发掘的三座秦墓中“三座墓均在二层台上使用了殉人”。① 这是目前发现的秦人最早的殉人墓葬。此后在秦国殉人渐成风气，大概秦武公将其固定为制度。秦穆公死后从葬者达一百七十七人，凤翔秦公大墓M1“发现有人牲20具，这些人牲被置于墓室顶上的填土内，殉葬者166人，它们都位于土圹四周”。②

从死制度的废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秦国文化发展进步的表现，是秦献公缓解社会阶级矛盾，稳定国内政局的重大举措。在废止人殉之后，秦献公开始对境内老百姓实行“为户籍相伍”的全面的社会控制政策。《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秦记》云：“十年，为户籍相伍。”这种在秦国实行的新制度，其实并不新鲜。它源于战国各国乡里编制的制度。特别是齐国，在管仲“作内政而寓军令”的改革时，就已实行“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三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的制度，其目的就是使“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达到“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夜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疆，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①秦献公实行户籍相伍制度，既有对齐国改革的借鉴，也有根据秦国实际的创新，是秦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秦自简公七年实行“初租禾”以来，传统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土地所有权的下移，小农经济愈益发达，户籍相伍就是这种变化的产物。它首先是为了保证授田农民能够及时地向国家缴纳赋税，这从此后秦国颁布的《田律》中也可以看出来，秦国的法律规定：“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②另一方面，新的户籍制度将邑里中的农民编制成伍的组织，更方便了兵役和徭役的征发，强化了部队的作战能力。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秦献公时期对老百姓以“伍”的形式进行编制和控制，在“伍”之上是否有后来很多学者提出的“什”的编制，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简单说，这一问题，从目前我们能见到的传统文献及考古资料都看不到。至于《管子·立政》所云：“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那是齐国的制度，与此无涉。第二个问题是，秦献公的户籍相伍制是否含有“相牧司连坐”的内容，我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这个问题只见于后来的商鞅变法，那是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和当时国内外斗争形势发展的结果。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秦国的商业经济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史记·货殖列传》曾提到秦国的栎阳时说：“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发育了成熟的市场经济。秦献公七年“初行为市”, ③所谓“初行”，并不是说，秦国没有商业和商品交易，“初”字表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或国家财政造成了冲击，国家不得不以政权干预的手段进行干涉，包括市场建立、价格、度量衡、税收的管理，等等。

在军事战略上，秦献公通过县的设置（此时的县和后世的县还有相当的区别，县在此时则带有更多的军事性质）来巩固战略要地。《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献公六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这三县皆位于秦人东去函谷关或南出武关的战略要道上，所以，其军事意义特别重大。献公十一年又“县栎阳”④，在栎阳设县，似乎让人难以理解，清代学者梁玉绳甚至以为此“县”为“徙”字之误（见氏著《史记志疑》），梁玉绳的看法显然有误，因为秦徙之栎阳是在献公二年，而此时已是十一年。所以，这次设县肯定有特别的意义，栎阳是当时对三晋斗争的前线，前已说明，这个时期的县虽也具备行政组织的意义，但更重要的作用则是在军事上。从后来历史发展看，以栎阳作为政治中心实出于对三晋斗争的临时需要，在历史上也仅仅存在了三十四年，其性质只不过是一个军事桥头堡。设置带有军事性质的县，更突现出栎阳在对三晋斗争中的重要地位。

