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美亚小组”延安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1937年6月21日晚，一个五人小组来到延安，他们分别是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部的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阿瑟·毕森、《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与妻子艾格尼斯·贾菲、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瑞典汽车技师埃菲希尔。他们的延安之行被学术界称之为“美亚”延安行，主要因为其中三人均为《美亚》杂志重要人员。贾菲创办《美亚》杂志后，就邀请拉铁摩尔和毕森加入杂志的编辑部。

他们一行5人在延安待了四天，在这四天的时间里，他们参观了延安的相关机构，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等人进行了会谈，了解了中共对于抗日战争及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看法。作为全面抗战爆发前最后一批访问延安的外国友人，延安的经历为他们在以后抗战和内战的岁月里正确估计形势、做出判断，提供了一个基准线。

（一）“美亚小组”延安行的背景

托马斯·阿瑟·毕森（T.A.Bisson）（1900-1979），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部的远东问题专家。1900年出生于美国，1924年作为教育传教士来到中国， 1927-1928年在燕京大学教书，1929年返回美国，加入美国外交政策协会，担任远东部的研究人员，注重对中国以及远东事务的观察和研究。1937年他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资助，用一年时间专门研究中日关系问题，此后，他先在日本进行一个多月的考察，随后在朝鲜和东北做了短暂停留，对这三个地方的考察使他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嚣张气焰有了十分深刻的了解。3月到达北平，他最为关注的是中国是否已作好抵抗日本侵略的准备，他认为做好这一准备的关键在于国共两党能消除十年内战造成的对立，重新团结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毕森结束对延安的访问后返回美国。在1938年，他根据在日本、朝鲜和中国的经历写出了长篇专著《日本在中国》，他在书中写道：“中国军队正在为抵抗野蛮的侵略者而进行着自卫战争，一个团结的中华民族作为他们的后盾。无论是中国的领导人，还是普通老百姓，他们真诚的爱国主义比本世纪任何时候都更加高昂……。在这一方面，中国有着明显的优势，这将改变整个战局。历史将再一次创造殖民地国家打败优势对手的范例，就象美国的独立战争那样。”①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海伦等外国记者在一起（右起：拉铁摩尔、贾菲、毛泽东、贾菲夫人、比森、海伦·斯诺）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中国问题研究者，边疆学家、蒙古学家。1900年出生在华盛顿，1902年来到中国，在父母的安排下前往瑞士和英国接受教育，1920年回到中国，担任《京津泰晤士报》的周刊编辑。1922年后多次赴新疆、蒙古和东北地区旅行，研究中国边疆问题。著有《满洲——冲突的摇篮》《满洲的蒙古人》等。1934年回到美国，担任太平洋关系学会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的主编。1941年他在居里的推荐下赴重庆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角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返回美国，担任战时情报处亚洲部主任，利用电台等手段传播法西斯战场的消息。1944年，他跟随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苏联和中国，在重庆，他再次同蒋介石见面，蒋介石希望他能够对美国希望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团的想法施加影响。

菲利普·贾菲（PhilipJaffe）（1897-1980）, 《美亚》杂志的主编。1897年生于俄国犹太人家庭，1908年随家人移居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以思想进步，同情革命而成为美国著名的左翼人士，对中国及远东问题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1937年3月，与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理事会的秘书合股创办美亚公司，出版《美亚-美洲与远东评论》杂志，以发表各国学者对远东问题的文章为主。

