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4年
两个欧洲以及布汶的法国
“1214年7月27日，星期日”，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在他所著的《布汶的星期天》（Dimanche de Bouvines）的开篇如此写道。正如我们所知，一本书的开头决定了全书的视野，奠定了全书的基调，并且永远都会介绍时间、地点和人物。《布汶的星期天》很快就成为畅销书，并成为法国历史编纂学的经典之作。事件的发生背景在书的第一页就跃然纸上：一场战争，一些国王，军队冲突，秉承战争礼节和荣誉守则的进攻，背叛与复仇的游戏，胜利的传奇，一个伟大的民族故事的开端，以及一段被编年史作者长期铭记后被编入课本的历史。简单地说，根据书名，杜比将这一天描绘成一个“缔造了法国”的日子。
书中出现了“缔造法国”以及“民族故事”这样的表达，并且这些表达对1214年的这一事件进行了构建。7月27日这一天，被称为“奥古斯都”的腓力二世（1165-1223）在与法兰西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接壤地界，即位于里尔、杜埃与图尔奈之间的佛兰德斯平原击溃了一支盟军。盟军构成如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1175-1218），英格兰金雀花王朝国王——阿基坦公爵无地王约翰（1166-1216），以及他们当时的同盟者——佛兰德斯伯爵斐迪南（1187-1233）与布洛涅伯爵雷诺（1165-1127）。因此，我们就能将这一天放入法兰西“世界”史当中吗？针对这一民族事件的延展性问题，本文将以广阔的研究方法做出几个解答。
首先便是这一事件的开展与过程。一开始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场战役，两方进行了短短几个小时的交战，战争的胜负悬而未定，伤亡也并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惨重，这是一场肉搏战，目的是俘获敌方高位者为人质，以换取大笔赎金。但是，战略并没有如期施行，或说胜负双方的位置发生了对调：战争的场面十分混乱，战役的结果是无法确定的。在战场上，不论是盟友还是敌人，都是以武器、盾牌、旗帜，以及其他将作战士兵团结在一起的纹章分辨彼此的。战争的失败或胜利往往出人意料，然而后世的编年史作者却将这一切变得井然有序，并且认定，战争在开始前就已有了定局。在很长的一段欧洲历史中，军事层面都具有不确定性：自18世纪起，军队就对武器、情报手段与军事手段进行了改革，并在舰队中，将技术与人力相结合。这种种变革，即使不能让战争有一个板上钉钉的结果，但至少也可以对其进行预测。乔治·杜比十分明白这一点，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这场发生在介于各地之间的布汶的中世纪战争，而1214年7月27日，这个日子不是“法国的”，而是一种交战状态的前现代性。
其次，这场战役与所有中世纪的争斗一样（神判、骑士比武、世仇、骑士远征、决斗、十字军东征……），皆以上帝充当证人以获得裁决，其结果往往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军队还远非是“国家”军队，即经一位君主或一个政府招募、组建并付酬的军队。专家指出，布汶战役的参战者包括了双方的王公、大贵族、参战国王的拥护者和亲信、大地主、追求荣誉与冒险的骑士、步兵、中士、底层资产阶级以及雇佣兵。总之，这些战役很好地反映出在13世纪，整个法兰西王国有着各式各样的政权、秩序、忠诚与不忠，而西方其他的封地、领土与城市亦是如此。
第三，国王与王公之间虽进行着争斗，而他们所拥有的网络、领土与王朝之间的联系却不允许我们将这一事件视为国家事件。无地王约翰（他没有在布汶现身，但他创造了战争的精神）是狮心王理查（他身兼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普瓦捷伯爵、曼恩伯爵、安茹伯爵）的弟弟，同时也是金雀花王朝的继承人，而金雀花王朝在法国与英格兰、比利牛斯山脉与爱尔兰岛之间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帝国”。盟军的另一个发起者奥托四世，为无地王约翰的外甥，儿时在金雀花王朝的宫廷住过一段时日，同时也是权势最煊赫的韦尔夫家族的后代。奥托四世是普瓦图伯爵、士瓦本公爵、萨克森公爵，他以罗马人之王的身份扩张着神圣罗马帝国，后又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意大利王国以及阿尔勒王国的君主。他与一位布拉班特（Brabant）的公主进行了联姻，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腓特烈二世（Frédéric II），后者是霍亨斯陶芬（Staufen）的皇帝，于1214年成为奥托的竞争者和“反对者”。而至于腓力·奥古斯都，如果我们足够大胆的话，可以将其称为卡佩王朝“血脉纯净的先祖”。他的一个妻子是丹麦国王的女儿。其他两位参战者也同样从联姻中获得了好处，他们是奥托不幸的盟友，后沦为法国国王的阶下囚：佛兰德斯的斐迪南为葡萄牙王子，而布洛涅的雷诺则迎娶了斐迪南的一个女儿，并成为葡萄牙国王。总之，除了西班牙，以及其他不在欧洲中心的王国之外，在整个基督教西方，那些维系着苏格兰、爱尔兰、英格兰、佛兰德斯、法国、神圣罗马帝国、意大利、葡萄牙……的显赫家族，以及总是小心平衡各方力量的罗马教廷，都以调停人的身份“重现”在布汶。这场战争对每个参战方都产生了或短期或长期的影响。首先，卡佩王朝的腓力无可否认地巩固了他的王国，从此被称作法兰西国王，而不再是法兰克国王。