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詹姆斯·贝特兰：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联邦记者
詹姆斯·贝特兰（JamesBertram）（1910—1993），著名记者、作家。1910年8月11日出生于新西兰奥克兰，他的祖父母辈于1840年来到新西兰惠灵顿。但贝特兰的童年是在墨尔本和悉尼度过的，在教会学校读过书，1929-1931年在奥克兰大学读英语语言文学。他曾编辑过一本杂志——《凤凰》，并和他的好友合编学生基督教运动杂志——《打开窗户》。1932年获得新闻学专业文凭和罗兹奖学金。同年4月“皇后街”发生骚乱，贝特兰曾做过短期志愿者，使他对下层人民怀有深深的同情，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事业产生很大影响。1934年他以一级荣誉获得英语语言学位，次年，以现代语言（法语和德语）二等荣誉毕业。在牛津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期间，他活跃于橄榄球和左翼俱乐部（类似于大学劳工俱乐部）。他还曾经发起了一个独立工党的牛津分支。在假期他曾游历过意大利、苏联和德国，并亲眼目睹了希特勒领导的集会。在牛津读书时他曾兼职伦敦《泰晤士报》的国际记者，在哈默·史密斯市的圣保罗中学有过短期的教学活动。1935年年底，他受到罗兹奖学基金会的资助，获得为期一年去日本和中国留学奖学金。
1936年1月贝特兰随英国新闻考察团（《泰晤士报》《卫报》等）来到中国，曾经担任过《亚洲问题》的自由撰稿人。后来在北京燕京大学学习汉语期间，他和黄华、张兆麟同住过一个房间。在北京学习期间他与斯诺有很多交往，通过斯诺他认识了宋庆龄、鲁迅和艾黎等人。此时他担任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兼记者，对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他可以自由地进行采访报道。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来到西安并在此停留长达44天，对西安事变的相关人员进行了采访，认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并帮助史沫特莱搜集新闻资料及向外界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现在回首往事，贝特兰依然认为，在中国为其民族团结而进行的漫长斗争中，“西安事变”是其中最光彩夺目、最富有启示意义的环节之一。他在1988年写道，他前往西安的旅行身份，是埃德加·斯诺的代表、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记者。和他们一起同往的，还有美联社的麦克·费希尔（也就是书中被称为“唐”的那位），但只有他和苗剑秋成功的到达了目的地。因此，他成了突破严密封锁，到达这座叛乱城市的唯一外国旅人。不久，艾格尼丝、王安娜和他都加入了西安无线电台的外语广播，因为他们发现，这是打破新闻封锁的唯一途径。
1937年10月，贝特兰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到延安，成为第一个访问陕甘宁边区的英联邦记者，他在延安期间访问了许多军政领导，他和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即《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1月初他渡过黄河，前往山西前线访问八路军120师，时间长达三个月之久。1938年，他受周恩来委托，把一份有关八路军伤员医疗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转交给正在香港筹建保卫中国同盟的宋庆龄。抵港后，他被邀请参加保盟发起人参加的聚会。不久，他去菲律宾、北美和英国为保盟开展宣传活动，并担任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939年春夏之交，他和德国医生汉斯·米勒为保盟护送12辆卡车和600箱医药用品到达西北国际和平医院，同时将英国工业家约翰·桑尼克罗夫特捐助的1辆附有手术间的大型救护车送至延安。1941年贝特兰任英国驻重庆大使馆新闻专员。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在参加保卫香港的战斗中被俘，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后才被释放。在被俘期间他干了四年的码头苦力，但并没有因此而沮丧消沉，在战俘营中完成了《战争阴影》一书。
二战结束贝特兰回到新西兰，一度担任远东委员会新西兰代表团顾问，在新西兰继续进行支援中国的活动，并发起、成立了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1956年、1980年、1982年他曾三次访华，并为纪念中国福利会成立50周年撰写《保盟的早期岁月》。1993年8月底因病在新西兰逝世。贝特兰一生积极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撰写了许多与中国有关的著作，是中国人民不能忘怀的朋友。主要著作有：《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中国的危机：西安事变真相》《战争阴影》《华北前线》和《重返中国》等。
