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快活林”创刊

1914年8月15日，严独鹤赴《新闻报》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快活林”创刊。让人感觉特别的是，“快活林”创刊的当天并没有发刊词，甚至稿件内容及文体都与前一天的“庄谐丛录”所差无几。这或许由于稿件前一天已经排好版了。但细心的读者还是从刊头图上看出一些变化。“庄谐丛录”刊头图中的两个人是古装打扮，童子扛着刊名在前面走，老夫子在后面托着，二者朝着同一方向；“快活林”刊头图里两个人着的是当下的服装，且都是光头，二者面对面，都用同一个手指指向刊名，成对称状，表情滑稽。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两个副刊的实质性变化：“快活林”不再像“庄谐丛录”那样充满夫子气，而是通俗、活泼的样式，体现其贴近市民读者的新风格。从“庄谐丛录”到“快活林”的转变，是《新闻报》副刊具有现代意味的一次转型。这标志着新的副刊内容会全面通俗化，融入市民社会，说明此时的《新闻报》已经充分认识到要争取最大多数的市民读者，也就是严独鹤后来界定的“大众”，这对于报纸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到了8月16日，“快活林”内容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连载小说《血泊鸳盟传奇》继续刊载外，所有栏目名称全部换样，由此也证实了“昨天的版面是先前排好版而来不及更换，只好先更易刊头”这一推想。“庄谐丛录”各栏目不是固定的，往往因文而设栏名。而自8月16日起，“快活林”上的栏目基本上固定了下来，如“谐著”“小说”“笔记”等，严独鹤以明确的体裁界定发表其上的内容，使得整个版面眉目比“庄谐丛录”清楚得多。在这一天，严独鹤写了《本报启事》，向读者宣布了“快活林”的风格。

本报“庄谐丛录”现更名“快活林”，特改良体裁，精选材料，以副阅者诸君之望。倘蒙海内文豪不我遐弃，投赠大著，无论谐著、小说、笔记、译丛，一例欢迎，所有投稿简章如左：

（一）来稿一经登录，分五等酬赠：（甲）每千字五元，（乙）每千字四元，（丙）每千字三元，（丁）每千字二元，（戊）每千字一元。

（二）来稿以趣味浓厚、笔意新颖者为合格。

（三）投稿者请书明真姓名及详细住址，以便通讯。

（四）抄袭家幸毋惠顾，如果意存尝试，一经察出，必予以名誉上相当之惩戒。

在这一启事中，严独鹤明确了“快活林”上发表的四类体裁——“谐著”“小说”“笔记”“译丛”，而在选稿标准上，则以“趣味浓厚、笔意新颖”为依据，从这两方面足以看出“快活林”完全改变了原来“庄谐丛录”的受众面过于“狭窄”的局限。

“快活林”与“庄谐丛录”比起来，发表于其上的“谐著”摒弃了先前的游戏态度，在“游戏”的形式下，注入了对政治和时事的现实关注，上至宇宙洪荒，下至昆虫之微。在追求趣味性的同时，兼顾了时代性。

除了“谐著”, “小说”是严独鹤颇为重视的一栏，因为他自身便是小说家。最初多登载中短篇，一般会在各小说篇目前注明类别，如“警世小说”“讽世小说”“复仇小说”“滑稽神鬼小说”“侠情小说”等，后来开始较多地连载长篇小说。

“快活林”创刊之时，严独鹤就在版面上征求画稿：

插画一门寓庄于谐，以思想高超、意味隽永者为上乘。本馆特悬赏征求此项画稿……（征求画稿）

“快活林”的版面中心，每期都有一张漫画，作者为马星驰、丁悚等。内容经常喻指时事，讽刺军阀政客。如1917年11月29日，标题为《请看新登台之角色》，讽刺新内阁；1918年3月30日《排解纠纷之财神》，指出南北纠纷全依靠财神来调解，可谓一语点破军阀混战争权夺利的本质。

