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年
大学：“法兰西之典范”
1215年，在巴黎大学成立15年之际，红衣主教、教皇英诺森三世的特使，即库尔松的罗贝尔（Robert de Courçon）颁布了法令，使得“巴黎师生体”（universitas magistrorium et scholarium Parisiensis，后更名为巴黎大学）成为第一个基督教学校。这一年是巴黎大学发展的中期阶段。1200年1月15日，国王腓力·奥古斯都授予巴黎学生以“privilegium fori”——教权或神职人员特权，这一司法特权，使他们不必接受在俗法庭的审判，为这些“神职人员”确立了新的背景。1231年4月23日，格列高利九世（Grégoire IX）颁布了教令《众学之母》（Parens scientiarum），免除了大法官、巴黎圣母院的议事司铎以及巴黎大主教对巴黎学生的监管：这些学生就此开始自治，或几近自治。老师、学生、公务人员、公证人、办事员和守卫都有了自己的身份，他们是大学中“做杂务的成员”——公职人员的第一个名称。该机构有自己的结构、组织、运营方式、法规和礼仪。从房间的租赁到墓地的管理，所有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学校垄断了学位的授予权，有权决定招生人数和招生对象。学校还常常进行罢工（有时甚至长达三年，如1229年至1231年）。这所自治的大学并非只是一个“群体”，而是一个“宣过誓的团体”，该团体由他们的情感和习惯所掌控。每年，他们都要进行宣誓，发誓服从法令，服从公职人员，并且，他们必须参加一年中的所有礼拜仪式。人存在于自我之间，存在于知识分子中间。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是一个需要进行宣誓的职业。这一职业真的如我们所认为的那般自由吗？真的是完全的独立自治吗？
我们需要将教学机构与教学内容的定义区分开来。面对主教、国王以及众多的教会与世俗机构，教皇的权力确保了这所大学与行会管事会得以存在。然而，这一权力却不会为维护学术，而向司铎制度与王权统治相对抗：它不仅是圣职权力的一部分，更是圣职权力的顶峰，而这一权力顶峰是对大学的课程有所提防的，而且这种提防并不是唯一的。各方势力都对大学课程进行定期的监管。大学一经建立，就立马处在监察官的监管之下。1210年，桑斯大主教，即科尔贝伊的彼得（Pierre de Corbeille）在巴黎召开了桑斯的省主教会议，巴黎主教内穆尔的彼得（Pierre de Nemours）“及其他大主教”也出席了该会议。会议宣布，“对于在公开或私下授课中，使用包含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及其述评的论著之人，将被开除教籍”〔《巴黎大学文件汇编》（Chartularium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第11条〕。在1210年至1277年间，种种禁令与审查纷至沓来：1215年，库尔松的罗贝尔在其法令中列入了“巴黎主教”的决议，规定教师们“不能阅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论著以及关于这些论著的概论，亦不能阅读迪南的大卫大师、异教徒阿毛里、西班牙的莫里斯的教义”（《巴黎大学文件汇编》，第20条）；1231年，《众学之母》（拉丁语Parens scientiarum）对1210年所颁布的禁令进行了确认，成立了“审查委员会”，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论著进行审查，并“净化论著中所有错误的猜想”（《巴黎大学文件汇编》，第79条）。审查委员会从不缺传道之人。1270年12月10日，巴黎主教斯蒂芬·唐皮耶（Étienne Tempier）宣布对犯下13个谬误的“教授或认可这些谬误之人”“予以判刑，并开除教籍”。1277年3月7日，斯蒂芬在由16名神学大师组成的委员会的鉴定下，列出了219条禁授理论。他的这一举动，或是因为长官的命令，并以一些“有权势的大人物”提供的情报为基准，或是因为约翰二十一世（或称若望二十一世）在1月18日的信中，命其“调查”巴黎近期流传的“某些谬误”的源头。这一举措十分重要，表明了巴黎大学在欧洲历史上的真正地位：直至15世纪末，大学中依旧使用着唐皮耶的教学大纲，大纲反对皮科德拉·米兰道拉（Jean Pic de La Mirandole）的观点。17世纪初，这一大纲被哥白尼和伽利略所取代，18世纪初，又被笛卡尔的“新哲学”所取代。
反复重申禁令是监察送给自由的附赠之物，表明了自由的无力。在其结构、院系组织、论战机能中，在管制、审查与自查的流程中，在反复地违抗、整改与迂回中，巴黎大学将信仰与理性的对抗以制度的方式内在化了。正是凭借着这场具有一定结构的权利冲突，拉丁世界才得以与拜占庭世界、伊斯兰教世界区分开来。大学教员不是宫廷学者，顺从于君主的意愿，后者或会对其提供保护。他不会失宠，亦不会遭到驱逐。哲学家与神学家，今日为人所查，明天便可审查别人，二者本属同一团体。该团体中的大部分人，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变换角色。想要成为神学大师，需要学习艺术10年、学习《圣经》神学和审判理论15年。在接触神学知识——阅读彼得·隆巴尔（Pierre Lombard）所作的《箴言集》（Sententiae）之前，必须要掌握哲学知识——通过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论著，正如五六世纪，在雅典和亚历山大的学校中，信奉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在接触柏拉图哲学的“大奥义”，即柏拉图的《对话录》（Dialogues）之前，必须先学习“小奥义”，即亚里士多德学派所著的有关逻辑与自然的文章。自1255年起，法令就允许学者阅读于1210年封禁的亚里士多德的全部文章：1210年法令被废除了，虽然这一法令从未阻挡住过人们。
