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变革之会

秦孝公时代正当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这是一个大变革时期，王夫子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顾炎武也说：“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①

王夫子和顾炎武都敏锐地觉察到了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但严格地讲，他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在这个表象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原因何在？他们并没有深究。

依照马列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春秋战国时代发生的变化，首先是由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来的。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生产力较前有了飞速发展，并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冶铁技术出现了新的突破，中国铸铁和冶炼技术发生得很早，到春秋战国之际，冶炼已广泛使用鼓风设备，发明了固体渗碳制钢技术，铁制农具得到广泛运用。恩格斯曾经指出：“铁器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他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②“当时中原地区‘铁耕’却已非常普遍，如果有人不用‘铁耕’，已成为出乎常情的事了。从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工具来看，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南方的吴、楚地区和中原的三晋、两周地区已有铁工具，农具有铲、锛、锸、等，手工具有削、凿、斧、锤等。但是还不能排除青铜工具和木石工具的使用；到战国中期，北起辽宁，南到广东，东至山东，西到四川、陕西，都已广泛使用铁器，铁农具已排斥木、石农具而取得主导地位。铁农具有一字形锸、凹字形锸、空首布式锄，凹字形侈刃锄、六角梯形方銎锄、五齿耙、、v字形铁口犁、镰等，铁工具有銎斧、片斧、刀削、凿等。铁兵器有剑、戟、矛、镞（或铁铤铜镞）等，其他铁器有铁鼎、铁带钩等。铁器的广泛使用，便利了砍伐树木，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①

这个时期，中原地区已普遍实现了两熟制。《左传·隐公三年》记载这年“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荀子·富国》也讲到当时中原地区，只要人们善于经营土地，“则亩（收）数盆，一岁而再获之”。都说明一年收获两次，是一种普遍现象。两熟制大大地增加了粮食亩产量。

牛耕当时已十分普遍。不仅当时文献多有记载，如《战国策·赵策》提到赵豹对赵王就讲过秦以牛犁田的事。此后，在1975年发现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得到了证实。云梦秦简《厩苑律》有这样的规定：“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胪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啬夫壶酒束脯，为皂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殿者谇田啬夫，罚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减絜，笞主者寸十。又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殿，笞卅。”这里讲的是，每年在规定的时间由政府组织相关人员，对厩苑的所有耕牛进行检查评比，以最、殿两个等级，对各级管理官员进行奖惩。

牛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古代的耕作方式，即进入了农业的精耕细作阶段。加快了荒地和山林川泽的开发，增加了可耕地的面积，对于提高单位亩产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水利事业的兴修也是这个时代各国出现的普遍现象。在魏国有漳水十二渠的修建；楚国在楚庄王时代由楚相孙叔敖主持修建了芍陂；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不仅连接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此后又继续向北修建，直达齐鲁。邗沟不仅使南北交通更为便利，而且使邗沟所经过地区的农田得到了普遍的水利灌溉。战国晚期在巴蜀和关中则出现了规模更大，科技含量更高的都江堰和郑国渠大型水利工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发达的水利事业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在这个时期的文献著作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农业经验的总结之作。如关于土壤的深耕，《国语·齐语》有“及寒，击槁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耕而疾櫌之，以待时雨”的总结；关于田间管理，《管子·度地》提出“大暑至，万物荣华，利疾鎒杀草”。《吕氏春秋·任地》有“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之说。在田间管理上，深耕除草之外，间苗亦十分重要，留壮苗，去弱苗。《吕氏春秋·辩土》有很详细的说明：“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后生者为秕。是故其耨也，长其兄而去其弟。”春种、夏耘、秋收、冬藏是古代关于农时安排的重要总结，这在战国时代文献中也得到了特别的强调。适时播种就能获得高产，相反，就会人为地造成减产。《吕氏春秋·审时》说：“是以得时之禾，长秱长穗，大本而茎杀，疏穖而穗大；其粟园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疆；如此者不风。先时者，茎叶带芒以短衡，穗钜而芳夺，秮米而不香，后时者，茎叶带芒而末衡，岁阅而青零，多秕而不满。”这是针对北方而言。对南方而言：“得时之稻，大本而茎葆，长秱而疏穖，穗如马尾，大粒无芒，抟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时者，本大而茎叶格对，短秱短穗，多粃厚槺，薄米多芒。后时者，纤茎而不滋，厚槺多粃，徒辟米，不得恃定熟，卬天而死。”《吕氏春秋》中，除过在管理上这些对粮食作物播种收获时间的强调外，对各类经济作物的管理，也有非常详细的要求。

