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2年
加洛林王室中的一个维京人？
公元882年7月，法兰西国王查理三世（又称“胖子查理”）率军围攻定居在阿斯克洛哈（Ascloha）——约在阿塞尔特（Asselt）、靠近今荷兰境内的鲁尔蒙德（Roermond）——的维京人。战争爆发之时，维京人自879年起就开始了新一轮对法兰克地区的侵袭，同时，一部分曾入侵英格兰的“维京雄狮”也来到欧洲大陆。在经历几天徒劳的围城之后，查理与这些维京人进行了谈判。诺曼底首领之一古德弗里德（Godfrid，另一文献中称为Sigfird，音译为西格弗里德）接受了洗礼，并获得弗里斯境内的土地，而这片土地原本是由维京人罗里克（Roric）统治的。这些维京人们还获得一大笔财富，一些文献将之称为贡品，而另一些文献则认为，这笔财富是古德弗里德受洗所得到的礼物。他迎娶雨果的姐姐吉塞拉（Gisla），而雨果被认为是洛泰尔二世的私生子。古德弗里德由此完成与加洛林王室的联姻，这场联姻可能是双方协议的一部分，也可能因为古德弗里德想要在一段时间后，与公主的兄弟雨果结盟。事实上，在联姻后，古德弗里德随即就参与到加洛林王室的种种阴谋之中，他支持雨果谋反推翻查理三世的统治，又要求加洛林王朝以一笔钱财来换取他的继续效忠。885年，在位于瓦尔河与莱茵河交汇处的埃雷斯皮什（Herespich），古德弗里德死在一次由皇帝的亲信——巴本堡（Babenberg）的亨利策划的埋伏中，而雨果则遭到逮捕，在被剜去双眼后被送往一座修道院。古德弗里德爬到法兰克显贵的顶峰却又坠落，他的受害，是因为他参与了王朝的众多阴谋，是因为他想要从中牟利的企图，也同样是因为他的骤然升迁招致他人的敌意。
实际上，向我们讲述这一事件的文献都有自相矛盾之处，如《富尔达年鉴》（Annales de Fulda）、《圣贝尔迪年鉴》（Annales de Saint-Bertin）、《圣瓦斯特年鉴》（Annales de Saint-Vaast），这让我们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版本。例如，在《富尔达年鉴》的两个版本中，查理三世在这一事件上的态度就截然相反。这位务实的国王处于优势地位时，与维京人达成协定，抑或说他是“另一个亚哈”[1]，因为听信了叛徒的谗言，与维京人达成一个令人发指的妥协，而这时，他的军队其实是战无不胜的。查理做出的另一次妥协更为有名，同样也饱受争议。他以贡品换取——贡品的数量很少（700利弗尔）——维京人解除对巴黎的包围（885-886），并允许他们在勃艮第过冬。维京人让查理臭名昭著，而当时的史料已经反映了这一点，但这种恶名——据记载——在19世纪民族史书的描绘下变得更加不堪。与厄德（Eudes）相比，这位皇帝是一位典型的反英雄人物。厄德作为巴黎的伯爵，英勇地守护了这座城市，他的晋升，正是因为他英勇地抵御了入侵者。正如19世纪亨利·马丁（Henri Martin）在其著作《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中所描绘的那样：“巴黎成为新兴人民的首都，这些人凭借着一己之力击退异邦人，并且在他们之中，光荣地诞生了一位国家领袖。巴黎开启了伟大的时代！从此，厄德成为法兰西的精神与法兰西的魂。”几年之前，在凡尔赛宫的战争画廊中，让-维克多·施内茨（Jean-Victor Schnetz）于1837年的画作《厄德伯爵在巴黎抗击诺曼人》（Le comte Eudes défend Paris contre les Normands）歌颂了这次抵御之战，成为查理曼肖像与布汶（Bouvines）胜利之间唯一穿插的画作。
这次阿塞尔特围城是我们通常称为“诺曼人入侵”的事件之一。这是19世纪到20世纪的史书中通用的叫法，它让人们以一种简单的视角来看待维京人的迁徙，这种视角首先将其视为一种军事和破坏行为。我们不应当低估维京人所造成的恐慌、破坏以及教会的混乱，更有争议的是，他们对相关地区的政治发展造成影响。维京人于841年对塞纳河谷发动攻击，这次攻击提前预示了在瑞米耶日（Jumièges）和鲁昂燃起的大火；882年，他们对聚特芬（Zutphen）造成部分破坏；913年，他们又对朗代韦内克修道院（l'abbaye de Landévennec）发动攻击。本在飞速发展的法兰克帝国港口及北方沿海地区数次成为维京人攻打的目标，维京人也许要为这些地区的衰落负全部责任。
