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0年
圣路易诞生于迦太基
1270年8月25日，在迦太基的一个山岗上，一场高烧夺走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生命，而这也标志着一位新的天主教圣人的诞生。中世纪早期，有许多国王成为圣人，他们是百姓的传道士和告解神父。距这些国王的时代过去许久之后的路易是一位被圣化的在俗教徒，还是卡佩王朝圣化王权计划中的代表呢？首先，他是王朝的圣人，充斥着王室血脉的魔力，之后很快，他借助自14世纪初开始的意识形态的建设成为“国家”圣人，而意识形态的建设使得欧洲各国因领土之故而制造假想的隔离身份。路易让德意志人和罗马人的“圣查理曼”这一双重头衔失去了资格，要知道1165年为查理曼大帝举行的封圣仪式始终都是非正式的。“圣路易”不仅仅是一个记忆所在：他死在领土之外，向全世界表明了法兰西的存在，也赋予了它一个名字。
自16世纪末起，欧洲遍地都是“法国人的圣路易”教区：在1572年的里斯本，在1581年的伊斯坦布尔，在1589年的罗马的一个不甚有名的地方，随后在马德里（1613年）和塞维利亚（1730年），最后在1788年的莫斯科。17世纪，因为殖民征战以及“路易”君主政体再次掀起的狂热崇拜，“圣路易”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地名。在巧合的帮助下，“路易”，在1610年至1792年间，甚至在1824年，都成为法国国王唯一的名字。自1600年起，波托西（Potosí）与淘金者一起建立了一座圣路易斯城。1646年，尚普兰（Champlain）在魁北克建立了圣路易城，而在这之前，查尔斯·德·沃克斯（Charles des Vaux）就于1612年在今巴西的马拉尼昂州建立了圣路易斯城——一个“近赤道的法国”，它为圭亚那提供了先例。从塞内加尔河河口（1659年）到密苏里河沿岸（1764年），从瓜德罗普（1648年）到海地的南圣路易（1677年），从本地治里（1704年）到莫里斯岛（1735年），不论是城市还是商行，简易的教堂还是重镇，随着殖民活动在全世界的开展和法国传教活动的进行，“圣路易”之名在几个大陆上都得到了传播。自1627年起，那些耶稣会会士就将他们在巴黎的所在地献给了圣路易。这些人所承载的使命同时具有普遍性和民族性，这一使命将天主教的皈依与法国在全世界的贸易利益联系了起来。最终，凭借着残废军人教堂（l'église des Invalides，1670年）这一“军队教区”的守护神，“圣路易”也成为法国人在国境之外的守护者。
正如茹安维尔[1]所言，某种程度上，这场“死亡之旅”，因两次由路易九世领导的、中间相隔20年的十字军东征而延续了下去。这次冒险能否形成神话的基础，至少算得上是有利于殖民活动的历史背景呢？更何况，自保罗·阿尔方德里（Paul Alphandéry）与阿尔方斯·迪普龙（Alphones Dupront）之后，史学家们十分勉强地给卡佩王朝这两次的“途径”海外贴上一个饱受争议的“圣战”的标签，在“第七次圣战”（1248-1254）之后，便是这“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圣战”（1270年）。
圣路易似乎永远都被他的第一个圣徒传记作者囚禁起来，他的死让圣战曲解的概念得到了改观，圣战正在以退为进：在埃及进行了一番尝试，并于1250年在曼苏拉城惨败之后，十字军便驻守在突尼斯，以便对最近的由穆斯林所控制的海滨地区进行防备。守护圣地只是一个借口，其部分记忆也变模糊了，目的是为了实行一个十分广阔的、延伸至亚洲中部蒙古边界的外交战略。圣徒传记将圣路易的两次“十字军东征”混在一起，在这两次“十字军东征”中，政治与文化的冲突通过俘虏和谈判的方式，将无法抑制的皈依的欲望与“异教徒”十分现实地交易交织在一起。事实上，“圣路易斯·伊本·路易斯”（Sanluwis ibn Luwis）也是“东方”圣徒传记的一位重要人物，该传记可能是基督教的，也可能是伊斯兰教的：在他之前，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及众多编年史作者对于路易的描绘都十分模糊，在这种描绘下，十字军的无知混同于征服者的背信弃义。
