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7年
冒着海上风险的哥特艺术
对于十分虔诚的基督徒国王腓力四世而言，瑞典是一个无法到达甚至是充满敌意的臣属之地吗？当然不是。两个世纪以来，不断有人从法国出发，卷入朝圣者和征服者的浪潮之中，而斯堪的纳维亚是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地，但却不像东方的圣地那般具有吸引力。虽然汉萨同盟禁止商人在此经商，但并不禁止教士在此传教。在1100年后，教士们来到此地，进一步进行基督教化。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官员和艺术家。北欧人的逐步定居，为南方人提供了一个令人觊觎的广阔的销售市场：授以他们技艺，建立教会并打造历久弥坚的教堂。
在1287年夏末的巴黎，教堂的工程进展缓慢，而王室也迟迟没有采取应对的举措。对于那些有声望的建筑专家而言，并没有十足的把握雇佣足够的工人，因为圣路易的命令让工人都流向了劳动市场。8月30日，石匠艾蒂安·德·博纳伊（Étienne de Bonneuil）来到纪尧姆·圣·马丁（Guillaume Saint-Martin）的面前。为规划修会自愿管辖法庭的举措，路易九世于1270年设立60名神职人员，而纪尧姆·圣马丁就是其中的一员。艾蒂安承认，自己欠了两个学生40巴黎利弗尔（相当于一名工匠一年的薪资）。他用这笔钱垫付一个十分特殊的任务：他将前去指导乌普萨拉大教堂的建设工作。与他一同去的，还有一些他认为能够协助他完成这项任务的帮手。艾蒂安保证，假若他和他的伙伴们能顺利到达目的地，没有“葬身大海”，那么他归来时便会还清债务。
艾蒂安完成这项任务吗？所有资料都给出肯定的答案：在乌普萨拉大教堂的档案中，收藏着一份没有什么外交价值的文件，文件中记录的一次会谈证实了这一点；四年后，在当地的一个文件中也提到了“艾蒂安大师”；13世纪，在建设瑞典大教堂——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宏大的哥特式建筑时，所遗留下来的种种规定更加说明了这一点。
需要强调的是，在1287年的一张小小羊皮纸文书上的22行文字，详细描绘了人类从事活动的动力。今天，首先给我们启发的是文书所使用的语言。在其他类似的情况下，文书都是以拉丁语书写的，而这份却清晰地使用了法语。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文书中所涉的瑞典受益人十分熟悉巴黎学生的惯用表达方式。此外，所涉各方身份的多变性也并不令人惊讶。两个债主，奥利维耶（又名奥拉夫）“先生”和查理（又名卡尔）“先生”，他们既是乌普萨拉的议事司铎，也是巴黎的学生。两人在巴黎招募了一名熟练工人，该工人能够召集一个团队，并带领他们开始一段既有陆路又有海路的旅程，旅途时长起码两个月。布鲁日港是这段旅途的必经之地。
史学家用了很久才承认工匠有流通的自由。他们更愿意认为，这种性质的任务必然受到了法国国王的支持。也许上述所谈论的事件也属这种情况，但没有文献证明这一点。王国的法律引导着缮写人，他们的文字与20多年前的建筑法规保持一致，而这些法规是巴黎总督艾蒂安·布瓦洛（Étienne Boileau）在圣路易的命令下制定的。建筑师未明的轮廓因此清晰起来，因为在哥特式建筑大获成功的巴黎，他们成了重要人物。艾蒂安是一位“石匠”。在参与砖石工程的工人中，石匠的地位最高，并且都是老练的工人，他们或独立工作（“已满师但尚未成为师傅的工人”），或受到行业监管（“业士”）。但是，因为艾蒂安在建造乌普萨拉大教堂时被选为“建造教堂的大师”，因此在我们眼中，他配得上建筑师的头衔——在法国，这个称谓要到两个世纪之后才被传统所接受——也因此，无论艾蒂安是构思还是亲身实践了教堂建设，他都与此项工程息息相关。
那么，这些诺曼人又何以对巴黎、巴黎的神职人员及其手工艺人如此熟悉的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在斯堪的那维亚，获大学学位的神职人员就主要来源于巴黎大学。自12世纪起，确切地说在艾蒂安重返乌普萨拉之时，作为半岛总主教教区的中枢，乌普萨拉成为这片地区首个在巴黎开设教会学校分校的城市。1286年，乌普萨拉教务会会长安德里亚斯·安德（Andreas And）在巴黎获得学位，并在塞尔彭特街（rue Serpente）得到一所房子，将其用来安置教区内的学生，1291年，他把房子捐给他所在的教堂。这所分校的建立——其章程为之后的索邦大学提供了范本——与巴黎人助力瑞典教堂的建设之间的重合绝非偶然，因为正是这所分校的成员赞助艾蒂安完成了建筑使命。因为没有对知识的渴求，巴黎的哥特艺术并未深植瑞典，因为没有地区性的大学中心，知识分子不得不具有流动性。
