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襄公始国和东进发展

从秦仲“大开土宇”之后，秦人的活动中心也开始由汧渭之间而向西扩展到今天陇右的清水河、牛头河地域。其文化因受周文化的影响，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诗·秦风谱》说：“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但由于这个时期西周王朝已世风日下，国力衰弱，西周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却日益强大起来，其中对周威胁最大的就是猃狁。《诗经》中多见关于猃狁的记载：“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皇启居，猃狁之故。”①“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②在记载关于猃狁和西周战争关系的资料中，有四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四件青铜器是《虢季子白盘》《不期簋》《兮甲盘》及《多友鼎》，他们详细地记载了猃狁威逼西周及西周讨伐猃狁的历史事实。此时，周王朝不得不把安稳西部边疆的希望寄托在秦人的身上。

秦仲为保卫周王朝和本族的利益而牺牲，此后对西戎斗争的重担，就由他的儿子庄公承担起来。《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这次伐西戎的战争，在上述青铜器《不期簋》的铭文中得到了证实，铭文云：“惟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其，驭方猃狁广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擒，余命汝俞追于略，汝以我车宕伐猃狁于高陶，汝多折首执讯，戎大同从追汝，汝及戎大敦博，汝休，弗以我车陷于艰，汝多擒，折首执讯。’伯氏曰：‘不其，汝小子，汝肇敏于戎工，赐汝弓一矢束，臣五家，四十里，用乃从事。’不其拜稽首休，用作朕皇祖公伯孟姬尊簋，用匄多福眉寿无疆，永纯灵终，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铭文中的不其，据李学勤先生考证“器主 ‘不其’就是秦庄公。‘其’为庄公名，‘不’为语气助词。”③这场战争打得十分艰难，秦军付出很大代价，但也大有收获，斩杀、俘获都很多，伯氏给不其以重赏。由于收复了西俞、略、高陶等地，使一度陷入西戎手中的周之西境全部回归，重新得到控制和稳定，《史记·秦本纪》记载周宣王：“于是复与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不其簋》铭中的西俞等地，徐日辉先生认为：就“在今甘肃东部渭水流域的天水市及与天水市交壤的西汉水流域的礼县东北，西和县东北一带，它包括了 ‘西’‘略’以及其他地区。”①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

作为西周王朝的西垂大夫，庄公率领族人平定了西周王朝的西部边境，取得了对戎斗争的胜利，但戎患并未完全解除。此时正值周幽王统治时期，这是一个多事之秋，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幽王二年，关中地区发生了“三川竭，岐山崩”②的毁灭性大地震，地震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百姓无所凭依，又乏财用，但周幽王并不怜惜。而在立太子问题上，周幽王又因宠爱褒姒，竟然不顾西周严格的宗法继承制度，欲废太子宜臼，而立褒姒所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引起满朝大臣的强烈不满。幽王宠爱褒姒。据说，褒姒不好笑，为了引逗美人一笑，幽王竟玩了一场烽火戏诸侯的游戏，彻底地失信于诸侯。幽王的荒唐无信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西周走向灭亡的趋势已无可挽回。此时西戎的势力却日益强大，在这风云多变的形势下，庄公长子世父让太子之位给弟弟襄公，自己带领秦军去和戎人做斗争，并发誓不杀戎王不回西邑。但不久世父便为戎人所俘，一年之后才从戎人手中逃脱。而此时形势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周幽王七年，因为周幽王的倒行逆施，西戎、犬戎与申侯联合起来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秦襄公遂率领族众合力救周，并护送新即位的周平王东徙洛邑。因护送之功，秦襄公被周平王封“为诸侯，赐以岐以西之地”并许诺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③

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不仅使秦襄公获得了诸侯的名分，有了被世人极为看重的爵位，而且取得了与各国诸侯通使聘享的权利。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郑重地写到，“襄公于是始国”。即向世人宣告一个新的国家——秦国建立了！