由于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大规模水利的兴修，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精耕细作，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水平有了空前的发展。拿秦国来说，当时国家的粮食储备就十分可观。秦国政府规定，粮食的贮存一般以一万石为一积，而在栎阳则以二万石为一积，咸阳则十万石为一积，可见其规模之大。

农业生产的高度发展及生产方式的改变，使这个时代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概括说来有以下几点。

大量生荒地被开垦，直接动摇和瓦解了从西周以来一直实行的井田制度。小农个体经营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各个生产领域的主要经营方式；在此之前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家族开始解体，个体家庭、核心家庭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隶属于国家。国家通过授田的方式，农民以缴纳地租的方式形成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和保护。在社会结构形式上，此前隶属于各级封建贵族的民众，现在国家通过户籍编制，把他们的身份转换为国家的“编户齐民”。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为此做出了最好的注脚，睡虎地竹简《田律》规定：农民从政府手中获得的授田，不管耕种与否，都要“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这说明在当时秦国，已实行了国家授田制度。由于土地资源掌握在国家手中，所以国家非常重视，还专门设有名为“田啬夫”“部佐”等的田官对土地进行规划管理，1979年四川青川出土的《更修田律》木牍记录了当时以秦王名义颁发给当地，而此后成为秦律一种的关于土地规划的具体文件，文中规定：“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陌道，百亩为顷，一仟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埒，正疆畔，及发阡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除浍。十月为桥，修陂堤，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这个文件显然也包括了对农民所授田地的保护。不仅如此，国家政府为了保证授田的田租收入，及时掌握农业生产动态，还要求地方官吏随时了解授田的风雨虫害等情况，并要求地方官吏要及时将这些情况反映给上级主管部门。《田律》要求：“雨为澍，及秀粟，辄以书言澍稼、秀粟及垦田畼无稼者顷数。辄言其顷数。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旱及暴风雨、水涝、虫、群它物伤稼者，亦辄言其顷数。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这些都充分说明以个体经营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已日益成为其时国家经济收入的固定来源，成为其时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和个体生产不论从哪方面看其能力毕竟有限，是脆弱而经不起大的打击的，不管是人为的还是自然产生的灾害，都会给他们造成致命的伤害，所以他们不得不依赖于国家政权的保护。

农业的进步和发展，刺激、带动和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历史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官营手工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为上层统治者生产生活用品；一个是为战争服务的各种兵器的生产。我们今天在考古资料中能够看到的，也就是这些东西。在青铜制造业中，人们对于合金技术的掌握已十分成熟。据《周礼·考工记·筑氏》记载，当时人对制造各种器物的金属比例已很规范，说：“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叁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青铜制造技术的成熟，还表现在这个时期，在青铜制造业中失蜡法、焊接、镶嵌、错金银等工艺的运用。在铁的冶铸和制造方面，“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采用高温液体还原法冶铸的白口铁。这是一种碳化铁，新打开的端口呈银白色，故称白口铁。冶铸这种铁需要较高的温度以熔炼矿石，可以浇注各种形制的器物。熔炼时温度高达1100度以上，因此铁吸收碳的能力很强，含碳量在2%以上。由于含碳量高，这种白口铁虽然失去了可锻性，但是却坚硬耐磨，适于制造犁、铧等农具。白口铁比以前块炼铁在技术上是一个重大进步。”①这个时期冶铁业也已普遍地使用了铁质铸范，使铸造的速度和规范成型都十分可观。

除青铜和冶铁业外，种类繁多的其他手工业，如煮盐、制陶、酿酒、建筑、皮革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这些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官营手工业，其经营方式主要采取的是雇佣劳动。其工人的来源，一部分应当是有一定专业技术，长期在官府服役的民间工匠，一部分则是因犯罪被籍没者，再就是隶臣妾等。政府对官营手工业的管理十分严格，以秦国为例，对官营手工业的管理和监督，在中央一级有丞相或相邦，郡一级有郡守。在具体部门有丞，有工师，有工大人等。在秦律中还专门设置了《工律》对生产过程进行具体的监督管理。秦国在官营手工制造业中早已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工律》有：“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政府对在第一线工作的工人有许多工作时间、工作定额、工作效率、学徒工学习期限的规定。如“隶臣、下吏、城旦与工从事者冬作，为矢程，赋之三日而当夏二日。（《工人程》）”“冗隶妾二人当工一人，更隶妾四人当工一人，小隶臣妾可使者五人当工一人。（《工人程》）”“新工初工事，一岁半工，其后岁赋工与故等。工师善教之，故工一岁而成，新工二岁而成。能先期成学者谒上，上且有以赏之。盈期不成学者籍书上内史。”（《均工》）

