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7年
革命中的巴黎与欧洲
1357年，法国危难重重。与英国对抗了20年的战争蹂躏着它，黑死病让它流血，它还遭受了腓力四世（又称美男子腓力）3个儿子死后没有男性继承人的继承危机。卡佩王朝直系的断绝和瓦卢瓦家族的上位所导致的政治危机并未最终平息，因为王位并不缺乏觊觎者，无论是法国人查理·埃夫勒-纳瓦拉（Charles d'Évreux-Navarre）还是英国人爱德华三世。除此之外还有财政危机，法国国王们仅仅依靠他们的领主收入已不足以支撑起战争的财力所需。应该施行一种现代的财税制度，其中包含直接与间接的税收，就如同半个多世纪以来英国人实行的那样。为此，国王要与三级会议协商，其中有国王的主要封建诸侯、在俗教徒和教士以及王家城市的代表。这些人强烈反对国王的提议。巴黎的资产阶级在商人会长艾蒂安·马塞尔（Étienne Marcel）的带领下发动暴乱，他们并非拒绝缴纳贡税。保卫王国是一项神圣的使命，这有助于解除重税。然而巴黎的资产阶级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交换条件。首先，他们要求王室机构改革卡佩王朝的传统做法，即1254年圣路易颁布的大法令（la Grande Ordonnance）。这一法令在同时代人眼中是无法逾越的。另外，巴黎人提出更加具体的城市政治愿望。正如佛兰德斯地区的城市一样，巴黎是一个极其依赖自治的城市，它努力维护着自身特权，并加强对巴黎盆地的小城镇和农村的控制。
1355年至1358年间，三级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召开期间，瓦卢瓦王朝的反对者表达了意见。因为腓力六世（在位时间1328-1350）和之后的约翰二世（在位时间1350-1364）在对抗英国的战争中接连失败。1340年，法国人在斯鲁伊斯战役中丧失了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1346年，他们在克雷西会战中惨败。一年后，英国人取得了加莱，这确保了他们两个多世纪在大陆的滩头阵地。最后，在1356年普瓦捷一役中，约翰二世被俘获了。
这些灾难每一次都在削弱着君主制，君主制必须做出让步。1355年12月，三级会议允许国王征收一项新税，但是他们要求并获得了自己收税的权利。国王在普瓦捷被俘之后，王储查理不得不在所有要求前做出让步，这些要求来自对约翰二世专制的、混乱的、不得人心的君主统治最强烈的反对者。1357年3月3日的法令很大程度上受到艾蒂安·马塞尔及其支持者的启发，它为一个英式政府奠定了基石，其中，君主与三级议会共享权利，他们共同组成了王国的神秘主体。法令确认了议会的税收垄断。当议会代表进入了王室议会时，将设一个委员会负责净化君主制机构。
改革者政治计划的施行面临着不可逾越的阻碍。相比于向国王的收税官缴税，纳税者也不见得更乐意向三级会议的收税官缴税。反对税收制度的暴动在各处爆发，暴动受到约翰二世的鼓励。因为他担心在他缺位期间采取的这些措施会推迟与英国人的谈判，并且因此推迟他的释放。艾蒂安·马塞尔和他的支持者们变得激进起来。这位商人会长与纳瓦拉的查理结盟。当1358年6月在香槟地区和瓦卢瓦地区爆发扎克雷起义的时候，面对这些组织松散的农民群体，艾蒂安·马塞尔采取的是一种含糊不清的态度。推动农民揭竿而起的原因是士兵的暴力和贵族越来越高的要求，他们的军事失败使他们变得愈加贫困和失去信誉。最后，这位根特的资产家、想成为国王的人，艾蒂安·马塞尔遭受了和雅各布·凡·阿特维尔德（Jacques Van Artevelde）同样的命运。他被巴黎人刺杀了，因为他在1358年7月31日颁布的政策惹怒了这些人，同时一场可怕的镇压降临在这些“乡巴佬”（法国贵族对农民的蔑称）身上。在马塞尔和他的同伴们被杀死之后，查理王储才得以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巴黎。
1355年至1358年间发生的一系列复杂的政治事件，今天已完全被排除在国家历史文化之外，却长时间吸引着14世纪历史学家的迷恋。儒勒·米什莱将1357年3月3日的敕令看作是“法兰西第一项法令”。法国人第一次展现出他们摆脱君权控制的愿望。自那以后，历史学家们以更公正的方式来再现这些事件。三级会议只代表王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更不应该在这些王家城市的资产阶级身上寻找阶级意识，这些资产阶级主要隶属于统治整个政治游戏的贵族派别。如今，我们不再把三级会议视为一个拥有自己生命的有机机构。我们试图揭露争夺国王议会席位的不同权利网络，国王的重要职务和三级会议的拥护者。