秦国一建立，便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国家畤祭制度：“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④关于此事，《史记·封禅书》则给了进一步的说明：“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秦人出自少昊、颛顼的事实再一次被证实。秦襄公立西畤意义重大。它一方面说明，秦的立国是上帝的旨意，加强了秦人君权神授和宗教意识方面的统一，是巩固国家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另一方面，他也向世人传达了一个重大信息，依周代礼制，祭祀上帝是天子的专利，而诸侯只能祭祀自己境内的名山大川。秦襄公祭祀上帝，其用意不是昭然若揭了吗？统一天下，做天下共主，应当说在此时已埋下了种子；而由秦襄公建立的这个制度，从此之后就固化为秦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秦庄公在位四十四年，襄公即位时年龄应当不轻，所以他在位也只有短短的十二年。但就在这十二年中，秦襄公以非凡的能力，控制了关陇西部地区，为此后的东进创造了条件。《诗·秦风·小戎》郑玄诗序谓：“美襄公，备其兵甲以讨西戎。”诗中写道：“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駠是中，骊是骖。”《毛传》谓此诗“美襄公也，备其甲兵，以讨西戎，西戎方强，而征战不休。国人则矜其车甲。”诗中描写秦军的战车、良马、精良武器，一股威武凌厉的气势跃然纸上。

襄公去世后，其子文公继位。其时，正当春秋历史掀开新的一页之际。

秦襄公生前平定了岐以西之地，为此后秦人的东进打消了后顾之忧。秦文公即位的第三年便“以兵七百人东猎”, ①进军关中地区。第二年，秦文公到达了汧渭之会，即他先祖非子的封地。这是一次偶然的境遇，还是必然的回归？我们认为，文公的东猎是有计划有既定目标的，这从他到达此地后的一番讲话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史记·秦本纪》记载文公的话说：“‘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

秦文公卜邑于此，除这里是先人建立都邑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军事地理形势极为重要。汧渭之会位于今天宝鸡市卧龙寺东，汧河由此穿原而过，东临凤翔原，西依贾村原，易守而难攻，是控制出入关陇的咽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秦文公在这里建立新邑，其真实的目的就是要将这里作为继续东进的根据地。

文公在位五十年，这是秦人历史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在这五十年中，秦文公全力以赴经营岐雍之地，积极开拓疆域，发展文化。《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十年“初为鄜畤”。而《史记·封禅书》同条的记载，却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②秦文公作鄜畤时，在“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③ 这是前人祭天帝的地方，当时人认为：“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①立鄜畤无非是表明对天命的接受，作为周王朝的诸侯，文公不可能不知道郊祭是违礼的事，但他却以神授、神话的方式，使这种违礼的事情合法化，设立鄜畤祭祀白帝，从而实现一个目的——即君权神授。

借助神话的力量来强化政权，用神秘主义的手段建立在民众中的威望，秦文公时期还有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见于《史记·封禅书》:“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以一窂祠，命曰陈宝。”这件事发生在秦文公所邑之地，即今日宝鸡的陈仓古城。《水经·渭水注》陈仓“山上有宝鸡鸣祠，昔秦文公感伯阳之言，游猎于陈仓，遇之于此阪，得若石焉，其色如肝，归而宝祠之，故曰陈宝。其也来自东南，殷殷声如雷，野鸡皆鸣，故曰鸡鸣神也。”这个“若石”的东西即陈宝，后人都认为，它不过是当时天上掉下的陨石，②“其色如肝”更是陨石的典型特征。由于古人对其不甚了解，于是给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我们认为，问题不仅如此简单。令我们关注的是“其也来自东南”及“则若雄鸡”这两件事。对陈仓来说，其东南方向，恰好是秦人的祖源地，鸡则禽鸟类，是鸟图腾民族的崇拜之物，祈求祖先神或自然神保佑，这是古代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秦文公的用心应当在此。