（一）贝特兰在延安的活动
西安事变结束后，贝特兰受到毛泽东的邀请前往延安，他于1937年8月中旬从北平出发，绕道山东和西安，10月初到达延安。他被安排在边区政府外事处的招待所，那是由三间来宾宿舍围住的一个小小的院子，环境安静。招待所的房间十分简陋而整洁，床是普通的砖炕，上面铺着粗劣的毛毯褥垫。在访问延安的一个月中，他同毛泽东、军政大学的师生、李德等进行了密切的交谈。
1、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看法
贝特兰对毛泽东的采访一般是在夜间进行的，毛泽东通常是一边与贝特兰探讨战争问题，一边阅读、批注从前线或晋南总部发来的电报或无线电文。每次交谈，毛泽东都会耐心地为贝特兰讲解边区政府的战略方针以及目前的战况。在与贝特兰的谈话中，毛泽东希望国外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战争，所以他很注重细节，要求贝特兰把他回答的内容再翻译成汉语。毛泽东告诉贝特兰，中国共产党对当前战争总的态度是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政策。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动员全民加入抗战，必须实现民主改革。而对于抗战胜利的条件，应该从军事的和政治上着手，政治上要将现有的政府改为民主统一战线的政府，为了使政府得到人民的支持，应该保证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军事上同样实行改革，由以前的防御策略改为现在的积极抗战、军队由旧制度改为新制度、强迫动员改为鼓动群众上前线、由单独正规军作战、改为人民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等。毛泽东在谈到如何实现新的政治制度的步骤时，强调关键在于国共两党的合作。1924到1927年的两党合作，使得第一次革命获得了胜利，1927年的两党分裂，造成了十年两党内战，同时也给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而要保证民族统一战线顺利地进行，主要有四个因素，第一，人民要齐心协力为统一战线而战斗。第二，那些企图搞垮统一战线的人，已经受到了人民的警告，所以他们再次破坏革命的活动不会取得成功。第三，中国共产党定会大力拥护统一战线。第四，从国际环境来讲，广大人民需要强大而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如何对待战俘问题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俘虏一旦被八路军解除了武装，中国士兵们就不会用任何方式虐待和侮辱他们，并且还会向他们解释，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共同利益是相同的。而对于普通士兵以及被迫和中国兵作战的满族和蒙古族人民，则会告诉他们，我们更愿意和他们成为朋友和同志。当贝特兰在八路军那里遇到日本俘虏，并同他们谈了话，他确定地相信毛泽东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而在贝特兰离开中国的时候，蒙古、满洲、甚至还有日本战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在北方组织起来同中国游击队员肩并肩地作战了。
毛泽东认为军民合作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在延安军政大学宣讲的时候，他讲到：“即使我们连步枪也没有，但我们只要有中国群众的通力合作，我们用棍棒和石头同样也能够作战！现在，我们党以及我们的军队必须有两个指导原则：第一，集中我们的军队，用最有效的方法打击敌人；第二，把我们的政治工作深入到中国民众中，彻底地唤醒他们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和民主革命。”①毛泽东还讲到，在抗战中要想获得人民的支持，就必须改善人民的生活。减除他们的重税、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人民才能够更好地配合军队作战。
贝特兰与毛泽东的谈话是基于当时中国的国内局势，即全面抗战的爆发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双方的谈话也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通过谈话，贝特兰更好地了解到了边区政府所实行的各项措施，了解到中共的抗战战略和方针政策，了解到中共对于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视，注重军民合作，这也是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所坚持的。
2、与军政大学师生及李德的交往
在延安的一个月，贝特兰发现延安城东门外有一个大运动场，是延安士兵与军官打球放松的地方。他便利用军政大学师生们的空闲时间，多次与之进行切磋交流，同他们打网球并教授他们打球技巧，在这些人身上，贝特兰看到了中国民众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同时也看到了中国战争胜利的希望。