这次延安之行是由拉铁摩尔首先发起的。西安事变爆发之后，《泰晤士报》和《工人日报》曾希望拉铁摩尔向他们报道这一事件的相关事实，但他并未同意。斯诺陕北之行的成功为他提供了契机，他希望通过实地考察了解此时的中共和陕北情况。他邀请毕森一同前往延安。毕森在1937年5月前往南京并与陈立夫进行过交谈，但陈立夫对他所提出的许多关于国共谈判的情况的回答含糊不清，令毕森十分失望，从而坚定了他前往延安的决心。两人根据斯诺的建议，以普通邮寄的形式向延安寄去了一封信，收到回信是“你们将受到欢迎”①。同年5月贾菲夫妇来到北平，贾菲和美共领导人白劳德关系密切。在得知毕森等人的延安行计划后，贾菲毫不犹豫地加入他们的行列。确定行程之后四人开始规划前往延安的路线。瑞典汽车技师则是他们到达西安后找寻的，其前往延安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一笔不菲的佣金。

正如欧文·拉铁摩尔在1972年写到的那样，“他们专心关注的是目前的现实问题，以及30年代那些转折性历史事件的背景情况，而不是未来”②。毕森等人与斯诺夫妇及史沫特莱的红区行的目的不同，他们是研究中国及远东问题的学者，吸引他们前往延安去了解中共的深刻原因是中国当时复杂的国内局势以及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

（二）“美亚小组”在延安的活动

为了避免被国民党方面怀疑他们的真实意图，贾菲一行四人从北平出发，经过太原，到达西安。在西安游玩几天之后，在汽车技师埃希菲尔的帮助下从西安出发，前往延安。经过三天多的路程，他们于6月21日晚到达了延安，迎接他们的除中国共产党的相关人员外，还有同在延安的海伦·斯诺及史沫特莱。

对于“美亚小组”成员而言，在延安的四天时间是紧张而忙碌的。到达的当晚，参加了欢迎他们的联欢晚会，晚会的气氛热烈且轻松愉快。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开始了此行最为重要的任务：访问中共的重要领导人。使他们感到高兴的是，几乎中共的所有重要领导人此时都在延安，包括正与国民党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和谈的周恩来。与此同时，部分少数民族人士也在边区，这令热衷于研究中国边疆问题的拉铁摩尔异常兴奋。

按照日程，他们在延安的主要活动包括，22日：上午去抗大，下午采访毛泽东，晚上看戏剧表演。23日：上午采访朱德；下午采访博古，之后贾菲和毕森同毛泽东进行第二次会谈，拉铁摩尔则与博古谈论边区的少数民政政策问题。24日：上午参加集会并发表演讲，下午拉铁摩尔同少数民族人士谈话，其它人去中央党校和汽车修理厂。晚上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离开了延安。

1937年6月22日，毛泽东在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等，回答了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说：如果战争胜利了，日本被赶出去了，如果形势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革命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会见后，毛泽东同他们一起到朱德住处共进晚餐，然后又出席了文艺晚会。第二天，毛泽东再次在住处会见毕森、贾菲等，回答他们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怎样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所以他们与毛泽东两次会谈的主要内容包括：十年内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政治斗争、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争论、统一战线的谈判前后的情况以及协议达成之后对于中共以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和军队的影响、国际局势对于国共合作以及对日作战的影响、中国的未来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关于同毛泽东的会谈，毕森在书中写道：“一切都进行得非常从容，而又十分讲求实效，没有浪费时间。毛泽东一开始就抓住了话题，并且自始至终掌握着，同时也不断地和我们交换意见，保持着互相交谈”①，毛泽东有着极为丰富的知识和极高的理论素养。

同朱德会谈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建立的“民团”的看法、国共关系、中共的军队现状以及将来在对日作战中的作用、东北的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长征等。同周恩来的会谈是在晚上进行的，此时的周恩来刚从南京返回延安，这次的会谈是用英语进行的，谈论的主要话题是关于正在进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判情况，包括已经达成的和存在分歧的相关协议。“周恩来愿意并且希望把事实告诉我们，甚至对一些尚未解决的敏感问题，也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提供了详细情况”②，同周恩来的会谈使得毕森一行人了解了此时中国内部的团结问题。除此之外，他们还同博古进行了会谈，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边区的土地政策、选举问题、财政问题等。作为一名曾在西北地区广泛游历的研究中国边疆的学者，拉铁摩尔还同在延安的相关少数民族人士进行了交谈，了解了边区的少数民政政策等。