个体手工业，由于受资金及原料的限制，其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陶、家庭纺织、漆木器制造及衣物制造方面。秦都咸阳近郊曾出土了大量的建筑砖瓦，其上多有私人姓名戳文，说明它们应属于私人个体手工业者。①

但战国时代盐铁的开采和经营却主要掌握在一些地方豪民手中。“何以冶铁与煮盐这两个行业多豪民经营？《管子·轻重乙》说是官府很难对这两个行业进行经营的缘故。因为冶铁必先到矿山进行开采，煮盐亦须在广阔的海滩上进行，条件艰苦，人员不好管理，如‘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征发人民去干这些事情，又担心他们以后从军会‘怀宿怨而不战’，故只好将盐铁经营交予‘民’即豪民去经营。”②这种个体手工业的发展在经营上有相当的灵活性，资金周转方便。所以，个体手工业的发展，不仅冲破了官营手工业的各种限制和束缚，扩大了生产领域，加快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步伐。

在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战国时期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商业的繁荣和利益获取较高，于是经商追逐高额利润的人愈来愈多，几乎遍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史记·货殖列传》生动地描写了这样的场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范蠡曾是越王勾践的谋臣，他助越灭吴，越王称霸，他功成身退：“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①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史记·货殖列传》说他先是从孔子求学，后来在卫国去做官，但不久便“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发了财的子贡后来“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

司马迁甚至认为，孔子能够扬名于天下，也是得益于子贡之势。很多穷人也因为经商而改变了地位，《史记·货殖列传·集解》云：鲁国的猗顿原本是“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闻朱公富，往而问术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牸。’于是乃适河西，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期间其息不可计，资拟王公，驰名天下”。

二是独立的商业资本出现。前述的范蠡，其“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②同时代的周人白圭、猗顿、郭纵其资本的积累甚至可与“王者埒富”。

三是商业的发展促使金属货币和黄金的广泛流通，战国时期各国都有金属货币的铸造。三晋地区以“布”币为主，其形制源于农业生产中的工具“镈”。齐、燕、赵地区流行的主要是类似“削”的刀币。楚国的货币主要是铜贝和黄金。秦国铸币时间较晚，流行的主要是圜钱。黄金因为比较贵重，所以，当时主要集中在政府和上层贵族官僚手中。

工商业经济大发展，直接带动了城市的繁荣。大批手工业者和商人拥入城市从事非农业劳动，推进了商品经济发展。

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一是城市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如果说，此前所谓的城市，其主要的功能是政治和军事性质的话，这个时期的城市的经济功能，则十分突出了。如位于今天陕西凤翔县城南的雍城是春秋至战国时期秦国的都城，是当时秦国的政治中心，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市”的遗址，“雍城北部，现在的翟家寺附近有市场遗址，其北距北垣约300米，西边30米有南北向大道通过。市场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60米，东西长180米，面积2万平方米。四周是厚1.5—2米的夯土围墙，四面围墙中部各有“市门”①一座。已发掘的西门南北长21米，东西长14米，建筑平面呈凹字形，进门入口处有大型空心砖踏步，门上可能有四坡式的屋顶建筑。围墙内是封闭式的露天市场，出土有秦半两钱及盖有‘咸阳里’印文的陶器残底等。这是迄今考古发现的第一座先秦时期的‘市’的遗址。”②同样，考古工作者在战国时期秦都栎阳发现的4号遗址“东西长100米，南北宽150米。1963年该遗址内曾出土8快秦代金饼，8号遗址位于玉宝屯西南，东西100米，南北150米，遗址西南部部有大量炼渣、铁渣、红烧土块。中部有一东南通往西北方向的地下陶水管道，遗址内出土的拱形花纹砖上有“栎市”印文。此处遗址应为手工业作坊区。”③二是城市规模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扩大，《左传·隐公元年》《正义》云：“天子之城方九里，诸侯礼当降杀，则知公七里，诸侯五里，子男三里。”这是说春秋时期的礼制及其实际情况。但到战国时期这种情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据研究这个时期主要诸侯国的都城都达到或超过了礼制规定的规模。拿齐国首都临淄来说，临淄故城包括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其中，大城周长14158米，有城门六座，小城周长7275米有城门五座。大城内有贯通南北、东西的干道各2条，全长在3300—4000米之间，可见其规模之大。秦都雍城遗址平面成不规则的方形，东西长3480米，南北长3130米，城内有南北和东西向的大道各四条，长度都在3000米以上。其规模也不在小。三是城市数量的空前增多，也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特点。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筑城的数量就越来越多。据《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的统计，仅《左传》记载的各国筑城事件即达68次之多。其中除5次重修外，共筑城63座，仅楚国一国迄今已发表的楚城资料即达50余座。秦国在春秋时期由于势力尚小，筑城还不多。但进入战国后，秦国筑城的数量增加很快，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庞、籍姑、重泉、栎阳、枳、安陵、山氏、商塞、武城、武遂、咸阳等近20座城市。四是城市人口的增多和结构的复杂化。由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战国时期各国城市人口剧增。以齐国首都临淄为例。据《战国策·齐策一》记苏秦对齐宣王所讲，当时临淄有七万户人家，以每户三人的最低标准计算，就达21万人。其实当时临淄的人口远不止二十多万，苏秦这里仅是说当时能够当兵服役的人。从他对临淄的另一番描述来看，临淄的人口已相当地繁盛了。他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①桓谭《新论》写到楚之郢都也有类似的描述。谓都城内“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蔽”。当时各国首都的人口结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前代都城的居住者主要是王公贵族以及为他们衣食起居服务的下层奴隶，但现在由于城市工商业和文化的发展，城市人口中士、农、工、商各色人等的比例骤然上升。像苏秦这样的士人如潮涌般地出现更蔚为奇观。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皆有食客数千人，魏国信陵君“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② 秦国吕不韦看到这些，认为“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致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③ 由此可见，战国时代城市人口的结构确实不同于以往了。

