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年
香槟集市上的四位威尼斯人
圣埃拉斯莫岛（îlot de Sant'Erasmo）位于威尼斯环礁湖中，在1202年的一整年里，这座岛一直都是一个名声赫赫的国际化场所。为了进行圣战，几位在欧洲贵族中最有权势的王公相聚在此。但圣战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最终以君士坦丁堡被占领和洗劫，以及参战的十字军被开除教籍而告终。1202年实施的这一举措虽从宗教角度上看平平无奇，但却是财政上的一次创新。威尼斯共和国为十字军运输货物，而这一举措则与十字军须向其支付的银钱有关，且所涉金额十分庞大：威尼斯要求十字军支付87000马克[1]的白银，即15至20吨，而十字军只凑齐50000马克。这一庞大的金额无法用现金支付，否则会引起威尼斯货币市场的严重失衡，因此就需要使用那时实行的创新的财政手段。据威尼斯档案馆中的一份文献显示，军队的首领之一，即佛兰德斯与埃诺（Hainaut）伯爵博杜安，就使用了其中一个新的手段：香槟地区的集市须定期缴纳租金。这份契约经过公证人的公证，并且有显贵证人在场，如威尼斯共和国执政官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以及香槟地区军官布卢瓦与克莱蒙伯爵路易，在契约中，博杜安承诺向马尔凯西诺·索兰佐（Marchesino Soranzo）、皮耶罗·祖利安（Piero Zulian）、马里诺·格拉代尼戈（Marino Gradenigo）与卢卡·阿尔迪宗（Luca Ardizon）这四位威尼斯贵族或其派遣人员缴纳118马克3两[2]的白银（不到30千克的银币或银锭），而这笔钱无疑就相当于一笔等量的威尼斯货币。缴纳时间定在拉尼城（Lagny）集市下次举办之时，也就是1203年的1月。
虽然史学家鲜少提及，但这一举措却将欧洲经济中的一项重要法规的创立与圣战这一欧洲及地中海地区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建立起联系。自12世纪中期起，香槟伯爵和布里伯爵的封地上建起6个集市，其中普罗万（Provins）和特鲁瓦各2个，拉尼城和奥布河畔的巴尔（Bar-sur-Aube）各1个。一年中，各地轮流举办集市。从1月开始是拉尼集市和奥布河畔的巴尔城集市，自5月起，则是普罗万的圣基利亚斯集市（foire SaintQuiriace）、特鲁瓦的圣约翰“热”集市（foire 《chaude》 Saint-Jean）、普罗万的圣阿伊武集市（foire Saint-Ayoul），最后便是11月份特鲁瓦的圣雷米“冷”集市（foire 《froide》 Saint-Remi）。拉尼集市位于巴黎城郊边境，是约定的缴纳钱款的地点。1月初，集市上就聚集了许多巴黎的商贩和货币兑换商，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到了6月，圣德尼的平原上还举行了另一场巴黎商业集会。这份威尼斯契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契约双方的身份都十分显赫，并且契约的内容也十分精确。钱款需以“古币”[3]缴纳，这种钱币92.5%都是纯银，1古币等于13苏4但尼尔[4]，即160但尼尔，等于1马克。在香槟地区的集市还没有使用通用货币，即普罗万的但尼尔之前，古币常被用来进行货币交易。这一货币的使用首次表明，欧洲依靠愈发连贯的银本位制，逐步建立起一个商品与货币市场，使得欧洲大陆上的贸易地之间可以进行精确的货币兑换。这同时也反映出，这些集市在产自德国矿区的贵金属的流通中起到的作用，而实际上，这些贵金属是集市的重要商品之一。在佛兰德斯伯爵的协约中，对于大笔钱款，他允许他的威尼斯伙伴或在欧洲的其中一个商业中心花掉，或将其运送回国。为保证契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博杜安伯爵进行了典押，即“欠债之人的财物与土地都应用以偿还欠款。”这一政策具有鲜明的封建特征，因为他动用了一项他之于诸侯的权力，这是集市体系的一个十分古老的原则：在一个民族内，个人的债务与所有人休戚相关。如此看来，伯爵所欠的债务，便成了集市上所有佛兰德斯商人所欠的债务，若伯爵还不上欠款，那么拉尼集市上其他佛兰德斯商人的财产就会被扣押以偿还欠款。
