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7年
鼠疫击中法国
1894年，香港：瑞士裔法国医生亚历山大·耶尔森，受巴斯德研究所和法国政府之命，研究源于蒙古的鼠疫传染，该病已经在中国南方肆虐。他试图查明引发鼠疫的杆菌，其研究先于日本同行北里（Kitasato）。起初，北里将它称之为鼠疫巴氏杆菌，以此向路易·巴斯德（1822-1895）致敬，后来又更名为鼠疫耶尔森氏杆菌。4年之后，在卡拉奇，法国医生保罗-路易斯·西蒙德查明了老鼠身上的跳蚤在疾病传播中的作用。即使我们依然就人身上的跳蚤与老鼠身上的跳蚤分别在中世纪时期鼠疫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而争论不休，但古微生物学的进步却不容置疑：一些集体墓穴中的提取物——如位于蒙彼利埃的圣孔莫-埃-达米安公墓（Saints-Côme-et-Damien）和奥德省的圣劳伦-德-拉-卡布雷里斯村公墓（Aude，Saint-laurent-dela-cabrerisse）中的——表明，此鼠疫杆菌正是导致大流行病的传染元凶。这场病灾侵袭了14世纪中叶的法国，同时还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1347年至1352年间，这场疾病肆虐的方式有两种：春夏季表现为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冬季则更多表现为肺病（死亡率极高）。它大概夺走了三分之一居民的性命，甚至是一半的城市居民。正是由于这种高致死性（mortalitas）——当时的说法，自16世纪开始，我们习惯称它为黑死病或黑鼠疫。
黑鼠疫在法国境内既不是鼠疫杆菌第一次出现，也不是最后一次。公元6世纪中叶，被人称为“查士丁尼”（Justinien）的瘟疫曾经席卷地中海盆地：公元542年，被发现于君士坦丁堡，公元549年，在阿尔勒被发现。图尔的格列高利的《法兰克民族史》（Historia Francorum）中对此有所提及。1720年，病菌最后一次在马赛登陆，就藏在满载棉花捆的圣安托万号海船（Le Grand Saint-Antoine）上，该船恰从东方国家归来。病毒开始扩散到周边城市，接着是阿尔勒，最后于1722年消失在阿维尼翁。但是，1348年的法国和世界不像皇帝查士丁尼时期，也不像图尔主教时期的法兰克国家，更不像18世纪的世界和法国——人们在与黑死病的斗争中习得了一系列预防措施，例如检疫隔离和设立检疫站（1423年在威尼斯设立第一所，1526年在马赛又设立了一所），仅仅这些措施的进步，就使得病菌不再向普罗旺斯地区扩展。14世纪中期大流行病在法国的肆虐，与世界局势密不可分，更与当时的某种现象紧密相连。必须重提这种现象，才能了解为什么在3年内，鼠疫的流行一如“席卷所有承载之物的地毯”，这是伊本·赫勒敦的说法，他是1348年突尼斯市鼠疫的见证人。
黑死病世界，或者更恰当地说是旧世界，也就是不包括美洲、大洋洲、或许也不包括萨赫勒南部非洲内陆地区的世界。以上地区在这个时期仍脱离于世界上其余地区。就其波及的众多省份来说，黑死病世界是一个丰裕的世界。然而，气候条件恶化、粮食危机和再次爆发的战争导致数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这个最佳气候、最多人口的世界每况愈下。但是，这个世界的相互联系却比以往更为紧密，其中又一次囊括了中国。
正如安达卢西亚的伊本·卡蒂玛（Ibn Khatima）医生设想，中国不大可能是大流行病的发源地。专家们一直就三个可能的发源地而争论不休，即中亚（两万年前出现了鼠疫杆菌）、库尔德斯坦的山区和伏尔加河的低谷。但是，中国很可能是自1331年来第一个受病菌之害的地方，因为杆状菌被运动中的蒙古铁骑赶出它的生态巢穴，迁移到当时定居民族（即中国）的盆地。传说1215年成吉思汗洗劫了北京城，而事实上，1271年北京却成为蒙古人建立的朝代——元朝的首都，1279年其统治版图延伸到中国南部。自1351年起，元朝爆发红巾军起义，这场起义对1368年的元朝造成致命的打击，并且可能与鼠疫的肆虐也有关系。
不过，从太平洋到伏尔加河间建立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也促进了处在横跨亚欧的沙漠商队路线上人员和商品的往来，给经商民族带来最大好处。批发商里有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希腊人，以及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他们依照与钦察汗国蒙古可汗签订的协议，在贸易中越来越频繁地承担着不同路段间中转站的功能。那时候，蒙古可汗已经控制了自西西伯利亚以及里海与黑海的出海口之间的大草原。在更远些的地中海地区，大部分贸易则被掌握在意大利人的手中，与之竞争的只有加泰罗尼亚地区与朗格多克地区的商人。