我们还以一种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去分析君王与他的属臣们之间的体制对话。这番对话实际上是在一致性的基础上，根据一些微妙的方式进行的，其中任何意见分歧最终都会被否定。从真正意义上讲，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任何冲突都是不可想象的。中世纪的代表大会，无论是英国议会、伊比利亚王国议会还是日耳曼议会，亦或是法国的三级会议，它们都是王国共同体表现出来的特权之一。这些磋商只有一种结果：当臣民自发地答应君王的要求，通常是财税上的，作为交换，君王自然地要给予他们政治特权或是做出政治让步。双方表面看起来都彬彬有礼？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政治游戏里的所有主角们都心知肚明，没有政治共识，就没有好的统治。
然而，将1355年至1358年间发生的事件都限定为贵族派别间的简单冲突，或一切都是提前定好的老套政治惯例，这样的限定未免狭隘。人们的斗争会阻碍思想的辩论吗？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并且他们对于君主角色、权利界限、公共财产、团体权力或者税收合法性的思考，因表现出非凡的现代性而使我们大为赞叹。政治科学因此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权，在吸取了这场波及一个大陆的危机教训之后而变得更加丰富。
实际上，这些事件应该被置于欧洲视角之下。实际上，在同时间内，拉丁基督教的很大一部分受到了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困扰。自14世纪初期开始，受布料业衰落影响的佛兰德斯地区的城市，正在经历一场针对掌权的商人精英的起义浪潮。反动的政府建立起来，迅速被与瓦卢瓦王朝进行战争对抗的英国国王利用。1328年佛兰德斯海上起义刚被平息，1338年雅各布·凡·阿特维尔德就在根特夺取了政权并与英国国王联盟。1345年他被刺杀，但他的儿子腓力在1382年接任了父亲之位。
在此期间，欧洲经历了惨痛的灾难。1347年至1349年间的大瘟疫，吞噬了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大陆人口，使得欧洲经济秩序动荡不安。土地重新变得充裕并且劳动力缺乏。工资因此而暴涨，在14世纪与15世纪之交达到了顶峰，这个工资水平在之后的四五个世纪都没有再出现。基本上欧洲所有的掌权者都增发法令以控制物价和工资。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尽管这种环境对最贫穷者有利，但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整个欧洲的叛乱蔓延。当战争肆虐，旧的经济框架被打破时，如何从更高的工资中受益？
鼠疫之后，似乎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些知道如何受益的人有很多机会。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ontes de Canterbury）为一个旧世界的消失而哀叹——当然是理想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由勤劳的劳动者和严峻的骑士主导，他们清楚自身的社会和政治角色。故事集毫无顾忌地揭示土地所有者的崛起，他们使自身财产增值并把耕作者赶去饲养羊群，然后出口羊毛。我们因此说，羊在吃人。“当夏娃纺纱、亚当耕田时，绅士在哪呢？”罗拉德派的巡回教士在英国农村领导的叛乱被平息下来。1381年他们在伦敦地界上活动。国王理查二世在与他们和解了一段时间后，镇压了他们。与此同时，在佛罗伦萨，琼皮人（Ciompi），即纺织业的穷人，掌握着权力。
14世纪80年代，骚乱平息，革命浪潮也已退去。此外，革命浪潮仅仅只是存在过吗？当历史唯物主义在法国大学盛行时，我们在这场规模空前的一系列起义中看到了相关的起义，在经济萧条和社会不平等中找到了原因。所有这一切都存在，并且质疑经济和社会因素的至关重要性将是一种修正主义，旨在从历史学科中消除任何一般性理论。然而，如果巴黎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佛兰德斯城市起义的影响，我们显然不会谈到欧洲范围内由一个共同意识形态所带来的连贯的政治运动。
最后，在这场全面的人口、经济、社会和精神的危机中，出现了新的人，而不是新的世界。在佛罗伦萨和其他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一个新兴的精英阶级赶走了旧的阶级。经过几十年的相对政治开放之后，政府议会的大门又重新关了半个多世纪。欧洲君主制在考验中得以强化。法国国王甚至从他的臣民手中夺取同意征税的权利。三级会议只会在危机时刻为王室宣传服务并重新给予权力以合法地位。法国，换一个简单的说法，这个曾经人们不受约束的国度，这个自由人的国度，已经变成一个农奴的国家，听由他们君主的使唤，任凭君主的摆布。
阿马布勒·萨布隆·迪科拉伊（Amable Sablon du Corail）
附注：1347, 1789, 1848, 1871, 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