在建立陈宝祠后，文公二十七年《史记·秦本纪》还记载有一件更神奇的事，叫“伐南山大梓，丰大特”。《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木，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于丰水之中。”《正义》引《括地志》则说：“大梓树在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录异传》云：‘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披发，以朱丝绕树伐汝，汝得不困耶？’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言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古代称被发先驱者为髦头，它源于西方白虎星座的昴宿，这则神话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文公时代社会信仰及秦人的传统价值取向。

借助于天神、自然神来神化和强化政权，是秦人国家建设、政权建设的重要手段。在实践上，秦文公则更加重视思想文化和法制建设，为其后世开了先河。据《秦本纪》记载，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秦文公设置史官，秦国历史由此开始了正规的纪年叙事，时间要比认为文化最先进的鲁国的《春秋》记事早三十多年”。① 秦国的国史名曰《秦记》, 《秦记》我们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仍然可以看到其比较原始的面貌，关于历代国君的居处、行事、对外交往、葬地、在位年数、子女情况，都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它不仅是当年司马迁写《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战国史的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是我们今天了解秦人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有史以记事”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大事。它不仅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和借鉴，而且也是教育国民的最好材料。文公时代史官制度的建立，取得了“民多化者”②的显著成效。

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③ 说明秦法的起源甚早，我们目前看到最早的秦国法律文书是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简《秦律十八种》等，但这已是战国晚期的事了。所以，秦文公时这条法律条文的出现就非常有意义了。它说明在文公之前，秦国已存在自己成熟的法律体系，这次也只是对此前法律条文的补充和修订，增加了“三族之罪”。三族一般有两种解释：一是说指父母、兄弟、妻子；一说是指父族、母族、妻族。秦文公设三族之罪，在文公二十年即公元前748年，明显地要早于春秋时代其他各国。

文公执政五十年去世，因为其长子早卒，故由其长孙宪公继位。

宪公二年，将都城迁至平阳。

关于平阳的地望，自来大致有三说，即眉之平阳亭、岐山之平阳聚，以及宋代的眉城三处地方。李零先生经过研究认为：“平阳故城当即今宝鸡县东阳平镇，与《正义》所说岐山县西四十六里之阳平乡为一地。而并非眉县故城，眉县故城说当由北魏改眉县为平阳县误托。平阳是宪公和武公所居都邑，这是没有问题的。”④

宪公在位继续文公的东进政策，迁都当年即派遣军队伐荡社并灭之。荡社是西戎亳国邑名，关于荡社的地望，约在今陕西三原县、兴平县一带，其地分别有汤陵和汤台。

宪公在位十二年，在他的晚年，国家大权旁落在大庶长弗忌等人手中，“宪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① 按照宪公生前的安排，继承其公位的应当是太子武公，可这时却被大庶长弗忌等人立了不该立的幼子出子。个中原因何在？原来，出子之母为鲁姬子，《史记·秦本纪》记载：“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这句话在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中如此，按照字面理解，德公与出子为一母所生。但马非百先生在氏著《秦集史》中将这句话标点为“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是说武公与德公同母，鲁姬子生了出子。这样的标点对于我们理解宪公晚年的这一场政权易帜的原因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推测晚年的秦宪公因宠爱年轻的姬妾鲁姬子及其所生的儿子出子，选择了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作为辅佐。由此导致弗忌、威垒、三父与鲁姬子结成了同盟，并共同把持了朝政，在宪公刚一去世，他们马上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大概此后政权逐渐被鲁姬子掌握，出现了鲁姬子的垂帘听政，而年幼的出子更接近其母而不能按照弗忌等人的意志行事，遂引起了庶长弗忌等的强烈不满，于是“三父等复共令人贼杀出子”②而复立太子武公。

这三位权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行径，及其欲长期擅权的阴谋，早已为武公识破，当武公国君的地位巩固之后，立即对他们下手“诛三父等而夷三族”，武公的公开理由是“以其杀出子也”。平定内乱后，武公把全部精力开始转移到东进政策上。在其即位当年就东“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③ 武公伐彭戏氏是向东进，而邽、冀却在今天的陇右地区，我们推测当时的情况是：“在秦都东迁关中之后，掌控陇右的力量有所削弱，原先一些比较安分的戎邦却趁机活跃起来，同嬴族利益发生冲突，威胁到了秦国后方腹地的安全。于是武公逾陇灭亡了邽、冀二戎。”④而在此置县，安定了后方，让东进再无后顾之忧。