此外，“快活林”还辟有“秘史”“趣闻”等栏目，“趣闻”有不少篇章与当时的一些新闻事件相联系，比较接近新闻报道。

严独鹤的办刊初衷是想给读者带来快乐，但自“快活林”面世后，天灾人祸，相逼而来，遂使大地无干净之土，环球成血战之场。神州陆沉，众生历劫，抚今思昔，无限辛酸。何乐之有？尽管他想为读者辟一埋愁之地，但面对现实，想苦中作乐，谈何容易。

严独鹤将“庄谐丛录”改为“快活林”后，开始并没有设“谈话”这一栏，那时的言论性专栏名为“谐著”，与过去的“庄谐丛录”保持了一定的连贯性，也寓有“快活”的含义，让人“轻松地阅读”的意思。而且不是他一人所写，大多由他的通俗文学作家朋友执笔，这也说明，这个圈子里关心时政与民生的还大有人在。用“谐著”当然是想用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用他们能理解的社会话语去表达报人的观点，也即贯彻他的办副刊要“颇取通俗，求适于群众”的理念。那就需要与一般给知识分子所看的杂感的风格有所不同。但“谐著”也绝不会谐到“化屠户的凶残为一笑”的程度，而是实践自己的宗旨：“浅薄无味或鄙俚不可卒读者，亦概不阑人，冀其俗不伤雅也。”严独鹤的“谈话”专栏的开辟，则是始于五四时期，说得精确一点儿是从1919年6月6日“创始”的。就他担任《新闻报》副刊主编后所遇到的国家大事而言，其中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简直是一场场政治“闹剧”，对付它们只能是嬉笑怒骂、辛辣讽刺。因此，用“谐著”作为专栏是相当匹配的。但五四运动在严独鹤看来是一次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因此对付帝国主义就应该义正词严，于是，他就改“谐著”为“谈话”专栏，以此来唤醒民众。

严独鹤主编“快活林”伊始，最先遇到的是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从“袁记”的筹安会成立发表宣言起，“谐著”栏就针对这篇宣言“倒行逆施”的荒谬言论进行了辛辣的讥刺。这份筹安会的宣言是拾了一个美国某博士的“牙慧”，说什么：“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美国不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它因实行民主制而飞速发展。美国某博士倒应该先到美国去宣传，在美国先实行君主制而取得更大的成功，然后再到中国来指手画脚，这才有说服力。可是筹安会的头头杨度却举起这样一个“破烂法宝”，作为宣言立论的根据，使全国舆论哗然。因此，“谐著”发表了程瞻庐的讽刺文章《拟筹安会征求大手笔启》，文中说：“鉴于是前宣言书之为世诟病”, “故劝进表一通，尚在迟回审慎之中”，现在筹安会非得征求一位大手笔来重写宣言书，“酬润不惜从丰……并于将来君主登极时，代为奏请颁给头等宝星以示优异”。这篇嘲讽的文章是彻底否定筹安会的第一炮。可是筹安六君子还来不及争功斗宠，半路里又杀出一彪人马，梁士诒不甘筹安六君子拔了头筹，他知道这些书生以号召进行“学理讨论”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他想出的办法更直接，发起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动员各界各地通电或在京向参政院请愿，以强奸民意的方法要求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一致拥戴袁世凯称帝。于是拼凑了各种名目的请愿团，除各省或各大行业的请愿联合会外，还专门组织了妇女请愿团，更异想天开的是还有“乞丐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等，简直近于戏谑；“快活林”中也在“谐著”栏一一以戏谑回敬。严独鹤在《妇女请愿之利益》一文中写道，一旦帝制复辟，妇女就有做“后妃之希望”, “即下焉者亦可以为宫嫔、为秀女”；国体变更，男子可以封王晋爵，女子的“诰命之封，亦必恢复”；过去女子有要求参政者，倡议北伐者，闹得大人先生头痛，“现在能凑趣，能为此媚，在大人先生中恢复了女子之名誉”……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为了做太子，还组织了一套班子，天天印一批假报纸，专供袁世凯一人观看，以伪造全国“民意”一致呼吁改变国体，以迎合袁世凯皇帝梦的急切心态。明明“快活林”天天声讨，可是袁氏看到的《新闻报》却是一片拥戴声，致使袁世凯竟对他儿子袁克文说，严独鹤此人真是不错。