访问之余，他们还参观了延安的相关机构，包括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以及延安的汽车学校等。在24日的上午，他们应中共领导人的邀请在一个露天的大型集会上发表讲演，发表了自己关于这次延安之行以及对于中共和中国对日作战的看法。毕森依稀记得这样一句话：“在延安，我们是站在中国和亚洲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封建主义革命的中心”③。

（三）“美亚小组”对延安的印象

1、关于延安的整体印象

毕森等人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参加了欢迎晚会，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联欢晚会是他们对延安的第一印象：“出乎意料的，不知怎么在猝不及防中就抓住了我们。整个晚会非常轻松，几乎就是一场狂欢。这第一印象是难以描述的，这种体验只能凭感觉。延安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并且使我们越来越着迷”①。

在他们离开延安两周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他们意识到此前对于延安的访问选择了一个恰到好处的良机。在延安的四天时间里，他们“完全被延安的那些戏剧性场面所吸引，几乎每天都处于高度兴奋中”②，他们认为自己对于延安“深刻而持久的印象，与其说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活动，不如说是延安人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③在延安有一种令所有到过那里的外国记者都能感觉到却难以用文字所描写的气氛，但“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和气氛，吸引了追求自由、思想革命的学生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④

多年以后，拉铁摩尔在回忆录中写道，1937年对延安的访问使我深信：抗日统一战线不仅重要，而且可能。从延安归来后，我觉得中共领导人对同国民党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是严肃认真的。

他们对抗日军政大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所学校从红军大学改名而来，虽然刚成立几个月，但已有很高的声望，并且很快成为令全国革命学生所瞩目的地方，这所学校，政治的重要性是非常突出的，它是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集中教授军事和政治斗争艺术的机构。这里的学生来自全国各个地区，也包括少数民族，学生们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既有直接的军事战斗经验、也有组织各种政治活动的实践，他们成熟老练且有着饱满的热情。学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人来自共产党地区，他们大部分都是曾经的红军指挥员，还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非共产党地区，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训练之后就去基层担任政治组织的工作。学生所进行的政治工作并未改变这所学校的基本任务——培养军事指挥员和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主要的军事课程是学习团等更高级别的战略和战术，专业研究课程则是最高级别的智慧课程，教学指导者都是有丰富经验的红军指挥员，包括朱德、毛泽东等。学校书籍短缺，宿舍简陋，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们心满意足、泰然处之，这些人就是延安精神的证明。

2、对于中共领导群体的印象

延安所有红军战士表现出的尊严和庄严的特征让三位美国学者感到无比震惊。在这里自私的个人目标已被更深沉的忠诚所取代，在共同的事业中，所有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每个人都分担着共同的工作、发扬着共同的精神。中共领导人在回答他们相关问题时毫无保留的坦率态度使他们感受到中共对未来的坚定信心，共产党人迫切地希望向外界宣传自己的主张，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符合中国和世界人民利益的，必将得到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人也不害怕他们的敌人和政治对手了解自己的意图和计划，他们相信正义的事业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中共高级领导人同普通士兵穿一样的衣服，一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的学员在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生活中依旧保持着高昂的热情与活泼的气氛。人与人之间的坦率、诚恳的态度和无拘无束、轻松随和的友好关系，都引起了他们的思考。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为着共同的正义事业而奋斗的英雄群体，在这个共同事业中，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地位，都为着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工作。这种崇高品格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深深地吸引了这几位冷静的美国学者。在1937年6月的延安，共产党领导人的言谈和举止，都反映出了高度的乐观主义情绪。与他们待的时间越长，越能清楚地感受到他们所流露出的充满信心的火热激情，这些共产党领袖的头脑里，铭记着过去，思考着现在，推测着未来。