为什么路易九世要于1267年再次拿起十字架？为什么他要以迦太基作为目标地，并直到最后一刻都秘而不宣？史学家们对此仍争论不休，然而，他们却隐约地坚信着，半个世纪以来，托钵修会（又名乞食修会）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的设想，而地缘政治则为这一设想做出让步：托钵修会试图让哈夫斯王朝的埃米尔——穆斯坦绥尔（al-Mustancir）皈依基督教。1258年，阿拔斯王朝在巴格达被蒙古军击败，而穆斯坦绥尔则借由阿拔斯王朝的陨落成为哈里发。修会采纳了阿西斯的弗朗索瓦（François d'Assise）的传道志向，后者于1219年来到了苏丹王卡米尔（al-Kamil）的面前。至少，修会借助了多明我会修士对当地的预言，后者于1250年在突尼斯建立了一个阿拉伯研究院（studium arabicum），但研究院却于1267年突然关闭。国王自知患病，并且他也需要对他在埃及的失败进行补救：死在异教之地，为他开启了殉道之路。
首先，国王的逝世是一次新生，但令人不安的是，就在20年前的这一天，路易九世离开埃格-莫尔特，离开了法国，发起了第一次“圣战”。此次“圣战”于1254年4月24日，即路易生日的那一天结束。国王在非基督教土地上的死亡转变成一场永恒的圣战，演员们通过一些动作（抛洒骨灰）和一些模仿基督徒的话语将国王之死精准地搬上舞台。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强调，国王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上帝，我将我的灵魂交回到您手中”——完成了对法国君主救世主身份的建构。1272年，告解神父博略的若弗鲁瓦（Geoffroy de Beaulieu）又再次提起了这句话。身份的建构始于1238年，在这一年，国王加冕了荆冠，建造了圣礼拜堂。1239年，教皇将路易九世选为“上帝之子”，而与此同时，教皇却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比作反基督教者，并将其废黜。地处神圣罗马帝国边缘地带的法兰西王国制定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使命：这一使命被搬移到王朝的计划中，随后成为国家的计划。在这块面向大海的远东之地上，对于耶路撒冷的王权在此时此刻成为可以实现的愿望。在1270年的“征程”中，法国首次使用独立自主的舰队，建立常驻军舰，创立法国“海军元帅”之位。从语言的角度上看，阿拉伯语中的“埃米尔”（émir）一词转移到了法语中的“元帅”（amiral）一词中。诚然，这支舰队的建立只是虚构的，但这一虚构的成分却在真正的皇家海军建立之时派上了用场——在罗讷河的圣路易港（1737年），以及在拿破仑时代的永河畔的拉罗什圣路易教堂（1808年）建立之前，在法国所有港口，遍地都是“圣路易”教堂：从罗什福尔（1686年）到土伦（1707年），从布列斯特（1702年）到拉罗谢尔（1741年）。
突尼斯“圣战”的反常，使得人们将目光回到路易九世长期停留东方的政治意义上来：在1248年至1254年间，王室政府曾短暂流亡6年。路易九世意在通过给达米埃塔（Damiette）带去“农具”进而“殖民”埃及。除此之外，这更是一个“现代”国家自主运转的征兆，而这个“现代”国家不再需要它的君主：尽管路易九世因摄政者卡斯蒂利亚的布朗什太后（Blanche de Castille）的逝世（1252年）而返回法国，但他与其祖父在1190年时的表现相反，还是成功地与阿勒颇（Alep）及开罗的苏丹进行了谈判。