至于张勋复辟，在《新闻报》“快活林”上也将张勋及其辫子兵的嗜血本质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张勋是7月1日进北京的，而“谐著”在6月1日就关注他的动向。纷纷用杂感与漫画为武器声讨张勋。“拾尘”在《送蚌将军归蚌埠序》中就发出警示，而严独鹤在文章后面以编者身份加了注释：“据近日情势，则蚌将军率虾兵蟹将，兴妖作怪矣。武人横行，中原多故，鹬蚌相争，尚不知呈何结果也。”张勋原驻军徐蚌，所谓蚌将军横行，就是指他正在蠢蠢欲动了。7月1日张勋进入北京，瞻庐的“谐著”《烦恼着唐三藏》中说，唐僧徒弟猪八戒的一条豚尾不翼而飞：“豚尾已在北京城中，惹出奇祸，将一座金碧辉煌之罗汉堂，闹得落花流水，八百罗汉，立时星散。于是师徒聚议捕捉豚尾精之法，志在实行，至豚尾之运命如何，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诸君毋躁，徐听最后之尾声可也。”而到7月8日，虽然复辟势力还有挣扎，但全国已一致声讨，大势已去。那天正值中国旧时的所谓“分龙日”, “天台山农”发表《分龙日之分龙说》，文中说道，文武圣人（按文圣指康有为，武圣张大帅）实行复辟，五色国旗，无端销灭，共和推翻，皇帝出现，亲皇郡王，开气蟒袍，浑身煊赫，辟既复矣，宗社党，保皇党，附龙攀凤，龙运复交。但到了今天分龙之日，转瞬将打龙袍，人民痛饮黄龙之酒，皇帝复蹈祖龙之辙，神龙见首不见尾了。实际上就预示着复辟已现必败之征。张勋复辟失败后，在两个荷兰人的护送下逃往荷兰使馆，托庇外人，“快活林”上刊登了马星驰画的一幅漫画，画面上一个汽水瓶（这时汽水俗称荷兰水），那翎顶辉煌的张勋，躲在瓶中，一根大辫子翘出瓶外，丑态百出，引人发笑。

五四运动爆发，严独鹤的“快活林”同声呼应。6月3日上海爆发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严独鹤于6月6日发表的第一篇“谈话”是《同胞听者》:“对于日人说，我们虽然抵制他，却须举动文明，万万不可和他们发生冲突……就是要坚决到底，万勿暴动，请诸君牢牢记着。”6月7日严独鹤的《留心假冒》说得更明白：“本市商家罢市，秩序仍旧丝毫不乱；爱国学生，并且各人佩着布带，执着小旗，都写着‘万勿暴动’的字样，帮同街警，维持秩序……都道有某国人扮着中国学生装束，在路上故意吵闹殴打，或是抛砖掷石……简直是要借此肇事，嫁祸于学生。”既要坚决抵制，抵制到底，又要文明抵制，他的文章始终关注将民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路径上去。

从6月8日起，“快活林”修改刊头，不再像过去以美貌少女和花花草草为背景图案，而是绘出一幅革命女青年当众演讲、身边观众围观拥护的画面。在女青年背后、位于刊头最醒目的地方，写着四个大字：“救国雪耻”。这四个字取代了以往“快活林”三字所占的位置，而“快活林”三字现在用小号字排出，极不起眼。1919年6月25日，“快活林”又提出了“协力抵制”四字口号，将“救国雪耻”这一号召进一步具体化了。自此之后，“救国雪耻”与“协力抵制”两大口号一直在刊头中交替出现，位于“快活林”三字之上，处于刊头最显眼的位置，一直坚持到1920年5月7日。