（四）“美亚小组”成员的不同感受

“美亚”小组成员虽然在延安只待了4天，但他们参加各种活动、观看文艺表演、与领导人会谈，对延安他们充满了钦佩和赞赏之情。

1、欧文·拉铁摩尔的观感

拉铁摩尔认为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表现了中共领袖们杰出的洞察力和英明的预见。中共领导人对于他们问题的回答令人吃惊地提供了关于共产党人计划和意图的全部情况。他们大胆地披露了这些情况，因为他们充满信心，他们已经处于一个历史性的新时期，从这里，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未来的发展道路。无论蒋介石真诚地贯彻新的统一战线，或是以阴谋诡计破坏它（或是屈从于党内的“派系矛盾”而去破坏它），共产党人相信，即将到来的抗日救亡战争的潮流，将使得越来越多的群众站在他们一边。他们一点儿也不担心由于蒋介石知道了他们的全部意图，而会削弱他们的地位，或是限制他们的活动。

作为学者，拉铁摩尔有过当记者的经历，他以记者的眼光说道：“这些中共代言人肯定懂得怎样谈话才能使美国报纸有利地引述他们的言论。他们非常聪明，知道自己的经历将吸引全世界的反帝人士。他们让自己的故事显得朴实无华，防止会见者弄错或夸大其辞，尽最大努力使其具有吸引力。他们知道即便有某些差错，任何关于中共的故事注定对他们利大于弊。换句话说，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宣传都是有益的。因此他们表现出无限的耐心。这些中共领袖们的耐心和不厌其烦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几位美国人提出的问题，给予了既简单又明确的回答。”①在谈到在延安同中共领导人谈话时，拉铁摩尔写道：“这些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思想上。但他们所面对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农民，他们知道怎样利用这一资源”。②他们对作为统一战线基础的人才，有自己的主意，能够比蒋更好的将农民起义与政治组织结合起来，而蒋则为这一事实所阻碍，即他的很多军官都来自地主家庭。

目前国共之间的和平局势是中共所努力的结果，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到现阶段的统一战线，中共付出了许多。在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意识到：他们绝不愿意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消耗自己的精力，他们将在战争中加强自身的力量。关于正在进行的谈判，他认为共产党愿意做出任何必要的让步。当有人问到，中共的爱国热忱是否意味着它抛弃了自己的革命目标，拉铁摩尔却回答：“在我看来，产生这种想法与认为苏联在倒退回资本主义一样愚蠢”③。从改善的民族关系看，他们不仅已经同回族穆斯林建立了良好关系，同鄂尔多斯蒙古人的关系也正在得到改善，并且制定了边区政府的民族政策。

2、托马斯·毕森的看法

毕森认为，如果日本不发动战争，共产党将作为合法政党把它的影响扩大到全国，就像他们已控制地区的那几个省的情况一样。如果日本发动战争，中国的大部分军队和老百姓都会走到共产党一边，共产党关于半殖民地国家军队和人民关系的理论是符合实际的。他认为，延安决心不论需要克服什么困难，也要结束与南京的分裂状态。在1937的春天，中国已经出现了实现中国统一的决定性进展，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延安的中共领袖处于活动的中心，他们从民族大义的全局出发，将日本的威胁作为当时形势发展最为核心的问题，并且作为他们全力以赴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寻求与南京政府的合作，团结全国人民，而不是继续内战。为此，他们放弃了此前的目标，但社会主义仍然为其最终目标。中共为建立进步的民主共和国、为政治自由和社会改革所做出的努力，超出了他们本党的利益。延安确信，这些措施将赢得民众的支持。他们对统一战线的成果感到热情鼓舞，同蒋的谈判也引起了他们的热切期望，但其期望还是有节制的。

在军事方面，他们预见到，抗日战争将是一场延续多年的持久的军事冲突。在对日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正确估计的基础上，他们建立起充分的信心，已经正在进行的工作包括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战线。在此后进行的抗日战争中，他们将运用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来抵抗日军的进攻，与此同时，红军也将从陕甘宁边区东进，帮助国民党方面组织抵抗斗争。

