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000年
异常的气候与变革的艺术
距离肖维岩洞（阿尔代什省）和尼奥岩洞（阿列日省）这些地下杰作，已过去近两万年。壁画不再对动物进行描绘。后来，在欧洲东南部岩洞的壁画中，也不再表现那个常见的或写实或虚幻的斗兽者，那些难以琢磨的几何符号也一并消失了。作为描绘岩洞艺术的尾声，本章的标题标注了一个明确的日期。但事实上，这些浩如烟海的符号是逐步消亡的，这一过程可能在公元前12026至公元前12015年间，也可能在公元前12198至公元前11874年间，估算的误差为前后两百年。虽然在这些时间段内，碳14并没有精确的数值，但也远没有如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肖维岩洞那般，在估算时产生了数千年的误差。因此，虽然本文想要更精确地定位时间节点，但有时却苦于没有可以把握的历史事件。我希望与许多关注考古学和史前史的史学家一样，采用一种“古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使我的历史学抱负能够与这些不精确的时间节点相契合。
为了融化史前史这个假想的大冰块，我们才采取这种研究方法。但人们却常以迂腐嘲弄的眼光来看待它，一如人们在中世纪所做的那样——当时，人们对恐龙生存年代的认识是错误的（这个形容词还是太轻了，起码有着6000万年的误差），对于猛犸象亦是如此（对猛犸象生存年代的定位更精准一些，但并没能贯穿整个史前史，因为猛犸象在距今13000年前便离开欧洲）。人们认为，史前人定是拿着短粗的木棒（未曾被发现），妇女定是遭到粗暴对待（正是如此）。这些成见使我们在面对他者，即曾经的我们时变得狂妄自大。如今，这份自大在当今博物馆里那些蓬头垢面的史前人模型，即人类动物园的平滑假人上得以体现。这样的狂妄是一种没落的观念和历史的短视，而这种没落的幻想总是获得周期性的认可。本章的标题就是对这种自命不凡的嘲弄。“在人们的印象中，史前人瘦弱矮小，顶着个大脑袋。可这样的形象完全配不上骄傲的克罗马农人”，一位考古学家在1995年由乔治·杜比主编的《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中如此写道。他描述的正是本章所关注的时期，以及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类。同样，因史前考古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一些学科的构建者脑海中满是与这门学科不相称的空想。他们认为，史前史或静止不变，或线性上升，或在所谓的顶峰与低谷之间来回交替，而这些种种想法都与人种学的假想混杂在一起。
但是，为了使古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在实行这一方法时，我们要明白，我们对于年代的估算是不精确的，并且我们只有考古学领域的原始资料。那些小小的鹅卵石，首次出现在阿齐尔岩洞中（阿列日省），上面的圆点和线条有的是刻上去的，有的是用赭石画去上的。在岩洞壁画消亡数百年之后，这些鹅卵石就出现了。尽管被定性为“艺术品”，这些鹅卵石依旧体现出一种种族中心主义。这些溪边的鹅卵石，在坎塔布里地区到法国东部的这片区域内十分常见。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石头上都带有各式各样的符号，虽然我们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我们只知道，这些刻在鹅卵石上的符号从前出现过，因此，它们不是用于扣除日期的符号。这些鹅卵石属于“阿齐尔文化”（azilien）——该名称既指一段历史时期，又指一种广博的文化思潮——显然，该文化没有文字的记载。但当我们极力想要推翻那句“光明来自东方”（“Ex oriente lux”）的格言时，我们却不是这样想的。格罗泽尔（Glozel）其他的一些文章，那些操着印欧语系语言的人们，以及那些看上去更加微不足道的早期欧洲农业理论都为这句格言提供了支撑。如今我们居住的菲尼斯泰尔地区也曾数次向近东求援。但这两种说法都同样令人难以接受。向近东求援的事件也是在此地发生的，但发生的时间不同。在这一层面上，全球化的进程很早就开始了，因为人类向世界各地的迁徙从未停歇过。
尼奥岩洞中的动物图形更加久远，岩洞中的“黑色画廊”有着大教堂般的规格。但这些相貌平平的鹅卵石与尼奥岩洞毫不相关。人们因此而产生一种陈旧的观念，认为肖维岩洞和尼奥岩洞的象征图形在约公元前12000年时退化了。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在最后一个冰川周期的尾声，同时发生了这场意识形态的变革和气候的急剧回暖。后者伴随着一种深刻的变化，猎物从此开始变得随处可见。我们还观察到，在这一时期，人类的谋生活动和狩猎采集者所使用的技巧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法国也结束了存在两万多年的驯鹿文明，该文明紧密贴合草原景观和其中的代表性动物。