除各国都城之外，许多独立的商业城市，随着工商业发展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也应运而生。如当时的成都、临淄、陶、南阳、宛等，商业经济都十分发达。战国时期，经济基础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当时社会上层建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一是引起了是社会结构的变迁。诚如上文所说，西周以来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宗族组织开始解体，个体家庭或称核心家庭，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基础、核心细胞。国家采取户籍编制的制度，实现对基层社会和老百姓的有效控制。由于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瓦解，国家以授田制的方式造就了两大对立阶级。一方面是，以国君为首的新的地主统治阶级。一方面，是以广大自耕农民为主体的被统治阶级。此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也围绕着这两大阶级展开。

二是社会政治观念的转变。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周天子地位一落千丈，而大国争霸又推动了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④的局面。此后大国争霸愈演愈烈。统一天下，不仅是各国君主的愿望，而且也是广大老百姓渴望过上安居乐业生活的迫切要求，形势促成了政治观念由称王称霸向称帝的发展。

三是尊君思想和民本思想的出现。尊君与民本思想构成了这个时代统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时代要求统一的思想潮流的推动下，尊君与民本思想被社会各阶层都极为看重。战国时期的各个学派、各个阶层无不强调尊君，但也无不强调要以民为本。赵惠文王死后，太子赵孝成王即位，其母赵威后执政。齐襄王派使臣问候赵威后。威后还未拆开齐襄王的问候信，首先问使臣：‘岁亦无恙乎？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臣极为不满的抗议说：‘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其先贱而后尊贵者乎？'① 赵威后认为‘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也？”立君为民，民为邦本，是西周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特有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在战国这个由动乱走向统一的时期更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这个时代的各个学派也无不倡导和强调这种意识。儒家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②“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③道家在主张“爱民治国”的同时，亦主张为天下“立天子，置三公”。④ 法家主张立君为天下，所谓：“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同时亦主张：“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认为：“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⑤各派的认识极为一致。

四是变法思潮的形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促成了战国时代变法思潮的形成。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富国强兵，实现通过兼并战争而达到称王称霸的目的，在不同程度上都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变法。如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公仲连在赵国等的变法，当时曾引起过很大的轰动。但都为时过短且影响短暂，只有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不仅持续时间长，且对历史的影响最为久远和深刻。

① 陈垣校注：《日知录》，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15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159页。

①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① 晁福林：《春秋战国社会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61页。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渭水队：《秦都咸阳故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 《考古》1962年第6期。

② 沈长云、杨善群：《战国史与战国文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

① 《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7页。

② 《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8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①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

② 《史记·魏公子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77页。

③ 《史记·吕不韦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10页。

④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09页。

① 转引自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页。

②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304页。

③ 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0页。

④ 《老子·六十二章》。

⑤ 《商君书·君臣第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