3、菲利普·贾菲的看法

在延安最使贾菲感动的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中国最落后地区推动文化和教育事业的进步。贾菲回忆道，1937年夏天中国共产党人最关心的是民族团结问题。他记得他们不断谈到统一战线，试图使他感到这一点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

1937年去延安的时候，贾菲曾带去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对中共的问候，返美时又带回了中国共产党人致美共书记的信件。《毛泽东年谱》清楚的记载着毛泽东写给白劳德信件内容：“从一些美国朋友和其他方面，我们听说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大众是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反日斗争而曾多方援助我们。这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我们从国外得到英勇的援助。世界现在正处在一个大爆裂的前夜，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企求解放的人民一定要联合起来进行共同斗争。”①在《朱德年谱》中这样写到：1937年6月24日，朱德致信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为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目的，我们是决意要尽一切力量去团结中国的人民，为中国的自由与解放而奋斗。在这个斗争中，盼望你们给予很大的兄弟的援助”②。

（五）“美亚小组”眼中的中共领导人

毛泽东举止随和，谈吐老练，肯花时间也愿意和外国人交谈，因此很讨外国记者们的喜欢，他愿意接连花上数小时与几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交谈。这位一支接着一支吸烟的湖南人把与记者的会见安排在乡土气氛浓郁的黄土窑里，从晚间开始进行，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昏昏欲睡的记者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这位精神抖擞的主人。在谈话中，毛泽东既能谈论具有广泛意义的哲学概念，又能详细的介绍实际执行中最具体的细节。没有草率应付，没有迟疑犹豫，也没有丝毫的混淆不清。他热情奔放，慷慨激昂，但又老成持重，让人看不出任何思想上的偏见。在长时间的谈话中，他们讨论了许多复杂的问题，但找不到一丝一毫陈腐过时的东西，每句话都具有个性特点。记者们提出的问题相当复杂，但他愿意实事求是、以最简单的术语同他们交谈。在同他们进行的两次谈话中，他们可以感受到他那极其透彻的思想和非常清晰的表述。

拉铁摩尔在书中这样写到：“我看到毛泽东主席就是在延安，他和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次接见美国作家的地方也是这里。那是在芦沟桥事件只不过两三个星期以前的事。如果是军事思想狭隘的人，恐怕会认为需要对我‘保持军事机密’，但是尽管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些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主席，却以最坦率的态度谈了。他具有惊人的明晰的头脑，预言了战争的爆发、演变和结果，以及战争对国共两党围绕着爱国抗战的领导权进行的斗争的影响”①。在返回西安的路途中，拉铁摩尔询问埃菲对毛泽东的看法，埃菲说道：“告诉你吧。我遇见过很多国民党知识分子。我也曾跟军阀有来往。几乎没有什么样的中国人我没有打过交道。但是在延安，我第一次看到一位能够领导中国的人。”②

毛泽东坦诚而不加掩饰的态度给贾菲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任何假装出来的礼节都毫无必要了”。他觉得中国共产党人比其他中国人更加不拘礼节和“西方化”，而且这也是中共领导人的“典型”性格。

朱德体格粗壮，身材魁梧，有着健壮的体魄和旺盛精力，是真正的中国革命农民形象。宽厚、热诚的样子、总是乐呵呵的。在抗大见到他的时候，我们盯着他看了许久，把他当作我们的启蒙老师那样感到十分亲切。在拉铁摩尔的眼中，朱德是一位足智多谋、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同时在红军大学里讲授列宁主义课程，并且博览群书。除军事活动之外，他也参与中共重大政治活动的决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从政的军人。