献公的改革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壮大了国力，在对三晋的战争中，逐步取得了主动权。当然，更重要的是，为未来秦孝公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献公十六年之后，秦晋双方的斗争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秦国的方向发展。这种变化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魏武侯去世后，魏国发生了内乱。子罃与公中缓争立为太子，魏国形势甚为危急，当时公孙颀曾对韩懿侯讲：“魏罃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君亦闻之乎？今魏罃得王错，挟上党，固半国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①于是韩懿侯与赵成侯合兵伐魏，在浊泽大败魏军，且包围了魏惠王（罃），魏之存亡系于一旦。这时，赵成侯建议韩懿侯趁机杀罃而立公中缓，瓜分魏国土地而退兵。但韩懿侯不同意。他认为：“不可，杀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贪。”②主张将魏国一分为二，削弱其力量。赵成侯不听，当晚即撤兵退走，魏国得以保全。后人评价此事说：“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和也。若从一家之谋，则魏必分矣。”③尽管魏没有被消灭或分裂，但其力量已遭到很大的削弱，特别是第二年魏大夫王错的出奔韩国，对魏国打击更大，王错为子罃（魏惠王）之死党，上党又是魏国军事力量所在的军事战略要地，王错出奔韩国，使魏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二是周威王死后，公子根与太子争立，韩、赵两国出兵干预以武力帮助公子根自立，建立东周。这对秦的东进十分有利。魏惠王四年，也就是秦献公十九年，魏、韩两国会盟于宅阳。宅阳，《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宅阳故城一名北宅，在郑州荥阳县东南十七里也。”秦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出兵突袭，大败魏、韩之军于洛阴。

洛阴在洛水之南，这里是秦、魏交界之处。洛阴之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秦军的士气。

秦献公二十一年（前364），秦派将军章 率军出击魏国，双方大战于石门（在今山西运城西南），结果魏国大败，六万人为秦军所杀，秦军获胜。周天子贺以黼黻，天子以黼黻祝贺，意味着秦献公具有了霸主的资格。

秦献公二十二年（前363），秦军试探性地对魏在河西的军事重镇少梁（今陕西韩城）发动进攻，赵国派军队支援魏军，秦军主动撤退。

秦献公二十三年（362），在上一年试探虚实之后，秦献公派庶长国组织强军对少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少梁是魏国在河西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它北控龙门，东控黄河渡口，是通往三晋和上郡的咽喉和枢纽。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秦军不仅夺取了庞城，而且俘虏了魏国著名将领公孙痤。

关于这次战役的被俘虏者公孙痤，是魏太子，还是其他？在《史记·六国表》和《史记·赵世家》中都记载为魏太子，而且《赵世家》又特别指出是“虏其太子痤”，究竟哪一个说法正确？对此杨宽先生有很好的论证，在《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卷五的按语中说：“是年魏在少梁为秦所败，《秦本纪》《魏世家》皆谓秦虏魏将公孙痤，而《赵世家》作虏魏太子痤，《六国表》亦为秦虏其太子。同年魏又在浍战胜韩、赵，见于魏、赵、韩《世家》与《六国表》。而《魏策一》又谓魏将公孙痤战胜韩、赵于浍北而擒乐祚。据《吕氏春秋·长见》《魏策一》与《商君列传》，魏相公孙痤病甚，魏惠王以社稷为问，而公叔愿王以国事听公孙鞅，王不听。公叔死后鞅入秦，时在秦孝公元年，即魏惠王九年。吕祖谦《大事记》书周显王八年公孙痤卒，《解题》云：‘痤去年为魏所获，寻归之而终于相位也。今年卫鞅自魏适秦，则痤死必在今年。’盖以公孙座与公孙痤为一人。梁玉绳《史记志疑》亦以公孙座为公孙痤，谓 ‘公孙’乃 ‘公叔’之误，公叔既有病而荐鞅，当未尝为秦虏，但又谓 ‘岂秦虏之而复归之欤？’其实，于浍北之公叔座，不可能即是同年战败于少梁而为秦所虏之公孙痤。公孙痤当为魏之公族，误传以为魏太子。”

秦献公在河西地区的军事胜利，实现了“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旧地，修穆公之政令”①的目的。

秦献公是秦国历史上一位划时代的国君，秦国后来的强大是由他奠定基础的。这一点诚如司马迁所评定的那样：“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狄。至献公后，常雄诸侯。”②

在东进取得胜利后不久，秦献公就去世了。继续改革和进一步称霸的任务，就落在了秦孝公身上。

①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00页。

① 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国墓地发掘散记》，礼县博物馆、礼县秦西垂文化研究会编《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554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① 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4页。

② 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39页。

③ 《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页。

④ 《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17页。

① 《史记·魏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43页。

② 《史记·魏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43页。

③ 《史记·魏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43页。

①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2页。

② 《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