自19世纪以来，许多文章都对香槟地区的集市进行了描绘，认为这些集市是欧洲发展经济的手段之一，并且在这些集市中诞生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如同往常一样，对史料的回顾使得人们产生了一种细致入微的观点。比起经济史，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一个镀着欧洲中心主义的传奇故事。集市的成功似乎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这其中，香槟伯爵自由者亨利（Henri le Libéral，1127-1181）的政治目标则起到很大作用。作为欧洲贵族阶级的一位重要人物，同时作为法国国王的圣城兰斯的领主以及紧邻神圣罗马帝国封地的所有者，亨利通过实行一项繁杂的政策巩固了他的封地，如此，他既能忠于卡佩王朝的君主，亦在欧洲范围内展开外交，而这些集市，便是这一政策实行的手段和结果。两个因素确保了集市的成功举办，并使得这些集市在一个世纪内成为欧洲的商业中心。通过伯爵与欧洲大多数王公、政权进行的谈判，确保了当地公共权力会对来往集市的商人、他们的货物及财产提供保护。以领主间的协议为基础，自罗马帝国消亡以来，该体系首次在整个欧洲大陆范围内建立起了一个经济的流通空间。第二个关键在于伯爵允准了集市内的交易，并允许商人将交易记入自己的账簿。这一体系构建在一个简单有效的原则之上，各族商人团结一致，为了避免遭受整个团体被逐出集市的惩罚，他们只好为团体的成员偿还欠款。这个威胁对整个群体的繁荣都有影响，使得可在集市支付的债券成为真正的货币手段，而庞大的债券则避免了集市中不正常且不可预见的金属货币大量流通的现象。这样的威胁同样也是约束商人的有力手段。
香槟地区集市的成功中暗藏着某些谜团，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一直对这些谜团十分感兴趣。上面提到的一些地方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心，但如今却没留下什么踪迹：美丽的中世纪城镇普罗万从14世纪就开始陷入沉睡；不论是在拉尼还是在奥布河畔的巴尔城，都找不到半点集市的踪迹；而特鲁瓦，作为布料之都、造纸之都与服装之都，也早已丧失了财政职能。而香槟伯爵本人，也于1284年融入王国的统治当中。我们极有理由将集市的成功与纺织业，尤其是佛兰德斯地区的纺织业的发展联系起来。事实上，这些集市不仅是羊毛及染料原材料供应地，也是意大利商人购买或交换布料的场所，随后他们将买到的东西拿到地中海地区转卖。文献突出了集市经济的包罗万象：集市上售卖琳琅满目的商品、纺织品、冶金制品、调味料、红酒；同时，集市也与数千名贵族保持了固定的距离。集市的消费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旅馆业和食品制造业。相比货真价实的经济之都，我们更应将这些举办集市的城市想象成沙漠里的客店，客店的繁荣依靠的是旅人的数量和质量。
然而，这些描述并不能说明这些集市在经济上是如何成功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将这一体系的效能进行了理论化，他还特别强调了集市守卫者的能力。这支由几人组成的队伍，在没有寻求政府和法庭帮助的情况下，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都确保了契约的实行。卡佩王朝对集市尽管关注，但却没有将王权延伸到集市之中，而仅仅是对香槟伯爵所颁布的法规进行了确认，这说明了一个悖论：如果是伯爵及其欧洲同盟的威望构建了安全通行的网络，那么便是商人之间实施了商品交易活动的守则，而这些守则对基督教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不知道1202年威尼斯的协定是如何生效的，更广义上来讲，我们对威尼斯商人对集市贸易的参与方式也知之甚少。然而，佛兰德斯伯爵不太可能冒险逃避义务，毕竟该义务得到了显贵证人的见证。这份契约的孤本说明，从这一时期起，香槟集市的合法性成为财政调节的迫切要求，这一个合法性足以为那些契约奠定基础，而这些契约如同在圣战中缔结的那些契约一样，都是一种国际政策。
马蒂厄·阿尔努（Mathieu Arnoux）
附注：1066, 1282, 1456, 1720, 1860, 1973
[1] 马克（marc）是旧时金、银的重量单位，约等于8盎司，曾通用于古代的欧洲西部地区。——译者注
[2] 两（once），法国旧重量单位，合30.594克。——译者注
[3] 原文为esterlin，12世纪到13世纪在欧洲流通的苏格兰古币。——译者注
[4] 苏（sou）和但尼尔（denier）是法国旧时辅币名。苏，旧时相当于1/20利弗尔；但尼尔，旧时相当于1/12苏。——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