贝特兰也拜访了李德①，并偷偷地给他准备了一瓶科涅克上等白兰地和一听麦氏咖啡。当时处于政治失意的李德对于贝特兰的友好态度非常感动，便邀请他一起骑马。在风驰电掣般的奔驰之后，贝特兰感到边区的马虽然外貌不禁看，但是它的速度以及耐力却是一般的战马无可比拟的。
（二）延安印象
虽然经济状况、物质条件不如国统区，生活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延安给贝特兰的感觉是：“我还从未见过比这更别致的中国小城。延安，给我的第一印象，宛如一幅宋代古画那样迷人”②。这里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一个“进步的实验区”，这是贝特兰对延安的深刻感受。
延安，从政治意义上来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日益壮大的活动中心，是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居民差不多有三万人。贝特兰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西北人民的经济水准虽然低下，但农民的生活，在红军到来后大大地改善了，他们大多有了自己的田地，农村合作广泛地开展起来，高利贷废止了，利率由政府规定，商业贸易活动都很活跃。在原有的商店之外，沿着延安弯曲的大街，各种杂货摊连续地摆成一条线。“士兵、抗大学生、陕公男女学生，他们的青灰色制服和陕西本地人的棉袄以及羊皮外套混杂在街头。”①
通过对不同人物、事件的考察，贝特兰对毛泽东和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军民关系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1、“毛泽东是诸葛亮的化身”
在没有见到毛泽东之前，他听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一个头脑疯狂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狂热病人，“铁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红军作战统帅。在延安他看到的却是一个面色丰润、没有皱纹、梳着中分头，温和而不同寻常的人。毛泽东演讲时，没有气势高昂的中国式政治演说，而是用他熟练的湖南口音轻松地讲，用农民们都能听懂的笑话和粗俗语言，来阐述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他了解到毛泽东在讲话时，善于观察人，所以通常是对什么人讲什么话。而他讲话中的“土话”和“习惯表达方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毛泽东对未来局势的变化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贝特兰看来，毛泽东是他在中国见到的最冷静、最有条不紊的人，而且头脑灵活，思路清晰，处理事情比较实际，对自己的同胞有深刻的了解。毛泽东在生活中，能与人打成一片，尤其是与农民和工人。他认为“毛泽东的那种敏锐性、灵活性，代表了中国人智慧之精华……中国革命没有列宁，但如果说有谁同中国民众之间的关系，就象列宁在一生中同欧洲工人的关系一样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毛泽东。”②，通过与毛泽东的相处以及谈话，贝特兰觉得毛泽东是料事如神的圣贤和诸葛亮的化身。谈话的场合历历如在画中：“在窑洞的拱顶下面，蜡烛和油灯的灯光闪烁着，铁制的文件匣排放在格子窗下。毛泽东有时凝视着窗外的夜色，有时用手指轻轻抚摸着自己高高的前额，有时敲敲下颚上那颗吉祥痣，在我看来似乎是料事如神的圣贤和诸葛亮的化身。”①
2、延安各项事业获得大发展
贝特兰认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目前的边区是代表中华民国之内的“前进的试验区”，也是战时状态中中国其他各地的“模范区”。
政治民主进步
延安在政治上是比较民主的，与原先的苏区相比，各个阶层都有选举权并且有权参加政府的一些事宜。整个特区在大选中，村民普遍进行投票，经过乡、县、区的筛选，然后再进入特区政府。在选举中，贫农、雇农，中农也不再歧视地主，不再没收他们的财产，这是民主政府的一种体现。
共产党进行大规模的群众动员，人们是通过精神的力量战胜了物资的缺乏，民众总动员已经普遍的实现了。大人和小孩都在不同方式下组织训练并武装起来，准备参加即将来临的战斗。男子和女人编成了“抗日自卫队”，少年人有他们的“青年团”，小孩也组成了“儿童团”。贝特兰发现他们携带的武器纷繁多样，既有老式的剑和矛，也有新式来复枪。民众也是红军学校的冲锋队，他们在黄土里掘了几百个土窑，做他们的新住宅，因为日本飞机已经在之前侦查过，所以整个延安人民都准备转移到防空洞里去。
星期天是共产党的“休息日”，是看望朋友、亲人的日子，人们可以在这一天与亲人团聚。贝特兰认为延安是个好地方，虽然环境艰苦，但是人们的生活是舒心的，大多数人都是努力不懈而心甘情愿的工作，他们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生活和工作中。
经济自力更生