这里，我们最应注意的是消灭邽、冀二戎之后，秦武公在此二戎活动的旧地设立了县的机构进行统治管理。当然，这时的县可能与秦始皇后来所实行的郡县制会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县作为一种政治实体，在武公时代是由国君直接领导的，县的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命。这种新的管理模式同西周时期的封邦建国制度显然不同。他为此后秦国、秦王朝进一步推行郡县制奠定了基础。是国家行政体制进一步完善，国家权力进一步集中的体现。秦国在武公时代设县要早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这件事实足以说明秦政治文化的进步性。

在初县邽、冀之后，武公十一年又在杜、郑设县。杜在今陕西长安，郑在今陕西华县。这两地都在西周畿内，说明此时关中地区基本上已为秦所控制。

1978年，出土于宝鸡县阳平乡太公庙村的秦公及王姬编钟、镈钟，属武公时器。钟铭云：“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又心。盩龢胤土，咸畜左右，藹藹允义，翼受明德，以康奠协朕国，盗百蛮，具即其服。”①是说秦武公虔诚地祭祀其先祖，多获先人福佑，使国家人民和睦，百蛮率服。

武公在位二十年卒，其母弟德公继位。诚如上述，此时的关中地区已基本上为秦人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为继续实施东进政策，德公元年，开始把都城迁到雍（即今陕西省凤翔县城南）。雍城遗址位于今天陕西省凤翔县南，雍水河之北。遗址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东西长3480米，南北长3130米。西垣保存完整，城门残留二座，均发现于西墙，与城内东西向的三条干道相通，城门宽8—10米。城内发现南北向和东西向大道各四条，每条长约3000米，路面宽15—20米，路土厚1—1.5米。相互纵横交错，间距为400—800米，主要宫殿建筑都集中在城中部以北，分别置于主干道附近，一般居民区大体集中于南部。

在雍城遗址内发现许多重要宫殿遗址。主要有姚家岗宫殿遗址，在此遗址区先后发现三个窖藏，所出物品都是铜质建筑构件，在遗址区的南部发现有密集的祭祀坑，坑内出土有牛羊骨、玉璧、玉璜、玉圭等遗物，似于建筑主体有关，有人推测，此建筑是秦初居雍的大郑宫。

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位于雍城中部偏北，总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这是一座保存比较完整的宗庙遗址。马家庄三号建筑遗址，是一座四周有围墙的五进院落建筑，这座建筑可能是秦公的朝寝之所。

蕲年宫遗址位于雍城西南16公里，面积约2万平方米，出土有“蕲年宫当”铭瓦当，证明此处为秦汉时期的蕲年宫所在。

棫阳宫遗址，在雍城南郊的东社、南古城、史家河附近。但破坏严重，在这一带出土有“棫阳”“年宫”铭瓦当和鹿纹、花纹、猎人斗兽、各式云纹，以及条形砖等战国秦汉时的遗物。

在雍城北部还发现了市场遗址，其北距北垣约300米，西面30米有南北向大道通过。市场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60米，东西长180米，面积2万平方米。四周是厚1.5—2米的夯土围墙，四面围墙中部各有市门一座，门上可能有四坡式的屋顶建筑，围墙内是封闭式的露天市场。出土有秦半两钱及盖有“咸阳里”印文的陶器残座等，这是迄今考古发现的第一座先秦时期“市”的遗址。① 雍城“市”的出现，说明当时雍城城市人口规模不小，城市贸易繁荣，城的性质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德公建都雍城，作为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存在了三百多年。

德公在位的两年多正是秦国政治经济比较繁荣的一个时期，秦人的影响日益扩大。德公即位的第二年，位于河西的梁国、芮国两国国君就来朝见秦德公，这更加坚定了这位秦国国君继续东进，一定要让“后世子孙饮马于河”②的信心。

