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5年
法兰克人的东方
1095年11月17日，在克莱蒙主教会议的最后一天，主持者教皇乌尔班二世劝说西方基督徒援救受到穆斯林压迫的东方教胞，并将耶稣墓从异教徒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对于那些去往耶路撒冷并将财产置于圣座特殊保护之下的战士，教皇宽恕他们所有的罪孽。11月28日，教皇在尼姆再次发起号召，产生巨大反响。自1096年春天开始，一众平民阶层的朝圣者就开始投入战斗，同年夏天，王公及骑士的军队也参与了战斗。他们胸戴十字架，象征着他们的诺言和他们十字军的身份。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就此开启。这场十字军东征于1099年结束，在历经三年的苦难之后，大军夺下耶路撒冷，并在圣地建立新的封建政权。这一事件表明，在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教皇掌握了极大的权力；此次十字军东征是一次“法兰克”政权在地中海地区的扩张行为；拉丁基督教与穆斯林、犹太人以及希腊人的关系都十分紧张。这场战争开启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之路，最后，虽然十字军东征失败了——1291年，阿卡的圣约翰教堂的倒塌，象征着法兰克人在黎凡特统治的终结——但这场征战也令东方基督徒长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并让穆斯林产生了报复之欲。
这次克莱蒙发起的号召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这一时期，自加洛林王朝以来，教皇首次在一众元老院教士的陪同下离开意大利，走遍曾经的高卢地区，尤其是高卢的南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他们在这些地区召开议会、确认特权、解决争端，并为教堂及墓地祝圣。乌尔班二世是一名出身香槟贵族家庭的法兰西人，曾任克吕尼修道院大院长。当时，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努力地得到法兰西王国的赏识与认可，尤其是在卡佩王朝时期，乌尔班二世拥有对教会充分的统治权，并且，他进行的格列高利改革推动了新的社会准则的形成。
在这一背景下，对于敌人——穆斯林，以及目标地——耶路撒冷和圣地的选定，是教士们希望通过战争活动与骑士的意识形态，得以实现的一个广阔的控制计划。教皇们发起的这场打击穆斯林的圣战，实际上可以回溯到1060年前后，回溯到伊比利亚收复失地运动发生之时。其中带有圣奥古斯丁的暴力合法之传统，但这一传统在1095年被赋予新的含义。在克莱蒙，教皇在整个基督教内推行和平的法律与上帝的休战，这些规定限制并管理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兵戈相向，从而更好地把骑士的战争矛头调向外部：在对异教徒的打击中获得灵魂的得救，这已成为所有西方骑士的理想。犹太人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批“上帝之敌”：第一批十字军战士，在隐士彼得（Pierre l'Ermite）与沃尔特·桑萨瓦尔（Gautier Sans Avoir）的带领下，在莱茵兰（Rhénanie）诸城进行了一系列罪大恶极的大屠杀，给日耳曼语区及斯拉夫语地区的犹太教造成了剧烈的动荡。十字军战士们在去往君士坦丁堡的路上遭遇拜占庭人，他们指责后者软弱无能、与穆斯林沆瀣一气。
按照惯例，我们将十字军东征分为“平民十字军东征”与“王公十字军东征”。但实际上，“平民十字军东征”的队伍中也有日耳曼骑士。“王公十字军东征”的军队由法兰西或洛泰林吉亚王公率领：法兰西国王的兄弟韦芒杜瓦公爵雨果，诺曼底公爵罗贝尔，布卢瓦伯爵艾蒂安，佛兰德斯伯爵罗贝尔，艾诺（Hainaut）伯爵博杜安，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四世（Raimond de Saint-Gilles），下洛泰林吉亚公爵布永的戈弗雷（Godefroy de Bouillon）及其兄弟布洛涅的博杜安（Baudouin de Boulogne）。理论上讲，“王公十字军东征”由教皇特使，即蒙泰伊的阿德马尔主教（Puy Adémar de Monteil）指挥。这支军队没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国王的参与，甚至连法国国王都并未参与其中：只要与罗马教廷相关，一切就都变得微妙起来。这段征程道阻且长。第一批由隐士彼得率领的十字军，军队组织十分松散，犯下众多劫掠行径。这支军队在被阿莱克修斯·科穆宁教堂（basileus Alexis Comnène）逐出君士坦丁堡后，又遭到匈牙利人或土耳其人的屠杀。法兰西王公们分头来到拜占庭的首都。意大利南部的诺曼底王公——塔兰托的博希蒙德（Bohémond de Tarente）与他的侄子坦克雷德（Tancrède）也加入了他们的军队。除了雷蒙德四世外，尽管条件并不丰厚，所有人都在返回耶路撒冷之前对阿莱克修斯进行臣从宣誓。穿过安纳托利亚和安条克的路途十分艰辛，因为士兵们承受着气候、疾病、食物短缺以及土耳其人侵扰等种种考验，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法兰克将领间也因争吵而产生分歧。然而，骑士军队的强势对抗发挥了作用，十字军通常能在与穆斯林的对抗中取胜。这支稀稀拉拉、疲惫不堪的军队终于到达耶路撒冷，于1099年7月15日夺取并洗劫了城市。