该王朝的巩固得益于它的政府、首都、军队、土地合并、象征体系以及王室的神圣。理论上，王国虽仍实行封建体制，但却预示着“法国伟大的君主政体”以及一个国家举措的到来，该举措使得法兰西王国成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接着，对于“可耻的战败方”，布汶之战的结果则对已在进行中的变化做出了确认：英格兰人不再控制法国的土地，金雀花王朝的约翰也日益衰弱（他在布汶只活了两年）。并且，从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颁布直到英格兰的贵族相继交战，在这段很长的时间内，王权一直都被约翰的封臣所把持。韦尔夫家族的奥托四世与其竞争者霍亨斯陶芬及其继承人腓特烈二世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但双方皆没能阻止帝国内大块封地的飞速扩张。其实，布汶所展露的是“两个欧洲”或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欧洲”的轮廓，其领地与政治范围视大地主在国王治下所拥有的权力而定：一方面，作为一种权力，国王对结构和精确度进行了集中，这使得结构更加稳定；另一方面，王公与国王之间，以一种更加横向和分散的方式平衡势力。1214年因此而具有象征意义，因为这些基督教西方内部的变化，理论上是教皇与皇帝的最高权力所掌控的，它们勾勒出一个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君主的密度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都有着不同的规律。
第四点与上一点密切相关，因为那时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个星期天发生了重大事件，而布汶的记忆和传说赋予这一事件更加宽广而悠长的生命。这场战役也因一位伟大的编年史作者纪尧姆·勒·布勒东（Guillaume le Breton，1165-1226）而得以流传。在描写腓力国王的《丰功伟业》（Gesta）和《腓力颂》（Philippide）中，纪尧姆创作了一部伟大的“民族”小说。这部小说一直流传到20世纪，至少流传到纪尧姆逝世即将700周年之时。1914年，他的回忆又被用来把德国人“赶出去”。纪尧姆之后，在斯堪的纳维亚到西西里岛的这片区域又产生了18篇文章，整个世纪都在反复提及这一事件，随后，该事件被记录在《法兰西大事纪》（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中，它成功地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刻画出了“奥古斯都”国王——一位战争之王的形象（他并没有终身征战，1214年的布汶之战是他打的最后一仗），而他的事迹也以不同方式激励了路易十四、拿破仑以及其他的“欧洲人”。
第五，布汶象征着一个“时刻”，或象征着一个交替时期。在布汶最崇高、最有效的世界“真相”中，我们是否能依据战争的结局，来猜测发生巨大改变的结构呢？1214年7月27日的两年前，1212年7月16日，在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中（la bataille de Las Navas de Tolosa），伊比利亚王室击溃了阿尔摩哈德人，这次胜利标志着他们有能力逐步终结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布汶战役发生的一年前，在靠近图卢兹的米雷（Muret），腓力二世的同盟们于1213年9月23日击溃了阿拉贡的彼得二世，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加泰罗尼亚在比利牛斯山北部的扩张，并将图卢兹、下朗格多克以及普罗旺斯纳入了卡佩王朝的统治之下。最后，在地球的另一端，成吉思汗的骑兵于1215年5月攻占北京，驱逐金王朝，将中国北方纳入了蒙古帝国的版图。从西方到东方，在这三大举世闻名的势力范围中心，在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及亚洲之间，战争并不能决定一切，但却充当了“启示者”的角色。
第六点，也是最后一点思考：实际上，将课本中的伟大人物放入一种崭新的、开放的历史中思考是十分有趣的。这是一个国际化、跨学科的历史，进行着广泛的对比，使得法兰西“世界”史从卡佩王朝这一最经典的沃土出发，得以完成了质的飞跃，例如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国王神迹》（Rois thaumaturges，1924年）、乔治·杜比的《布汶的星期天》（1973年）以及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自传《圣路易》（Saint Louis，1996年）。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事件的阐释和范围是由历史学家而非事件本身决定的。但他们却看不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君王的权力能够做什么？君王如何能使别人接受自己的合法性？为什么选择战争？如何能在王朝（或政权）融合的进程中建立起社会的联系？总之，中世纪的情况是十分棘手的。
皮埃尔·莫内（Pierre Monnet）
附注：987, 1137, 1159, 1815, 1914,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