与刊头相配合，从1919年6月到1920年5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尤其是在1919年6月间，“快活林”大量刊出反映各地学生、工商界运动的报道，介绍这次运动中各阶层人士的表现，各个栏目与前一时期相比都有了较大变化，表现出较为进步的倾向，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不再抱着游戏的态度，大作言之无物的滑稽文章，或纯粹以猎奇猎艳为目的，津津乐道于各种丑闻秘史，而是及时反映运动热潮，实录各地事态发展过程，并根据现实问题提建议、发议论。如1919年6月10日和6月11日、13日的“谐著”栏中，分别刊登了《罢市风潮新开篇》《救国十人团赋（以抵制日货坚持到底为韵）》《抵制新开篇》，以古文的形式，对罢市行动予以肯定，对抵制日货、拥护国货加以宣扬。这种趣味上的较大变化，是值得重视的。而“漫画”栏目先后刊发了《上海之现象》（1919年6月6日），反映“学界之号呼奔走”“农工界之观感”“商界之崛起”——全以“救国”为取向；《势不两立》（1919年6月10日），指出工、商、学界与卖国贼政界势如水火、不可并立；《最近之花花世界》（1919年6月11日），描绘了“秉国者、卖国者、享国者、救国者、误国者和忧国者”的各种心态和动向，入木三分，可谓精彩。

集中反映这一时期“快活林”进步倾向的，就是“谈话”栏目。继《同胞听者》之后，“谈话”栏目接连推出了《留心假冒》（1919年6月7日）、《这不是起哄的事》（1919年6月8日），指出罢市是很严肃的事情，也是逼于无奈的举动，国人自己应该严肃对待，提醒大家注意可能有外国人扮作学生、在街上故意吵闹扰乱社会治安等；当罢工、罢市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推出了《莫把抵制二字冷落了》（1919年6月12日）和《莫减轻了救国热度》（1919年6月13日），号召全国同胞要用“一种永久坚定的精神”，把抵制日货坚持下去，并提醒说“外交依然失败”“救国方法必须着实进行”，绝不能满足于一时兴起和微不足道的小成果，而把救国的责任渐渐淡忘了。其中于6月10日刊发的严独鹤的《敬告爱国商人》和《敬告爱国工人》之文，比较清晰地反映了他的立场和态度。文中首先肯定“诸公”的爱国热情很令人钦佩，继而提出：商业方面，有几个问题甚需“慎重考虑”，比如金融机关停业，“市面就非常危险”，而居民日用品交易本是“不可一日或缺的”，所以“自当通融办理，万不能永久停滞”；工业方面，工人罢工就没有工资，“生计上恐怕难以维持”，而且闲散人员增多，不利于地方秩序的安定，更重要的是，抵制日货正需要制造国货为补充，罢工无异于“自绝希望”。最后得出结论：“我们此刻反对他人，需要拣那足以抵制他人的地方，着力做去。倘若他人未必受损，自己反倒吃苦，这是断断犯不着的。”可见严独鹤基本是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说话，对于罢工、罢市这一现实问题，分析利弊、权衡得失，就事论事、不尚空谈。这也正是“快活林”中“谈话”栏目的特点之一。

1923年的曹锟贿选总统，又是政坛上的一次丑态百出的大闹剧。对于这次丑剧，“快活林”几乎每天一文进行“日志式”的揭露。从1923年5月至11月，关涉的文章竟有134篇之多。1923年6月，保定曹锟用武力将总统黎元洪赶下台，黎就到天津去另立门户，拉走了一批议员，于是曹锟为了拉足议会的法定人数，几番讲价，最后商定5000元一票的价格，因此，史称这批议员为“猪仔议员”。这笔巨款，曹锟是不肯自掏腰包的，于是就到各地去敲诈捧他上台的督军和政客们交“政治献金”。严独鹤在8月23日发表的《总统与蟹》一文中写道：“在中国要做总统，也非横行不可。蟹肚中满满的贮着黄白物。在中国要做总统，更非先储着许多黄白物不能成功。照这样说，蟹和总统，简直可算同类。”当曹锟与“猪仔们”讲定价钱之后，又为付款的方式发生了分歧：如曹锟先开出支票，“猪仔们”怕他事后不兑现；而要曹锟付现金，曹锟又怕议员拿了钱就逃脱，因为天津方面对不参选的议员答应付每人8000元；曹锟说先付可以，将钱存在银行里，选了再取款；“猪仔们”怕银行靠不住，说先请律师来公证，议员又怕请的是滑头律师……最后严独鹤提了两个办法，供双方议决：一、保方先付款，然后将议员监禁起来，到选举时由军警押到会场监督投票；二、议员先投票，然后登报声明，新总统必先付清款项，选举才正式生效。请他们二选其一，然后载入宪法中。如此就万无一失。这种讽刺挖苦，真是到了极致。而在10月11日，严独鹤发表《五千身价八千小货》一文，说10月5日选举那天，有的议员先到天津拿了绝不参选的8000元，然后躲进北京的妓院，串通警察去抓他们后押进会场，再去领曹锟的5000元。万一警察漏抓，一些议员一定会大呼“快来捉我”!10月12日的《奇形怪状》一文中又揭露军警当天的确是坐了汽车到处抓议员，会场外还扎营房架机枪；生病的议员被用担架抬入会场，会场还特设病房；会场的墙上还开洞，洞中架有烟枪，以便让瘾君子“猪仔”轮流过瘾；还有戴铜盔的消防队员站在场内四周，还将会场大门紧锁。终于凑足了法定人数，贿选大功告成。由于像“快活林”这样的“日志式”的排炮般的揭露，从此，北洋军阀的政府被老百姓视为“狗彘”。从袁世凯做总统至北伐胜利的十三四年中，在他们内部“狗咬狗”式的争斗中，竟换了13届总统和46个内阁。