西北这些省份的经济水平虽然很低，但是农民的生活水平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大多数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在十一月的第一星期，除棉花以外的各种农物均已被收割，农民都忙着在农场上打谷。虽然秋冬季节的雨水很不均匀，但是农业获得大丰收，当年不会有短缺粮食的危险。当地人拥有的家畜，比中国的其他地方更丰富。骡子、驴子和骆驼等家畜，在路上随处可见。但马匹并不多见，因为它们已全数被征到前线去了。陕北棕色的牡牛，十分引人注意。它能担任各种劳苦的工作，它惯于载重，正同它惯于耕地一般。
这里的女子同男子一样的努力，工作紧张，是中国的“斯达哈诺夫运动者”。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便可听到一阵旧式缝纫机的嘎嘎声，循着声音进去，贝特兰发现在几间很长的房间中，有许多穿着长裙子的妇女，其中有许多是已经释放的政治犯，她们正在努力为军队制造衣服。税制也根据战时需要而作了修改，税率在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之间不等。有产地的人是主要的纳税者，年收入超过一百元的家庭，需要交百分之五的税；对于生活稍微宽裕的家庭，需要交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税；而对于只能勉强维持生活的家庭，免除税率，而大多数民众是要交百分之一的税，佃农们只交纳半税。中共实行的这种政策，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爱戴。
教育具有广泛性
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教育，单在这个小城中就有许多学校，除军官学校和党校之外，还有陕北公学（级位等于大学，是容纳高级中学毕业学生的）、师范学校、无线电工程学校和女子学校。延川的区立师范学校本部，正在造就教师人才，为着“平民学校”之用，在普及教育计划中，这是一支重要力量。整个特区的学校（包括许多短期的农民训练班），正在积极实行一项总的“抗日”教育计划，强调进行战时防御训练的重要性。虽然物资缺乏，但从乡村学校到抗日大学，各种教育用品都是免费发放的。
官兵平等、军民关系和谐
贝特兰在洛川参观时接触了中国军队的小战士，即红小鬼，他们的年龄只在10岁到16岁之间。有许多人是孤儿，更多的是从家里跑出来的，但是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乐呵呵的。这些士兵的日常工作是勤务员或通讯员，但他们对于战争和打仗无所畏惧。这些小战士所表现出的这种饱满的精神，不仅鼓舞着部队的斗志，也使贝特兰异常兴奋，从这些孩子身上使他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在延安的部队里，共产党人通常以最好的伙食来招待客人，由于物资来源极为有限，共产党人（无论军官还是士兵）通常吃的是未经发酵的馒头、小米和白菜，偶尔也吃到一次肉。但是部队里所有的人，包括政府干部，他们和士兵一样，都有定量的标准伙食，除非有恰当的理由才有会餐。在延安，共产党人自食其力，官兵地位平等。比如说毛泽东喜欢抽烟，便自己在农田里种烟叶；而朱德喜欢吃菜，就自己种植蔬菜。
贝特兰发现八路军战士在步行时都是唱着歌曲前进的，这些军队往往自编歌曲，以供士兵们歌咏。其中的几支曲子是根据红军所经过各省的小曲改编而来，极具音乐和历史的意味。其它歌曲便是盛行于上海和西安的“救国”进行曲。有时他们所唱的曲子，使西方人很是耳熟，在深山峡谷中，可以听到士兵们用中国话唱着音调上略有不同的《国际歌》《马赛歌》或《快乐的伴侣》等西方曲调。贝特兰发现八路军战士之所以对革命以及革命歌曲这么热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士兵们在部队找到了家，使他们懂得了救国的意义。军官们不仅树立冲锋陷阵、敢于牺牲的榜样，而且能够为士兵们指引前进方向，这就是官兵关系和谐的根源。
1938年贝特兰在抗日前线与肖克合影
贝特兰等人于1937年11月初离开延安，由黄河东渡至山西。在出发前的一个夜晚，贝特兰进一步体会到了共产党所宣传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句口号的含义。他们住的窑洞是在征得主人的同意后租用的，并且是付给主人现金的。八路军宿营地确定以后，战士们便自己动手打扫房子、做晚饭、切马草，大家情绪饱满，并没有去为难主人或者打扰他们。而村里的农民，在得知共产党在此宿营时，就有半村的人集聚于此，他们围在士兵跟前，询问他们有关打仗的事情，一直谈到天黑。谈话期间，总有人带些礼物来，与士兵们分享。第二天早上出发时，亦是如此。贝特兰感受到只有学会了依靠群众的人，才能体会到农村以及农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实后盾的意义，农民与战士真正做到军民鱼水一家亲。
与之相反的是，贝特兰在前去平阳的路上，看到国民党的军队中大部分人毫无目的疲惫不堪地走着，许多人已经是精疲力竭，有的士兵身上带着伤，一瘸一拐的，但他们都是各自独立行走，没有互相搀扶的习惯、互相鼓励的语言，也没有人试图重整队伍，使这些沮丧的士兵能有些秩序。大多数国民党官兵没有作战的动力和坚定的信念，在没有日军进攻时，军官们在奢华的住宅里享受着，国难仿佛与他们无关。士兵们不去与日本人作战，而是阻挠爱国的青年学生游行、宣传民主，甚至用武器驱打街上的学生。国民党及其军队日益不得人心、脱离民众是显而易见的。
军队纪律严谨