朱德谈话简短、直率、明确，早年在德国留过学，但欧洲的经历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痕迹。他的言行举止同样能俘虏人，这位和蔼谦恭的武将因担任红军总司令职务，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尽管如此，在安排和我们谈话的时间上并不是很困难。在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徐向前走进来和朱德谈论军事问题，同时也包括政治问题。作为一名军事将领，朱德同样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他显著的特征是那种迷人的微笑，亲切的握手，以及一个正直的人所具有的坦诚和直率。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很随意地拿着一袋花生或者类似的礼物出现在一位外国客人身边，并谦虚地询问有何见教。这种态度使记者们无不感到心暖，包括那些心肠最硬的人。

与周恩来在6月22日晚上初次交谈时，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精干而敏捷，留着胡子，穿一身经过特殊剪裁的普通红军制服，看上去像个知识分子。欧洲的生活经历给他留下了一些痕迹，我们的谈话被安排在晚上，不同的是，在询问过我们的意见后，我们之间的交谈用的是英语，这既免去了翻译的麻烦，也使我们更加直观的了解他所讲的内容。他刚从国统区回来，我们谈到了统一战线的谈判情况，而且他也愿意并且希望把事实告诉我们，甚至对一些尚未解决的敏感问题，也毫不犹豫的向我们提供详细情况。

拉铁摩尔认为周恩来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出过国，既了解中国也了解外面的世界。拉铁摩尔在1941-1942年担任蒋介石顾问期间，大约同周恩来见过六次面。在他看来，蒋介石和周恩来的主要区别在于：周恩来比蒋介石更了解现代世界。在他的记忆里，周恩来是个与人意气相投的精灵。周恩来最终留给拉铁摩尔的印象是，“他肯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第二号人物。他为何如此重要，一个原因是他没有成为头号人物的野心。他希望献身于中国革命，无论中共的决定是什么，他都竭尽全力地去执行。不过，他肯定对毛泽东拥有巨大的个人影响。如果他认为毛的某些意见需要修正，他会毫不犹豫地讲出来，不过是以一种使毛或其他任何人听得进的方式”①。虽然拉铁摩尔承认在后来与周恩来的谈话中双方对部分情况都有所隐瞒，但他依旧认为：“有隐瞒真相的情况，但决没有歪曲过事实。”②

抗战爆发后，“美亚小组”成员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而且是为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中国必将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基础，实现全民族的团结，对日本进行顽强而持久的抵抗；美、英等西方国家应当向中国提供道义和物质援助，以阻止中国成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

毕森于1937年10月在《美亚》杂志以《毛泽东对南京政府的分析》为题，发表了同毛泽东在延安的谈话。12月，菲利普·贾菲在《新群众》杂志第22期发表《中国共产党人告诉我》介绍了中共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和各项主张。拉铁摩尔曾经为伦敦《时报》撰写过《中国共产主义的基地：赴陕北之行》和《中国共产主义的今天和明天：统一战线理论》两篇文章但未能发表。在文章中，他指出：日本人将不满足于以进行第二次入侵相威胁从中国得到让步，他们将开始对中国进行另一场军事侵略，但这次可不像在满洲那样轻松。中国军队将进行战斗，即使某些将领叛变，投降日本。统一战线将坚持下去，中国人将继续抵抗……如果抵抗真正开始的话，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日本人将无法赢得一场闪电式战争。战争拖得越久，日本的处境就越糟。同样的，在中国方面，战争时间愈长，中共就愈加强大。但他并没有预料到抗战胜利后内战的爆发，在文中指出：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很可能控制大片地区，控制那里的税收；他们将拥有自己的根据地，能够维持自己的军队。因此他们将是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永久性的重要因素。