在1926年的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中，严独鹤也在“谈话”栏目表示了其愤慨的心情。在《特设国女监》一文中，他愤怒出声：“最可怪的，是当局处置这些女学生，竟和对待罪犯一般，临时雇用女仆，驱逐学生出校。这已经是很可笑的事；而尤其奇怪的，是段执政还说，学生如此抗拒，便收入女监。”于是舆论哗然。严独鹤还抓住段干木（段祺瑞）是个茹素念佛的人，在3月25日发表《善哉善哉》一文加以声讨：“干木本来是一心念佛的，当然应该慈悲为本，不料这回却忽然……大开杀戒，真是罪过。开了杀戒之后，又忽然要哀悼，这简直是猫哭老鼠了；不但哀悼，又忽然要善后。我想既善后，前何必恶，况且别的可以善后，这死者不可复生，又何必善其后呢？……或者请干木先生自己出来捻着佛珠，合掌当胸，念几声善哉善哉。”这种言论的核心与鲁迅对女师大学潮和《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的态度是一致的。

“快活林”贴近现实，关心民众，娓娓道来，入情入理。1929年上海发生脑脊髓炎疫情，有人不愿意戴口罩，严独鹤写了篇《最时髦的春装——一个黑口罩》（1929年4月13日“快活林”），劝诫道：“戴口罩是为卫生起见，以生命和雅观两件事比较起来，到底哪一件事更来得重要呢？”诚哉斯言。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快活林”创刊以来的主要特色和独特性，就会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与其主编严独鹤的个人特质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快活林”不遗余力地追求“趣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严独鹤坚信有必要为苦难中的百姓带来“快活”；比如“快活林”能够长期在小说连载方面独占鳌头，直接得益于严独鹤对流行趋势和小说家们所具有的灵敏而准确的眼光。“谈话”是严独鹤的个人专栏，是他的认识和感想流露的场所，也是他和读者交流的桥梁，这个栏目素来受到读者的欢迎。1929年有段时间，“谈话”栏目时有时无，不久恢复每日一篇，此中缘由，严独鹤在1929年6月22日《回家以后（二）》中解释得很清楚：

……我在未北上以前，曾发表过一种意见，说谈话不必天天做，但须找着略妙的题目，可以着笔的就做。我所以有此表示，倒也并非为躲懒，实因不愿意再做无意味的谈话，和过于伤时的谈话。可是我的意见发表之后，就接着阅者许多来信，要求我重做谈话，并且还是要天天做。此次归来，本馆的当事者也催我从速恢复谈话。我为尊重阅者的意旨起见，自然不能不做，可是一方面仍依照前言不一定天天做，遇到了实在无话可谈的时候，只好不谈。关于这一层，希望阅者诸君给我一点自由，不要再将谈话定为一种日常功课来催促我。

从中可见严独鹤对“谈话”栏目严肃认真的态度和读者对“谈话”栏目喜爱依赖的程度。“谈话”可说是“快活林”最吸引读者的名牌栏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