在贝特兰等人没来延安之前，听到的是共产党人“共产、共妻”的宣传，而他的所见恰好否定了这点。当时有一个名叫刘茜①的青年女学生，她刚来延安不久，就与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生黄克功②谈恋爱，这位军官多次要求这个女学生嫁给他，但遭到刘茜的拒绝，男军官一怒之下就开枪击毙了她。中共对此的最后处理意见是，由于军官不坦诚认错，最终被执行枪决。这点足以说明延安的党纪法规是非常严格的。
（三）华北之行看到中国的希望
贝特兰等人于11月初离开延安，在山西平阳见到了周恩来等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每天都会在群众集会的地方发表演讲、做农民的组织工作、开展群众的政治动员及思想工作。周恩来告诉贝特兰政治动员成绩还不错，并且向他说明：“但最要紧的却为加强中国的军队，并发展群众运动。这里有些军队是十分沮丧——他们已受了深切的痛苦，而且因为当地人民不起来支持他们，他们遂已有许多人逃跑。我们必须改善中国士兵的生活。组织并训练华北的民众……但是在华北抗战有许多有利的地方，例如一般的地形适宜于游击战。还有，即使日本人能够占领这整个的区域，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军队……华北有三百以上的县城，日本人即使在每一县城驻一联队军队，也决不能把它们统统占领。”①如果日本人能够这样做反倒有利于八路军挨个消灭日本军队。
贝特兰在总指挥部采访了朱德，他告诉贝特兰平型关之战取得成功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因为是山地战，敌人的坦克和飞机无计可施。第二，八路军得到别的中国正规军的密切合作和帮助，通过战斗，发现敌人的弱点。日本的士兵不善于单独行动，他们的交通和给养完全依靠机械化的运输。假如一旦切断供应，他们便处于不利的地位。而这两点却是共产党军队可以利用的优势。当贝特兰问朱总司令有什么话对国际人士说明时，朱德严肃地说日本人总是以反共作为其在华军事行动的借口，以使他们的侵略行为合法化。这个宣传是荒谬的，“八路军是联合所有其他的军队为了中国民族的独立作战。我们连同国民党的军队，正在为了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作战。请你把这句话告知所有的友邦，使他们不致轻信日本宣传的‘反共’的谣传。”②贝特兰在前线的采访证实了朱德的主张得到所有共产党人的赞同，八路军官兵拥护抗日统一战线，希望国共两党军队联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贝特兰在山西平型关附近的小镇停留期间遇到了传教士、采访了日本战俘。贝特兰与一个在山西待了近40年的老传教士与他的妻子和妹妹一起交谈后发现，一是传教士们在山西宣传基督教，因为对山西有了感情而不愿离开；二是由于中共改变了原来“不加区别对待外国人的敌视态度”的宗教政策，赢得了传教士的好评。所以“在山西的传教士对八路军的纪律和普通官兵的模范行为交口称赞。他们对八路军的战斗能力是毫不怀疑的”①。
贝特兰虽然在延安听到优待战俘的政策，但在山西具体看到了这项政策的实施情况。在山西碰到史沫特莱，在她的建议下贝特兰走访了“敌工部”②。贝特兰访问了几位战俘，看到了缴获的日军的各种各样的地图、军事报告、政治文件、日记和战利品。他发现八路军的感化政策是真实的，很多战俘可以无拘无束、真诚友好地与贝特兰交谈，还主动发表一些批评日本陆军省将领错误政策的评论。“他们所有人（战俘）都向我们保证中国人待人‘和善’。他们说话时态度诚恳感人。”贝特兰发现“日本士兵有一种复杂的恐惧心理（即所谓‘地震心理’——终日生活在自然灾害的威胁下的人们的心理）。”③所以士兵们总是在脖子上戴上各种精致的小盒、小包和护身符之类的东西，里面装有题字、为和平和佑护的祈祷文和佛祖的神像等，希望这些东西能够保佑他们平安。但是贝特兰发现小盒子的盖子总是被子弹打穿，日本士兵的精神寄托不攻自破。日本军队长期采取“三光”恐怖政策，使华北一个新的“人民军队”揭竿而起。现代化战争杀伤力最强的不是战争武器，而是操纵战争的人，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利用一切社会因素改造、教化这些参与战争和操纵战争的人。“‘这是我们比日本人强的最主要方面’，年轻的敌工部部长对贝特兰说：‘利用这些社会因素可能需要时间，但是这比许多机枪大炮都更有价值。'”④
贝特兰通过在延安的生活以及华北前线的战地采访，明白了一个事实，即阻止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民持续不断地抵抗斗争。日本人要想取得胜利，只有在中国人民放弃斗争的时候。在贝特兰看来，虽然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和痛苦，但是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和磨练，使中国人民形成了更加顽强的战斗精神，形成全民族同仇敌忾一致反抗侵略的热潮，这种进步力量足以使中国走向理想的自由民主共和国。而对于日本来说，梦想战胜中国人民的战争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中国人民的斗争已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已经在不断的探索中找到了通过持久抵抗而走向胜利的道路。
贝特兰曾任新西兰海外援助志愿组织负责人，他积极向“中国福利基金会”和路易·艾黎工业合作社提供物资和医疗人员等方面的援助。1941年，新西兰援华机构曾向工合捐赠新西兰绵羊150头，那群羊经加尔各答辗转运到西藏后神秘消失。1947年，贝特兰等人又运送了50头羊，终于经上海运达甘肃山丹，这群羊后已繁殖下来，成为中、新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