猎人们逃到法国北部地区，并在此安顿下来，而在法国南部，他们则将目标转向森林中的猎物。然而，这些事件不一定是同时发生的，因为每个事件发生的时间都会有几百年的误差。正是这种举步维艰在推动着古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当我们无法理清事件之间或是复杂的因果关系时，我们就在意识形态、经济以及环境的所有变化中构建模型。当然，其中也包括人口的变化，因为古遗传学刚刚发现，同时期发生了重大的人类迁移。阿兰·泰斯塔尔（Alain Testart）是少数几位关注公元前13000年这一时期的法国人类学家之一。他的解读为我们打开新的视角。他认为，人类社会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欧洲如此。这一变化表现为在游牧族群中，成员间的相互依附性减弱了。这一猜想以逆退式推理作为基础，将生活在最靠近那一时期的狩猎采集者作为研究的起点。但不幸的是，这种猜想在考古学上很难被考证，因为社会的变化难以通过化石留存下来，尤其是在该时期，雕塑在欧洲已经很少见了。
另一方面，自公元前约9000年起，狩猎采集者的数量开始大幅增长，与此同时，他们的技术和经济也发生非线性的变化。此时，第二次气候的强烈回暖发生了。至此，在欧洲历史分期中，我们所说的“中石器时代”（Mésolithique）就开始了。但实际上，在当时，人们采用多种方式来适应这个已不再严酷的环境，而这个特定的术语没有表现出这一点。有些人选择定居下来，由此形成大型的墓地。这些墓地分布在大西洋的部分沿海地区，尤其分布在公元前约6000年的布列塔尼地区。但同时，其他类型的游牧族群依旧存在着。
这种没有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定居模式，在其他时期及地区的狩猎采集者中也十分常见。自公元前12000年起，这种定居模式出现在日本和近东地区。4000年后，该模式出现在秘鲁；又过了一个世纪，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也出现这种定居模式。狩猎采集者的这些古老的定居模式可能还伴随着另一种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即财产的形成，尤其表现为物质资料的囤积。而在狩猎采集者晚期的定居族群中就存在此种表现。阿兰·泰斯塔尔认为，这个重大的变化比起“新石器时代”（Néolithique）这个农牧经济的开端，要更具变革性。在法国，还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新石器时代的布列塔尼地区，定居族群中已经形成社会分化。但我们已经强调过，古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实现起来是十分困难的。在考古学领域，也没有证据表明村落中已经出现财产的概念。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间，这些村落由近东经巴尔干地区引入种植谷物和饲养家畜的技术。自那时起，新石器时代的结构至少过了1000年才经由两条道路来到法国，又过了1000年，这两种经济结构才遍布整个法国。这段时期同样也是本土狩猎采集者的最后一段历史，因为其中一部分人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而另一部分人则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或与农耕者们一样，从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中获益，或承受着改变所带来的竞争——也许相当残酷。关于这一点，还有待考证。在人类的生活方式上，历史的轨迹依旧是千变万化的。在芬兰萨米，直到公元前17世纪，都还一直存在着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族群。总之，如果我们认为有些族群没能充分地“进入历史当中”，那么，其中也同样包含欧洲的族群！
我们很容易就会对历史学与史前学之间的划分加以利用。但这种观念在吕西安·费弗尔看来“非常可笑”。这种划分非常不稳定，因为我们依据的，时而是农业，时而是文字，时而又是在别处不时提到的人类活动与二者之间的联系。最近，当法国初中一年级的历史教学大纲删除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的历史——超过99%的世界历史都有涉及！——随后又删除有关早期农业的内容时，我们从中也看到人们的迟疑。所幸，新的教学大纲将这些内容又加了回来。这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在上文看到，“冰川时代”及其后面的时期，并不像我们从前认为的那般寒冷。所有人都应当了解这些严寒传说背后的故事。
鲍里斯·瓦朗坦（Boris Valentin）
附注：5800, 1610, 1816, 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