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进《新闻报》

鸦片战争后，上海作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自1846年起，租界占地面积逐渐增至6.4万余亩，人口激增至数十万，上海迅速取代广州、香港，成为中外贸易的枢纽和全国工商业中心。外国人还在租界出版了一大批报刊，使上海成为中国近代报业的中心。

《新闻报》创刊于清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1893年2月17日）。初期由中外商人合资兴办，共同组织公司经营。光绪廿五年（1899），股权为美国人福开森（John. C. Ferguson）购得，旋聘汪汉溪为总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组为公司，向港英政府注册。福开森任总董，朱葆三、何丹书、苏宝森等为华人董事。

汪汉溪（1874—1924），字龙标，婺源人（今属江西），早年肄业于上海梅溪书院，任南洋公学庶务时，因其“为人年少方谨，举止沉静，不善辞令，而气体充实，神色可亲，乐于任事而不知疲”，为监院（今常务副校长或教务长）福开森看中，复由该校监督何梅生举荐，便委以《新闻报》报馆总理之重任。汪氏“遂决意永弃仕途，致力报界，以启沦民智，代表舆论，厘定章法，匡救时艰为己任”。并以20多年如一日的苦心经营，艰苦奋斗，终使《新闻报》迭创奇迹，不仅实现经济自立，并且赶超《申报》，成为民国时期发行量第一的大报。汪氏本人也与《申报》史量才、《时报》狄楚青及《新申报》席子佩，并称为上海报界“四大金刚”。

汪汉溪经营《新闻报》的时候，无论在编辑发行还是广告方面，成绩都很突出。初时，广告岁收入万余元，不久就岁收百万元。该报经济力量雄厚，1908年在山东路与河南路间的汉口路，购地自造四层楼洋房，于1909年落成。1914年7月15日起，为适应日益上升的发行量，并使编辑部能延展国内外新闻的截稿时间，《新闻报》报馆将原来的平版单面印报机报废，改用新购的双层卷筒轮转机，每小时可印7000份报，这是中国报业采用的第一台新进机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汪汉溪考虑北欧卷筒纸来源有中断之虞，便将报馆地基、房屋、机器等固定资产及纸张、油墨等存货向中国通商银行作抵押贷款，订购了6年用量的卷筒报纸和其他必需物料。此后数年收入悉数偿还贷款，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新闻报》历经4年，纸张无虞，还清贷款，收回抵押品。不能不说汪汉溪经营有方。

与此同时，报纸也需要相应扩充版面，报馆亟待引进新人。而严独鹤正是在这样的重要时期，由汪汉溪之子汪伯奇介绍而被延入《新闻报》报馆的。严独鹤后来在《十年感旧录》里，回忆了当初进《新闻报》的经过：

先是予与先生哲嗣伯奇兄共事于中华书局之英文部，时海上小说杂志方盛行，予于公余，辄为谐文小说，寄各杂志社，特借兹遣兴而已，初不欲以卖文为活也。一日，伯奇忽转述先生意，云馆中主编文艺者，已以事离职，欲以斯席相委。予踌躇未即答，伯奇又谓，先生颇思与予一语，姑俟相见后再商榷可也。予诺之，即夕偕伯奇谒先生，是为予识先生之始。予初意此为第一次之访谒，即接谈亦必无多语，而先生乃一见如故，即殷殷以编辑事相委。且云如欲扩充篇幅，或更易体例，一切听君而行，尔时本馆文艺栏，颜为“庄谐丛录”。先生虑此称不甚引人注意，谓须别易一名，予略加思索，即以“快活林”对。先生为首肯，即顾伯奇，令导予入编辑室治事。翌日，“快活林”遂出现于本馆。

仔细分析这段回忆，可发现以下几点。

其一，严独鹤与汪伯奇是中华书局英文部的同事及文友；其二，严独鹤因工作之余在流行的小说杂志上创作文学作品而名噪一时；其三，汪伯奇是受其父汪汉溪的委托，来请严独鹤任《新闻报》“文艺栏”（副刊）编辑的；其四，原先的栏（刊）名“庄谐丛录”汪汉溪并不满意，严独鹤当场拟名“快活林”，得到汪汉溪的赏识。

“庄谐丛录”的编辑是张丹斧，据郑逸梅先生说撤换他的原因是张“有点名士才气，不为汪（汉溪）所喜”，汪借口“不敢有屈俯就”，把张辞退。而汪汉溪不喜欢张丹斧所编副刊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由于“庄谐丛录”的“名士风”使其受众面过于狭窄，与《新闻报》定位于市民和工商业者的目标不一致，限制了报纸的销路。加之张在该刊上写小说《拆白党》，内容不够正派，外界来函诘责，这也促使汪下决心另觅新人。严独鹤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匆匆进入《新闻报》报馆。从此，他就开始做副刊的园丁，把其所种植的一排排树名之曰“快活林”。

严独鹤进《新闻报》后，汪汉溪对他十分信任。汪汉溪的办报宗旨是所谓“经济自立，无党无偏”，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令所有与之接触者都抱持之印象。至于福开森的办报思想，标榜为“对于言论方面，是力主公正；对于新闻报道方面，是力求翔实”。然而在报馆的其他员工眼中，事实却远非如此。如据1921年进入《新闻报》报馆工作的余靖在《三十年报界见闻》一文中所称，福开森与汪汉溪两个人的关系十分微妙，“外亲内忌，貌合神离”。

严独鹤曾披露其记忆中与汪汉溪的一次铭记在心的交往史：

洪宪帝制时代，威焰方炽，全国骚然，先生乃语予，谓：“本报号称舆论中心，值此时局，逐日所刊评论，愈为外间所重视。今者新评一已有浩然主之，吾意将以新评二属君，君其毋辞。”予以执笔为政论，或多拘束，非若谐著小说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可以任意为之，因逊谢不遑。先生遽正色曰：“君勿误为此中或有困难也。本报宗旨，无党无偏，凡属同人，皆有极端之言论自由，君第试为之，日久当知吾言之不谬矣。”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称帝，此前早已放出消息，引发舆论持续热议。值此多事之秋，汪汉溪特地鼓励原先从不写政论的严独鹤也来写时事评论，且任由其如何评说，给予“极端之言论自由”，足见对他的倚重。于是从1915年11月17日起，严独鹤便以“知我”的笔名，在《新闻报》上撰写“新评二”。（此处“新评”，类似《时报》评论栏“时评”，兼有“最新评论”之意，又为“《新闻报》评论”略称，语带双关。）

然而在日后的执行过程中，却发生了争端。据严独鹤后来披露，“当袁世凯称帝时，《新闻报》的评论和副刊上所刊登的小品文，对于洪宪王朝都加以抨击或讥刺，在这一点上并未听到福开森方面有何反响”，不久编辑部有3人“一夕之间，连带辞职”。后来听说“辞职的原因，是为了有些反对帝制和攻击袁世凯的新闻，已经发排，都被抽去了，未曾见报，所以愤不能平”。又如1918年某日，严独鹤因发短评，在言辞间讥讽了新上任的总统徐世昌，竟引起福开森责难。他特意从北平写信给汪汉溪，给严扣上“侮辱元首”的帽子。两件事发生时，福开森正担任总统府顾问，可见他口中的“言论公正”是留有余地的。反观汪汉溪，则更倾向于给他所信任的人更多施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