凭借胜利的优势，“法兰克”王公们解除了对拜占庭国王的效忠，建立起一个个独立的公国，这些公国的体制受到西方封建制度的启发。布洛涅的博杜安在1098年2月到3月期间建立了埃德萨公国。在耶路撒冷，一位教士在第一时间遏制了一个新王权的诞生，因为他认为这一王权对基督的权力是一种冒犯：只有布永的戈弗雷被选为“圣墓守护者”。但在他于1100年逝世后，他的兄弟博杜安成了耶路撒冷国王，并要求对其他法兰克公国行使宗主权：的黎波里（Tripoli）伯爵领地由一位最年幼的图卢兹伯爵掌管；安条克公国由意大利的诺曼人掌管；而埃德萨伯爵的领地则被掌控在布洛涅的一个家族手中。1099年至1100年起，众多十字军战士再次从西方出发，他们认为如此便完成了他们的誓言。但那些留下来的人和那些新到的人却得以控制大片土地，传播领主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种种联系，然后在穆斯林建筑的启发下建立了一座座城堡（而穆斯林建筑则是受到西方防御工事的启发），并认可意大利商人所拥有的贸易特权，因为他们曾数次为十字军提供并运送军饷。主教府与天主教修道院也建立起来：一个拉丁教会即将成立。尽管“法兰克人”的数量并不多，以致他们没有参加1100年至1101年、1107年至1108年、1120年至1124年以及1129年的远征，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殖民活动却逐渐发展起来。
虽然争执与分歧在规律地撕扯着十字军，但拜占庭人和穆斯林却将其视作一支协调一致的军队，这一定义一开始并非来源于宗教——希腊人以及少数非正统的近东人同样也是基督徒——而是来源于军队的“法兰克”身份。十字军战士多是加洛林王朝法兰克人的后裔，他们凭借这一身份进入罗马天主教，拥有同一种母语和同一个故乡：法兰西王国，尤其是法兰西王国的北部地区，以及奥依法语。诚然，北部法兰西人、普罗旺斯人（实际指的是南方人）、意大利人（尤其是利古里亚人和伦巴第人）、（意大利或法国的）诺曼人和德意志人之间，依旧存在着差异与紧张的局势。但东方的熔炉里，与当地人相比，不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他们都成为“法兰克人”，并且这一身份逐渐覆盖了西方地区王朝的融合过程。这一身份也对十字军战士进行了虚构，将他们塑造成为武功歌里英雄的尊贵继承人（查理曼大帝、罗兰、奥利维耶……）。这些武功歌以法语写成，歌颂了十字军抗击“撒拉逊人”以及西班牙的“摩尔人”的伟大功绩。这种虚构滋养了基督教的骑士精神，教会希望能将这种精神为自己所用，例如，教会强调了基督教授予骑士称号的惯例，并不断创造出新的宗教军事秩序。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le Temple et l'Hôpital de Saint-Jean-deJérusalem）建于耶路撒冷，并处于教皇的保护之下，该组织确保了朝圣者与法兰克政权的安全。他们在圣地的守护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骑士团招募的主要是法兰西人，从12世纪到13世纪，这一招募活动再次建立起东西方的紧密联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就不会对1144年因埃德萨公国灭亡而引发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而感到惊异。这次东征同样是在法国发起的，教皇欧仁三世（Eugène III）委托克莱尔沃的圣伯尔纳铎（Bernard de Clairvaux）对此次东征进行预言，后者是西多会修道院（l'abbaye de Cîteaux）院长，是当时最著名的重要人物。在1146年的复活节，圣伯尔纳铎首次在弗泽莱修道院（l'abbaye de Vézelay）进行布道，该修道院收藏着圣母玛利亚-玛德莱娜（Marie-Madeleine）的圣物。人们认为他在死前离开了圣地，以便能在旧日的高卢地区结束自己的生命。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决定参与这次东征。通过这次十字军东征，法国在国王的大力支持下开始成为教会的长女。
弗洛里安·马泽尔（Florian Mazel）
附注：177, 1143, 1202, 1270, 1572, 1685, 1863, 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