贝特兰的延安之行对于全面了解中共抗战实情具有重要意义。贝特兰在延安不仅考察了中共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还对边区的经济发展、军民关系以及教育现状进行了观察，从而对中共在边区的治理情况有了全面认识。作为第一个访问延安的英国人，贝特兰对边区的许多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英国人对于中共的认知。华北前线的活动更是让贝特兰见识了中共这支军事力量在抵抗日本侵略者方面的杰出贡献，这些观察和报道对中共的对外宣传是极为有利的，尤其通过毛泽东与贝特兰的谈话，中共希望通过这样的谈话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共为中华民族和人民利益而战的本质，这也是贝特兰延安之行对中国革命对外宣传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①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
① [英]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李述一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06页。
①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1933年派到江西苏维埃来的军事顾问。由于他的刻板和喜好增援难以防守固定阵地的偏执，给红军带来了沉重损失，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他被解除了一切军事指挥权。
② [英]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李述一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页。
① 朱纪华主编：《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
② [英]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眼中的中国抗战》，李述一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① [英]詹姆斯·贝特兰：《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回忆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6页。
① 刘 茜，（1921—1937）原名董秋月，山西定襄人。1935年在太原友仁中学学习接受了进步思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友仁中学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同时也是山西“牺盟会”会员。她经常以刘茜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短文，编写抗日宣传材料，号召人民群众抗日救国。卢沟桥事变后，她与其他7位同学跋涉千里于1937年8月7人到达延安。但不到两个月，就被黄克功枪杀。
② 黄克功，（1911—1937）江西南康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在二度赤水的娄山关之战中立有大功。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出任红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委员。1937年1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留校任学员队队长。
① [英]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林淡秋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159页。
② [英]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林淡秋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171页。
① [英]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李述一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页。
② 即由会说日语的学生和政工人员组成的一个特别宣传机构。
③ [英]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李述一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页。
④ [英]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李述一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