鼠疫杆菌就这样发动了对这个世界的攻击。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着自中国绵延至东欧的大草原，幅员辽阔，史无前例；意大利贸易网将黑海与黎凡特的港口与西地中海的整个盆地连接起来。蒙古军队，处于两大地域之间，在各个方向上转战欧亚，成为杆状菌再度肆虐中亚时理想的罪人（病菌传播者），正如1330年末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伊塞克绿洲的景教教团（communauté nestorienne）中超高的死亡率所暗示的那样。热那亚人被钦察汗国的军队围困在克里米亚地区的卡法，他们之间就发生过鼠疫传播，并且他们会将死亡士兵的尸体越过城墙上空，猛烈抛射出去。这段故事可能是个传说，但也无关紧要了。1345年，疫病已经蹂躏了钦察汗国的萨拉伊和阿斯特拉罕这两大城市，旋即在1346年蔓延到卡法，一年后又到了佩拉。这座位于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城市，也是热那亚的商行，在1347年见证了病灾又一次发生在地中海的整个热那亚地区：初秋时节，它在墨西拿已经有了预兆；与此同时它拿下了亚历山大城；在1347年11月，它便抵达普罗旺斯，朗格多克与罗讷河谷入口的大门——马赛。
1347年11月至1348年11月，鼠疫席卷了当今法国的全部领土，并在春夏季达到疫病的极期，只有极少的地区如贝阿恩山区得以幸免。然而，大流行病的发展也反映出14世纪法国在领土、政治、社会层面的动力。继马赛之后，阿尔勒与阿维尼翁成为第二波受难的城市。后者自1309年以来便是罗马教廷的所在地，这一点可能也加速了疾病的蔓延。另外，罗马教廷也因为疫病遭受了沉重的损失，死亡人数高达上百，其中包括6名红衣主教。自阿维尼翁出发，鼠疫又重新登上了罗讷河谷。不过，在朝着巴塞罗那和瓦朗斯方向的朗格多克的道路和港口上，鼠疫发展的速度最快。波尔多地区于1348年6月受灾，自此地出发，鼠疫通过海路直接攻下了英国，并重跨英吉利海峡“攻击”加莱：继腓力六世在克雷西作战失利之后，英国国王早在占领加莱的两年前，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大陆领地。这场战争后被称为“百年战争”，它始于1337年，然而因鼠疫肆虐的缘故在1349年中断。大流行病于6月抵达鲁昂，紧接着在1348年的8月到达巴黎——王国的首都与全国最大的城市。
两个多世纪以来的城市发展给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城市是最初一批的“受害者”。那些为方便传经诵道而建在市里的托钵修道院，离城市最近，它们受鼠疫影响，常常门可罗雀，就像在马赛和蒙彼利埃一样。尽管死亡人数的估算不够准确，但拥有众多城市的法国却为疫病付出了沉重代价，并且一些资料，如税收登记册、遗嘱、神职人员证言表明，城市里的灾情比乡村的更为严重。勃艮第地区吉夫里小城的教区登记册可能提供了有关鼠疫灾情最为清晰的记载。正常月份里每月的死亡人数为四五人，而1348年8月吉夫里的神甫统计出的死亡人数达到110人，9月302人，10月168人，这时灾难的影响正开始减弱。1348年没有庆祝一场婚礼，而在1349年有86场，其中一半是在这一年的头两个月举行的，合法缔结婚姻的这个时候也可能是大流行病的高峰期。
我们大致估算鼠疫之前的巴黎人口是在8万到21万之间。在灾难面前，人们无计可施，但是政府在尝试做一些努力。应国王腓力六世的要求，1348年10月，巴黎大学的医生就疾病的近远因以及治疗方法，上交了一份建议书，即《流行病纲要》（Compendium de epidemia）。对瘟疫传播机制缺乏了解，使他们无法摆脱主导医学思想的空气理论，将空气腐败当作“瘟疫”的罪魁祸首。假设他们能早三年在水瓶星座的木星、土星和火星三星会聚中识别出传染病的远因，那么，以下想法则会进入理性思考的框架中：灼热的星球，如土星和火星，使得有毒气体上升并使得冬天过于温暖，导致大气腐败。这本纲要流传于整个王国，甚至是受鼠疫之害的整个欧洲，直到波兰。
然而我们知道，就鼠疫的致因而言，经院哲学的解释无力说服盛行的天体论。在法国，正如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人们认为犹太人有罪，觉得他们在水井里下了毒，就像他们认定乞丐或是麻风病人这么做一样。1349年2月14日，在斯特拉斯堡这座帝国的城市里，两千人的犹太社区被火烧死了一半，这一事件是最残酷的写照。然而，鼠疫杆菌并未就此消失：它变得更为猖獗，并且定期发作。1360年至1362年爆发的那场瘟疫是毁灭性的灾难，它在15世纪逐步减弱，最终消失在17世纪。反之，即使这场“反犹鼠疫”在大流行病之前就已经在法兰西王国爆发，它还是会利用其他的缘由和指责，在中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在西欧其他地区达到高潮。
朱利安·卢瓦索（Julien Loiseau）
附注：1832, 1891, 1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