（六）“延安行”之后继续关注中国事务

在访问延安之后，毕森等人一直关注中国以及远东局势的变化，在《美亚》《太平洋事务》以及《远东观察》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不断对远东问题的发展趋势做出分析和判断。抗日战争初期，三人对于国共两党合作及其所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着较为乐观的看法，并寄予很高期望。但随着国民党加紧反共活动，中华民族处于危险境地，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就是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将领导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毕森和贾菲联合另外六名美国知名人士从纽约致电蒋介石：“最近新四军受袭击及叶挺将军遭逮捕的消息，引起美国人民极大的忧虑，这种行动只会帮助日本，并破坏中国在美国的声誉。我们认为，恢复中国的团结，对于制止集权国家在亚洲的侵略极为必要。”①贾菲所主办的《美亚》杂志在1939年之后对于国民党方面消极抗日、镇压民主给予了明确的批评，并赞扬了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队伍及其政策，具有明显的左翼性质。毕森在1944年发表在《远东观察》上的《中国在盟国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在当时的美国以及重庆的国民政府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他指出：在珍珠港事件以前一年，或者再长一些时间，从一定意义上说出现了两个中国……。一方，我们可以概括地称为国民党中国；另一方可以称为共产党中国。如果要说明双方的性质，可以把前者称为封建的中国，后者为民主的中国，这种划分反映了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也从根本上表明了两个中国在制度上的区别。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成功的动员战争潜力与抗日民主的力量，而且这也是现阶段中国向现代化阶段过渡的必经途径。国民党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也具有很好的军事潜力，但国民党方面明显的忽视自身的这种潜力，他们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争取外国的援助而非动员自身的潜力上。中共的土改打破了封建的枷锁，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却不愿意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在最后，毕森指出：如果中国要在同盟国的联合作战中做出贡献，他自己也应当有所改变，只有坦率地承认目前中国存在两种前途命运的现实，才能实际地考虑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国民党现在正在拖延改革的步伐，这将有可能导致国民党忠诚党员数量的减少，未来中国的领导权很可能会转移到国民党以外的进步力量手中。国民党方面却攻击毕森是“吞下了共产党的诱饵，上了共产党的圈套，被共产党拖下了水”①。

在创办《美亚》杂志之前，贾菲已经同纽约的左翼期刊《今日中国》建立了联系。《美亚》从创刊到1947年7月最后一期，一直带头拥护中国的共产主义，同时也向读者提供广泛的有关远东和中国的真实材料，其关于中国问题的社论都是以密切关注国共两党关系和同情中国共产党人为特点的，且在很多方面都是大量刊登对国民党不友好，而对中国共产党大加赞赏的言论，其撰稿人声称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热情正面的评价都是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的。

《美亚》关于中国情况的报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37-1938年间对于国共建立的统一战线持乐观的态度，坚信中国最终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1939-1941年间对于国共之间的摩擦表示焦虑和不安，但同时又赞扬中共是远东最进步的力量；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公开批评国民党对于国共关系的破坏，赞誉中共为中华民族的希望。这一时期（第三阶段）, 《美亚》曾连续发表中共领导人的相关声明，支持其相关政策，毕森于1944年提出中国存在两种前途命运的看法在杂志内部得到了认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杂志公开发表中共领导人的声明，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由于大量刊登关于中国情况的详细情报、一贯关心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采取亲共产党的编辑方针，三方面的特点使得《美亚》成为一份在美国国内颇受关注且不同寻常的杂志。这种明显的左翼倾向使得《美亚》杂志和菲利普·贾菲在之后的“美亚”案件和20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遭到了迫害，杂志也被迫于1947年停办。