那是什么移植呢？对于在瑞典这座大教堂的设计中，艾蒂安与其余几位姓名不详的主事者的不同之处，几代考古学家一直争论不下。1572年和1702年，大教堂发生火灾后，人们设计进行了修复，并于1885年前后再次得到有力的修缮。1287年的那篇文字表明了艾蒂安的任务：领导工程的实施。然而，1271年，这座新的教堂就已经开始动工了。1281年之前，其半圆形后堂已部分投入使用。艾蒂安要做的，是接替先前因政治和经济的震动而变得无力分散的领导。他既要重新推动工程的实施，又要对分工进行协调。他让当地制粗胚的雕塑工人来制造砖块。这一工序的工作量巨大，且必不可少，但对于巴黎工匠来说这道工序缺乏技术含量。同时，艾蒂安还要领导他带来的石匠小团队，后者的作用至关重要：规划耳堂的通道，并凭借石头装饰和几何线条，将其正门的圣像设计成巴黎的风格。半圆形后堂的构想始于15年前：一位前人对法国13世纪中期的大教堂十分了解，他将巴黎的技艺与法国普罗旺斯甚至是德意志地区的风格结合起来。
乌普萨拉大教堂的建造参照了多种风格。比起随后在那不勒斯王国和塞浦路斯王国建立的大型哥特式教堂，它对摆脱法国样式的要求十分强烈。然而，该教堂的资助人却极其期待重现巴黎的教堂。当时一篇记叙艾蒂安到来的文章这样描述：“几位领主，科隆（Cologne）的选帝侯，以及科维（Corvey）修道院院长，皆为上述法国建筑师的担保人。该建筑师依照巴黎圣母院的样式建造教堂。”如今，我们很难理解模仿的动机和资助者的主要目的。在一部约于1300年撰写的温普芬编年史中，体现了模仿的意图所在。据编年史记载，约1269年，“一位刚刚从法国巴黎来到这里的瓦匠要以法国的方式用方石建造教堂”。马克·舒尔（Marc Schurr）指出，著名的方式“法国式”（opus francigenum）这一说法并不可靠，或是编年史作者杜撰的，或是因建筑师过度参考洛林和阿尔萨斯地区的教堂而导致的。
在1270年至1280年间，巴登-符腾堡、瑞典，以及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其他地区，在建筑上都十分具有活力。这里的法国指的并不是一个精确的地理范围。这一时期，法国将精湛的切割技术与精细的建筑装饰结合在一起，而建筑装饰又将线条的几何严密性和装饰的精致细腻融合在一起。然而，自建造圣礼拜堂以来，尤其是在建造巴黎圣母院的过程中经历了脱胎换骨之后，这一精湛的技艺就成为法兰西岛雕塑工人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相比于1267年皮埃尔·德·蒙特勒伊（Pierre de Montreuil）在其位于圣日耳曼德佩（Saint-Germain-des-Prés）的墓志铭上浮夸的“石工博士”（doctor lathomorum），1287年的文献更能清晰地说明在13世纪下半叶构成建筑师声望的要素。考古学者并非向来就注重词汇的严密性，他们认为艾蒂安是一个雕刻家，是乌普萨拉大教堂南门图案的主要雕刻者。然而，在这座教堂内，艾蒂安进行的是一种建筑行为，北侧的大玫瑰花是与巴黎圣母院最明显的联系。图案对皮埃尔·德·蒙特勒伊约于1260年构想的南面的花枝进行了调整。对于艾蒂安·德·博纳伊，我们只知道他出生在法兰西岛的一个教区内，并在那里取了这个名字。他不仅为法国带来了当地建造教堂的方法，还亲自参与了巴黎圣母院的建造工作。1270年以后，工程的缓慢只会导致凉廊的工人到别处谋生。
在诸多因素驱使下，艾蒂安·德·博纳伊于1287年夏动身前往乌普萨拉。而他的动身，并没有使得作为法国标志的哥特式艺术国际化。1271年，乌普萨拉接待了一位建筑师，他将在欧洲大陆参照的风格都糅合到一起。一个世纪以前，乌普萨拉的第一位大主教斯蒂芬（Stephan）在桑斯接受了教皇的祝圣，与此同时，在圣伯尔纳铎派遣的修道士的帮助下，瑞典的阿尔瓦斯塔修道院（l'abbaye d'Alvastra）则采用了丰特奈地区朴实无华的建筑形式。在英格兰的坎特伯雷，建筑师纪尧姆·德·桑斯（Guillaume de Sens）在欧洲大主教建造教堂的过程中，确保了法兰西岛新的建筑风格拥有不可逆转的优势。这是岛上的哥特资源，而来自特隆赫姆的挪威教堂的建造者，则直接从来自岛屿的哥特艺术中汲取灵感。那份短小的、留存在斯德哥尔摩的契据表明，这一时期是法国融入新的哥特美学的关键时期。自1275年起，在半个世纪之内，巴黎圣母院就成了法国建筑的代名词。最后，这份契据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是因为它是最古老的第一手文献之一，它以通俗的语言向我们客观地说明了——假定这份契据经过了公证——在西方大教堂网络的内部，艺术的转移是十分密集的。在推动艺术交换的过程中，神职人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交换与政治边界有关，同时也证明，在西方社会中诞生了一个新的典范，即一位心怀希冀、自由、勇敢的建筑师。
艾蒂安·阿蒙（Étienne Hamon）
附注：1215, 1456, 1682, 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