“诺曼人入侵”一词，不一定能更好地解释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扩张行为。即使应当对这种行为保留唯一的阅读框架，但一些越来越常用的表达方式却标志着观点的转变，例如“维京族群”“维京人聚居地”（更有争议）等说法，就使用了一种全面的方法来研究相关问题。保留以下几个观点。首先，维京人的迁徙发生之时，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族群中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所以维京人的迁徙是这种转变的延伸、表现与成因——经济活动呈现出多样化；新兴的贸易地诞生了，这些地方后成为首批市中心；斯堪的纳维亚王室的中央权力确立和基督教的渗透等等。其次，维京人向一些知名地域扩张，并与当地掺杂着不同种族与文化的各阶层都有所往来。他们的迁徙最终使得这些地区，根据不同的社会结构与安置新到人口的方式，做出了不同的回应。由此看来，维京人与法兰克王国之间的种种联系，是维京人复杂多变的迁徙过程的体现之一。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古德弗里德。实际上，这既不是法兰克统治者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向维京首领妥协。这种妥协始于查理曼统治（768-814）末期，据后世记载，更确切地说，它始于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814-840）。当时，法兰克人正在干预丹麦事务，并且在兰斯的埃博大主教以及后来的圣安斯加尔的发动下，开始向北方人传教。826年，哈拉尔·克拉克国王（Harald Klak）来到帝国接受洗礼，认路易为教父，并在吕斯特兰让（Rüstringen）得到一块封地。虽然他的受洗没有使得丹麦皈依基督教，但却开启了其他传教活动。837年，哈夫丹（Halfdan）的儿子亨明（Hemming）在瓦尔赫伦岛抵御维京海盗的侵袭时身亡。斯堪的纳维亚首领，尤其是丹麦首领，被数任法兰克统治者安置在弗里斯：例如罗里克就在840年至870年间统治着弗里斯的部分地区，尤其是多雷斯塔德（Dorestad）商业中心，该商业中心是法兰克国王的国库。同时，罗里克还结交了洛泰尔一世、秃头查理、日耳曼人路易以及洛泰尔二世。这一时期，加洛林王朝的国王们，甚至一些王国的显贵，都借斯堪的纳维亚首领来打击自己的敌人，包括驱逐其他部族的维京人，例如，在860年至861年间，秃头查理支付了一笔钱——花资不菲——给掌管着索姆河谷的韦兰船队（Weland），让他们驱逐那些藏匿在塞纳河鲁昂上游地区的奥塞吕姆（拉丁语Oscellum）中的海盗。其他丹麦首领则充当法兰克人与维京人谈判时的调停人：韦兰与查理之间的商讨就是在一位丹麦人阿斯拉克（拉丁语Ansleicus，即Aslak）的主持下进行的。阿斯拉克效忠于法兰克国王，是国王的“宫廷之伴”。出身于丹麦王室的西格弗里德信仰基督教，并效忠于年轻的国王卡洛曼二世。884年，他受王国显贵指派，前往亚眠与维京人商讨贡品事宜。不可否认的是，在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充分融入法兰克人的社会之中，成为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
虽然古德弗里德的尝试失败了，但这次尝试的意义十分深远。9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首领们纷纷试图晋升到法兰克社会的最顶端，但这些新到之人获得晋升还会招来抵制。897年，兰斯大主教富尔克（Foulques）斥责了他的保护者——傻瓜查理（Charles le Simple），因为后者与安德乌斯（拉丁语Hundeus）进行了会晤，而这位年轻的加洛林君主此时已经改变了宗教信仰。几年后，罗洛、傻瓜查理，以及以纽斯特利亚总督罗贝尔为首的王国显贵之间达成妥协，并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法兰克王国向诺曼底首领承诺，只要他接受洗礼，并“保护王国”（拉丁语tutela regni），那么作为交换，他就能得到塞纳河下游的土地，而这片地区后成为诺曼底的中心。罗洛（Rollon）迎娶傻瓜查理的女儿吉塞拉，历史学家们虽对这一事件尚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罗贝尔总督成了罗洛的教父。911年，埃普特河畔圣克莱条约（le traité de Saint-Clair-sur-Epte）不仅标志着斯堪的纳维亚人唯一一次长时间存在于法兰克王国中的开始，同时也表明，这些鲁昂的新统治者已经融入王国的亲王显贵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上一辈的古德弗里德没有做到的事情，罗洛却做到了。
皮埃尔·博迪安（Pierre Bauduin）
附注：451, 800, 1051, 1066, 1550
[1] 亚哈（Achab）是古代中东国家北以色列王国的第8任君主。通过和西顿公主耶洗别的婚姻，亚哈把对腓尼基神巴力的崇拜带入以色列，结果招致以利亚和其他先知的反对。——译者注