拉铁摩尔在结束延安之行后返回北平，在日军占领北平后返回美国，担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主任，同时继续担任《太平洋事务》主编。1941年赴重庆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角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返回美国，担任战时情报处亚洲部主任，利用电台等手段传播法西斯战场的消息。1944年拉铁摩尔跟随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苏联和中国，他再次同蒋介石见面，双方对美国派遣军事观察团的想法交换了意见。在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期间，拉铁摩尔作为一名资深“中国通”，表明了自己对美国这一行动的看法：由于美国显然正在赢得战争的胜利，需要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不仅要巩固国共两党之间的统一战线，而且要把战后的内战危险降到最低。但是公正地说，他对使团的作用持怀疑态度，怀疑这种修补统一战线的努力能否获得明显的成功。美国关于统一战线想法的不足之处是他们设想自己能对中国国内政治发挥比实际上更大的影响。他认为中国统一战线的前途将由中国因素在中国内部决定，美苏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1945年《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两篇关于拉铁摩尔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①，论述了其关于中国问题的基本主张。拉铁摩尔认为目前中国存在两种作战态度，一种是旁观的态度，以国民党为主、认为日本一定会被打败，中国可以不参加实际作战；另一种是积极态度，以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为主，认为中国应该为自身的独立和解放进行长期的作战，若反攻不可能，至少应进行“人民之战”，国共目前的政治纷争便是由此而起的。经过综合分析之后，拉铁摩尔认为国民党对于内战蓄谋已久，中共在其区域内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国共双方可以先进行政治谈判，并与各民主党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中国的未来所在。这些主张得到了中国民主人士的赞同，他们都认为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团结，但是没有政治上的团结是不可能有军事上的团结的。

毕森、拉铁摩尔和贾菲作为研究远东和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和左翼新闻工作者，1937年的延安之行对于他们深刻认识中共、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发展变化，甚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都起了重要作用。延安之行使他们认识到中共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来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抗日的，他们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对于国民党政权来说，他们是民主的，因而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美亚”小组成员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相关活动和新闻报道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赞扬之情，也预示着中国共产党人将取得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在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美亚小组”的延安之行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不仅让世人了解了中共对于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的种种看法，而且对于当时的国共关系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充分认知，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访问使得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记者、外交家、作家、司机，这一不同身份组成的群体在访问延安之后都对中共做出了极为正面的评价——中共领导人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懂得了动员农民的重要性、中国将获得国际援助以及最终取得胜利，甚至同行的瑞典司机都认为他在延安“第一次看到一位能领导中国的人。”①

他们延安之行的这些观感在之后的抗战中得到了体现，从1937-1945年，中国人民确实经历了持久抗战，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发挥人民战争、统一战线的优势，加上英美苏等国家的国际援助，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取得胜利。

美亚小组的延安之行对于中国革命胜利起了积极作用。他们不仅揭示了中国抗战的持久性和国际性，展示了中共对于即将到来的中日持久战争的准备和实力，而且通过宣传报道这一时期国共谈判和统一战线的相关情况，向美国和世界人民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局势，对美国的远东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美亚小组成员在延安之行之后，依然密切关注中国抗战局势的发展。

① [美]托马斯·阿瑟·毕森：《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张星星等译，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原文件来自《日本在中国》，英文版，第365页。

①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② [美]托马斯·阿瑟·毕森：《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张星星等译，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原序第2页。

① [美]托马斯·阿瑟·毕森：《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张星星等译，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② [美]托马斯·阿瑟·毕森：《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张星星等译，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3页。

③ [美]托马斯·阿瑟·毕森：《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张星星等译，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① [美]托马斯·阿瑟·毕森：《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张星星等译，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② [美]托马斯·阿瑟·毕森：《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张星星等译，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

③ [美]托马斯·阿瑟·毕森：《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张星星等译，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

④ [美]托马斯·阿瑟·毕森：《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张星星等译，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

①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②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③ [美]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郑志宁等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

① 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82页。

② 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43页。

① 拉铁摩尔：《西域和内蒙古之行——我度过青春的地方》,1973年。

②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①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②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① 《美国留学者致电蒋委员长：关心我国团结抗战》, 《新华日报》,1941年2月1日第一版。

① [美]托马斯·阿瑟·毕森：《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张星星等译，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原文件《给编辑的信》,1943年8月11日的《远东观察》。

①《拉铁摩尔对中国问题主张：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解放日报》,1945年6月5日，第一版；《拉铁摩尔著文指出：国民党内战蓄意已久》, 《解放日报》1945年7月25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