在谈判期间，为了在圣地——从加沙一直延伸到西顿（Sidon）——推行筑垒政策，路易将对耶路撒冷的占领放到了次要层面。或许是出于迫不得己，同时为了对自己的不幸被俘（1250年4月至5月）进行补救，路易九世将自己东方化了：在得到释放之时，国王亲眼见证了马穆鲁克王朝的政变，而他也不再以二元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他明白了异教徒也有不同的划分，蒙古恐怖的喧嚣与歌革和玛各到来的神谕无疑是两码事：自1248年起，他从塞浦路斯向蒙古可汗派遣大使，并送上礼物，后来在1252年，纪尧姆·德·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从阿克里（Acre）出发前往东方。这是想要得到“上天之子”的皈依，从后方夺取伊斯兰教的权力吗？也许如此！但路易九世同样也希望能够对远东进行理解和探索，使东方不再显得那么遥远。1269年，法国国王在圣地安排了一位代理人——塞尔吉纳的若弗鲁瓦（Geoffroy de Sergines）。遣使们带回了一些成果：1289年，法国国王收到了来自中国边境的来信。当然，双方并没有进行会面，但联系业已建立，世界的距离也拉近了。路易九世有可能为等待鲁布鲁克的归来而延长了停留时间，后者于几月之后才归来。
“海外”国王的缺席在政治交往史上是闻所未闻的，正如1250年8月，那封写给“他”所有臣民的信就证实了这一点。这封信证实了路易九世在东方停留的事实，也显示了他与他者的关系。1272年，博略的若弗鲁瓦断言，如果归来后的路易九世在圣礼拜堂的圣器室里建立一个图书馆，这无疑是在效仿开罗的苏丹及其官员，他在被俘期间与这些人朝夕相处。这种奇怪的“文化迁徙”为看待“启蒙”的伊斯兰教提供了某种担保，也让西方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
自13世纪80年代起，尽管在军事和外交上都遭遇了失败，但国王在东方的两次冒险让他值得拥有独一无二的、世界性的声誉：早在伊本·赫勒敦之前，伊本·瓦希尔（Ibn Wasil）就认为这个里达[2]法兰克人具有其他“法兰克贝都因人”（Bédouins francs）的特性。这就是“法国”之名，它来源于阿拉伯语，在官方称呼中仍处于摸索阶段。尽管后世的圣徒传记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封锁，但路易九世被俘和殉道的奇遇仍弥补了国王传道士形象和经历的缺口。除了于1364年自愿到伦敦为质的约翰二世（又称若望二世），路易九世是唯一一位逝于领土之外的法国君主，也是唯一一位逝于非基督教土地的法国君主。他在领土之外的逝世，使得他的身躯被地中海分为两半：1271年，他的内脏在巴勒莫成为圣物。600年后，红衣主教拉维热里（Lavigerie）为修建圣路易大教堂而得到了一小块的内脏。该教堂是非洲的宗主教堂，坐落在迦太基的一个山顶，这里是整个大陆上白衣教皇“使命”的先驱之地。如同其他的传播那样，圣路易的传说是无可预料的：法国征服非洲北部的开端滋养了另一个相反的故事。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在迦太基附近的人们的叙述中，路易九世并没有于1270年去世，而是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一位名为西迪·布·塞义德（Sidi Bou Saïd）的著名隐士。后来，这个圣路易成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圣人，他已完全变成了非洲人，他仍可能为征战提供帮助或阻碍，这场虚构的殖民征战让大地上尸殍遍野。
扬·波坦（Yanne Potin）
附注：800, 1095, 1662, 1763, 1798, 1931, 2003
[1] 让·德·茹安维尔（Jean de Joinville，1224-1317），圣路易的传记作者。——译者注
[2] 里达（Ridâ），为阿拉伯语穆斯林男性常用名，有“满意”“知足”的含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