可惜天不假年，秦德公在位仅仅两年就去世了，此后继位的宣公、成公在位时间都不长，宣公四年虽有秦、晋河阳之战秦取得胜利的结果，但宣、成两公都没有太大的作为。只是在穆公即位后，形势才发生了变化。

秦穆公名任好，是德公三个儿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成公去世以后，他继承了公位。前辈的基业为穆公再造辉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再加上穆公个人杰出的政治才能，远大锐利的目光，终于成就了一代霸业。

穆公事业的成功，首先得益于他礼贤下士，知人善用。最为突出的是对百里奚、由余等人的任用。百里奚作为秦穆公夫人的媵臣在前往秦国的途中逃脱到了宛地，秦穆公用当时一个奴隶价值五张羊皮的价格将其赎回，在秦国百里奚受到秦穆公的热情款待，与“语三日，穆公大悦，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③ 百里奚又向穆公推荐了自己的朋友骞淑。这两人为秦国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诚如《史记·商鞅列传》所记当年赵良对商鞅讲的那样：“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穆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予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赵良所言见于《史记·商君列传》，关于百里奚事迹与《秦本纪》稍有差异，但从中可以看出百里奚对秦国的巨大贡献及秦国百姓对他的爱戴。

由余是一位戎化了的汉人。由余为本国出使而见到秦穆公。在双方会谈中，秦穆公发现了由余非凡的政治才能。所以，他下定决心想方设法要将由余笼络到秦国来，为此下了不少功夫，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由余到秦国后，秦穆公与之“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势与兵势尽察”。① 由余长期生活在戎人中间，谙熟戎地山川地理形势及风土人情，成为秦穆公对西戎斗争的得力干将。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② 对当时东方诸国造成巨大震撼，周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③

审时度势，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是秦穆公东进政策的保证。在秦人东进过程中，晋国是其最大的对手。更是其插手中原事务不可逾越的障碍。秦穆公即位后，首先采用政治联姻的方式，来缓和和晋国的关系并进而对晋国进行控制。秦穆公四年，穆公娶晋献公的女儿，太子申生之姊为夫人，这第一步的工作非常成功，秦晋之好，成为世代相传的美好故事。但仅仅过了两年，由于晋献公的去世，晋国发生了内乱，太子申生被迫自缢身亡，公子重耳和夷吾出逃。这对晋国来说是一场巨大灾难，但却恰好成为秦穆公插手干预晋国事务，并进而进一步控制晋国的契机。

在晋国新君人选问题上秦国以自己的利益为重，首先选择了夷吾。之所以选择夷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通过拥立夷吾可以培植亲秦势力，从而达到取得晋国支持及进一步左右晋国政权的目的。其二更具诱惑力的是夷吾向秦人承诺，一旦被立为国君，他就会把晋国河西、河南、河东八城割让给秦国。于是秦穆公便联合齐国送夷吾回国即位，这就是晋惠公。晋惠公即位后不仅杀害了与其政见不同的里克等人，而且又毁约否认答应给秦国割地之事，遂引起秦穆公的不满。但不久晋国发生饥荒，向秦乞籴。秦穆公认为这是改善两国关系的契机，他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④但以邳豹为首的大臣们坚决不同意，认为这是灭晋的一个好机会，建议穆公马上出兵伐晋。穆公在权衡了各种利害关系之后，果断地决定运送粮食给晋国。他说：“其君是恶，其民何罪。”⑤当时大批运送粮食的船只挤满了渭河河道，从雍至绛，望不到头，这一盛举被历史称为“泛舟之役”，晋国的粮荒得以解决。秦穆公此举不但得到了本国人民的赞誉，而且也赢得了晋国人民之心。但不久秦国也发生了饥荒，当秦国向晋乞籴时，晋国不但予以拒绝，而且乘人之危对秦国发动了战争。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穆公十五年，双方在韩原一带交战，晋国大败，晋惠公被秦军俘虏。因为周天子和穆公夫人的说情，晋惠公被秦人释放。五年之后，秦国又乘势灭掉了位于河西亲近晋国的梁、芮两国。从此，河西一带再也没有和秦国对抗的力量了。