巴黎大学按“民族团”来组织学者和学生，成为中世纪学界的第一个聚焦中心。在“法兰西民族团”中，有来自中部及南部的法兰西人，也有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意大利人；在“诺曼底民族团”中，有诺曼人；“在英格兰民族团”中，有不列颠人、斯堪的那维亚人、日耳曼人；在“庇卡底民族团”中，有庇卡底人，以及法国东部及北部（即现在的比利时与荷兰）。凭借着巴黎大学，法国一时间在欧洲风头无两。在1200年至1231年间，在巴黎授课的学者中有三分之一来自英格兰：据统计，60多名学者中就有24名英格兰人。在1212年晋升为红衣主教之前，库尔松的罗贝尔一直都在巴黎教授神学。他是一名来自德比郡的英格兰人，是英格兰王室的近宗。也正是在巴黎的彼得学校、巴黎圣母院的唱诗班中，罗贝尔结识了罗塔里奥·德·康提（Lotario dei Conti de Segni），即未来的英诺森三世，后者于1213年将他派去法国，以筹备在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1215年）上所要阐述的精神。在1200年至1400年间，巴黎成为求学者朝圣的重要目的地。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纳、约翰·邓斯·司各脱、帕多瓦的马西里乌斯、约翰·布里丹和埃克哈特大师也正是在这里扬名立万。巴黎于13世纪70年代诞生了拉丁阿威罗伊主义。14世纪，随着东欧和神圣罗马帝国成立大学，关于古代和现代之争就开始从巴黎向东方转移：从布拉格（1347年）——第一所“德国”大学——到莱比锡（1409年）。但在中世纪，“法兰西之典范”大获成功：巴黎师生行会。
凭借着这所大学，法国构建了自己的传说。1180年，戈蒂耶（Gauthier）创造了“虚无主义者”（拉丁语nihilianista）一词。作为巴黎圣维克多修道院的议事司铎，戈蒂耶写下了《驳法国四大谜团》（Contra quatuor labyrinthos Franciae）一文。文中他将彼得·隆巴尔、彼得·阿伯拉（Pierre Abélard）、吉尔伯特·德·拉波雷（Gilbert de la Porrée）以及普瓦捷的彼得并称为法国的四大“谜团”。他认为，正是通过这些人，巴黎左岸的“小学校”中的学生才会如此痴迷辩证法。13世纪初，大学在合并了圣日内瓦山、麦秆街（rue du Fouarre）、小桥街（rue du Petit-Pont）的一些学校后，成立了四个学院，即艺术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学院。这些学院成为灌溉伊甸园的四股支流，而伊甸园，在《创世记》（II，9）中，则是生长着智慧树的地方。多亏了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隆巴尔的理论才得以进入教学大纲。天堂驱散了谜团。这些叙述文化与政治合法的文章自加洛林王朝就开始存在，而此时，法国对它们做出了终结，“皇权转移”（拉丁语translatio imperii）将权力从东方迁移到了西方：加洛林王朝、神圣罗马帝国或奥托王朝，以及“狄俄尼索斯酒神精神式的感性时期”。凭借着巴黎大学这个“教义与智慧之源”，法国也完成了“学习中心转移”，将艺术和学术研究经由罗马从雅典迁移到了巴黎。在数个世纪的时间内，亚略巴谷的狄奥尼修斯（Denys l'Aréopagite），即“圣德尼”被视为一位重要的手工艺人。在1405年“国王万岁”（Vivat rex）的布道中，巴黎大学校长热尔松[1]看得更加长远：他将一本蕴含着丰富知识的犹太-希腊语译本推广到巴黎，该译本被弗拉维奥·约瑟夫斯编入了他的论著《犹太古史》（Antiquités Judaïques）当中。热尔松追溯了亚当，称颂“巴黎大学是第一所，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受到伊甸园中第一个男人的启示，亚伯拉罕下埃及时将启示传给希伯来人，如约瑟夫所言，雅典又从埃及手里接了过去，随后又从雅典来到了罗马，最后到达了巴黎”。
严格意义上，中世纪并没有“伟大的”“法兰西”哲学家。但这一时期产生的机构却比哲学家的意义更加深远：大学，一个知识分子的汇集之地。自13世纪起，正如依旧所幻想的那样，巴黎和生活在巴黎的许多“民族”成为欧洲的中心。而大学的形象则显示出：这是一座巨大的熔炉，在这个熔炉中，不期昭示了现代的法国。这是一个融合与冲突的时期，并在理智上将人们不同的出身与身份融合到一起。
阿兰·德·利贝拉（Alain de Libera）
附注：511, 1287, 1380, 1682, 1751, 1793, 1968
[1] 让·热尔松（Jean Gerson，1363-1429），法国中世界神学家，1397年当选巴黎大学校长。——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