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初执教鞭
对于严独鹤来说，1907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前一年，钟爱他的祖母去世，接着父亲也病故了。亲人相继见背，家境困顿，他收拾起满腹浩瀚心事，放下东渡留学的念头，不得不俯身谋职，挑起大家庭生活的重担。为父亲办完葬礼后，他身穿灰色长袍，上身套洋布马褂，头戴瓜皮帽，站在广方言馆（其时已改名兵工学校）的院子里留影纪念。他双手交叉放在前边，眼神中透出几分迷茫，似乎是在沉思。背后的衬景是黑瓦粉墙的房子，几株桃花斜斜地刺过来，给这张沉闷的留影增添了一抹暖意。
严独鹤（右）（摄于1908年）
此后，严独鹤先任教于上海南区第一小学，继而又赴江西广信府（今上饶市）中学教英文。对于教师这个职业，他是喜欢的。尽管后来成了一名编辑，他还兼任过上海中华工业专门学校（1920年前后）、务本女子中学（1921年前后）、上海民治新闻学院（1929年前后）等校教师。后来还与朋友们一起创办了大经中学。他的心里，一直是有教师情结的。
辛亥革命后，他辞去江西教职回上海。他是一个孝子，回沪的主要原因是侍奉母亲。回沪后，先在兵工学校当了一年文牍员。1913年进中华书局任英文部编译员。中华书局于1912年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陆费逵也是浙江桐乡人，与严独鹤为同乡。
中华书局的创建是辛亥革命的产物，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主任的陆费逵与戴克敦、陈寅等，约请编辑人员秘密编写新教科书。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开业后，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与商务印书馆竞争。首先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以其国旗图案抢占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于是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中华书局成立之初于福州路东首租三间店面，又在福州路福惠里设立印刷所，不久迁河南路。1913年设编辑所。沈知方（芝芳）加入，陆费逵任局长（后称经理），沈知方为副局长（副经理），编辑所所长先后有：范源濂、戴克敦、陆费逵、舒新城等。随后，总公司迁至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其编辑所后移至东百老汇路88号。
进入中华书局后，严独鹤便显露出优秀编辑的潜质。他当过教师，英文又好，所以在编教材的时候，提出了不少绝妙的新点子。譬如提出举办中学生英语比赛，通过比赛找出语法错误、词汇不足等问题，以备编著新教材时借鉴。当时获得英语比赛第一名的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教育家林汉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汉达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严独鹤每次赴京公干，林汉达都要尽地主之谊。
在此前后，严独鹤也开始了文学创作。目前查到他问世最早的作品，为一篇针砭时弊的游戏文章《戏拟某女士致八大胡同妓女界书》，刊于1912年11月22日的《申报·自由谈》。不久，《申报·自由谈》又刊登其小品文《戒严！戒严！！》，同年12月6日连载他与李常觉合译的长篇小说《铁血男儿》。而1914年初，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床笫戒严》在《游戏杂志》上刊登。这些作品都是由他的好友王钝根编发的。
严独鹤在广方言馆进行了系统的英文学习，加上自身对于英语的热爱，他的英语水平在当时处于较高的水平。他在中华书局英文部当编译员，编辑英汉辞典及英文教科书，自然得心应手。后来他虽离开了中华书局，但与之关系一直未断，一直兼职到1917年方才辞去职务。1915年至1916年间，他为中华书局发行的由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杂志》译过不少时政文章，如《列强海军力之比较》《白宫中之美国总统威尔逊》等。他与陆费执合编的《中华汉英大辞典》成为中华书局成立105周年的105种代表性书籍之一。他还和严畹滋、谢福生合编《评注全国学生英文成绩大观甲级：大学之部》（世界书局）。严独鹤翻译的小说，以与程小青、周瘦鹃等10人用文言文合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最为出色。该书由中华书局1916年4月初版，重版20多次。其中《失马得马》《午夜枪声》《火中秘计》《荒村轮影》等篇目广受好评。虽然1916年出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全部是文言文，然而在严独鹤等人的翻译技巧与文学功底的基础上，这些文言文语句简洁、顺畅，又独具文言韵味，深受读者欢迎。可以说，在翻译外国作品的过程中，严独鹤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西方文学的表现手法，在设置悬念、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尤为突出，这为他的小说创作奠定了一定的文学基础。另外，在翻译《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的过程中，独鹤深受梁启超观念的影响，寓教育于小说。他认为：“福尔摩斯侦探案，侦探学中一大好之教科书也。”严独鹤崇仰“私家侦探”，而且将这种新的私家侦探比作古之游侠，并主张成立“侦探学”。正是他早期翻译侦探小说的特殊经历，形成了他小说创作中追求悬念、崇尚侠义的基调。
《中华汉英大辞典》（中华书局1930年版）
严独鹤在中华书局，应该是得到了沈知方的赏识，所以后来沈知方离开中华书局创办世界书局后，还延揽严独鹤兼任世界书局英文部主任及所属《红杂志》和《红玫瑰》的主编。应该说，严独鹤对中华书局的环境还是满意的，觉得那里比较自由。他曾回忆道：“时海上小说杂志方盛行，予于公余，辄为谐文小说，寄各杂志社，特借兹遣兴而已，初不欲以卖文为活也。”直到有一天，中华书局英文部的同事汪伯奇跟他说了一件事，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