秦穆公二十三年，晋惠公病逝。太子圉即位，是为怀公。怀公敌视秦国，于是秦穆公就想利用当时流亡国外的晋公子重耳来对付晋怀公。不久，重耳因在楚国受令尹子玉排斥而被楚王送到秦国，秦穆公十分高兴，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秦穆公将五个女儿嫁给重耳做妻子。其中，就有怀公的妻子怀嬴在内。这一年，在外流亡十九年的晋公子重耳终于有了重回故土，重返政坛的机会：“秦送三千人为卫，以备晋乱。”①送其回国。回国后的重耳很快掌握了政权，被立为晋君，即晋文公。他派人杀死了晋怀公。晋文公在王城会见了秦穆公，并迎接夫人文嬴回国。二十五年，秦穆公又亲自带领军队配合晋文公平定了周室之乱，三十年又帮晋文公围郑，秦穆公的目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笼络晋国以打通东进之路，再进一步插手中原事务。但令秦穆公没有想到的是，“晋之强，秦之忧也”。② 晋国很快强大起来，公元前632年发生的晋楚城濮之战，将晋文公推上了霸主的地位，再一次给秦穆公的东进梦想蒙上了阴影。

但是不久，霸主晋文公去世，秦穆公认为，晋丧是上天赐给自己东进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公元前628年，在郑国的秦人杞子通情报给秦国，说他掌握郑国北门的钥匙，鼓动秦军对郑国进行突袭。秦穆公认为机会到了，马上调集军队准备出击。以骞叔为首的大臣们坚决反对。秦穆公一意孤行，结果秦军的行动被郑国商人弦高得知，报告给郑国，郑国很快做出反应。秦军得知郑军有了准备，只好下令撤军。在回军的途中乘机灭掉了晋的滑邑，此事激怒了尚在丧事中的晋太子，下令：“发兵遮秦兵于殽，击之，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虏秦三将以归。”③恼羞成怒的秦军再次发动对晋的进攻，结果彭衙（在今陕西白水县东）一仗，秦军竟全面溃败。

崤之战及进攻彭衙的失利，使秦穆公清醒地认识到，以秦国现有的力量，想在中原取得一席之地，机会尚未成熟，于是不得不把目光转向西方，致力于对西土的经营。暂时把拳头收回，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秦西向兼并了陇右及今陕甘北部的绵诸、邽戎、冀戎、獂等部族，达到了“遂霸西戎”的目的。秦穆公雄霸西戎，巩固了后方，消除了此后历代秦公东进的后顾之忧，特别是随着秦军的步伐，秦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民族融合出现了新局面。

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去世，子罃代立，是为康公。从康公起一直到秦献公即位，秦国的东进政策一直处于踯躅徘徊之中。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秦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和东方各国相比，差距还较大，尚处于弱势地位。其次，是国内重臣擅权，国君的废立，常常出于权臣之手，所谓：“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①国内政治局面动荡不安，不仅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且给了别人以可乘之机。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秦献公即位才开始发生了变化。

① 《诗经·小雅·采薇》。

② 《诗经·小雅·六月》。

③ 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 《文物》1980年第9期。

① 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② 《史记·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第146页。

③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第179页。

④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第179页。

①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第179页。

②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第1358页。

③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第1359页。

①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第1359页。

② 马非百：《秦集史》, 《国君纪事三·文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页。

① 祝中熹：《秦史求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页。

②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第179页。

③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第179页。

④ 李零：《〈史记〉 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 《秦西垂文化论集》，第328页。

①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81页。

②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81页。

③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2页。

④ 祝中熹：《秦史求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① 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1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②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4页。

③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4页。

①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3页。

②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页。

③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页。

④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5页。

⑤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5页。

① 《史记·晋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62页。

②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0页。

③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